我的生活第三十二章首都革命以后

第三十二章首都革命以后(1)

　　首都革命最初的目的，原是要扫除军阀势力，打倒贿选政府，拥护中山先生主义，实现和平统一的主张。但因在军事胜利之中，没有能够建立革命政府，结果仅是给予当时最凶恶的军阀曹锟、吴佩孚一个致命的打击，或能减去异日革命上不少的阻力。除此之外，这次革命的意义已在奉系军阀与皖系政客为私人势利的合作之下断送了！

　　段祺瑞这回初到北京执政，谁都希望他有一番新的觉悟，能把他自己身上的大疮和虱子割尽除绝，使国家人民少受些弊害。谁知上台不久，就证实了：不但旧有的虱子未除，反倒加了臭虫；不但大疮未剖，反倒加了疥疮。官僚买办，二花脸，三花脸等等全都来了，成天抢官、抢权、分赃打吵，闹得昏天黑地。同时他又宣言“外崇国信”，承认金佛郎案，维护帝国主义的特权，以与中山先生的取消不平等条约相对抗；一面召集善后会议，俾军阀官僚政客买办分赃攫利，以与中山先生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相对抗。种种乖谬措施，总要使中山先生纵肯毅然来到北方，亦无法进行其为国为民的革命方策。

　　我看着前途一团漆黑，没半点光明的气象，遂决定避入天台山，以示消极。此地在民国六年讨阀复辟之前我曾住过，前面已约略提及。天台山不甚高，路是缓缓通上去，虽不阔，亦不陡，走着不感吃力；东北上直通到香山。庙中屋子共有三四十间，所有门窗都以硃红油漆，很是美观。和尚有三个，一个老和尚，一个大和尚，一个小和尚。老和尚规矩甚严，起居功课都有定时，闲时不许下山，两个徒弟都很受约束。庙中工人，都是老和尚“娘家”的亲戚，还都朴实勤劳。三位和尚，都是我的熟人，相见很是欢洽。那天在后面山上，看见石工凿石，我问他什么，老和尚却不肯说。后来大和尚告诉我，说是老和尚做的坟墓。

　　我觉得好笑，心想这和尚真是自私，又想成佛做罗汉，又要留恋躯体。庙后有一个老爷庙，或称老佛爷庙，殿门关着。叫他打开看看，回说每年三月三日方开，平时不开。这么一说，引起我的好奇，越要打开看个究竟。后来开了，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个干巴肉胎，头歪歪地望着北京。问这是什么人，和尚附在我耳边低声说：“这是顺治皇帝。”我笑了一下，明明又是和尚捣鬼，不知从哪里打听得顺治有出家之说，就造出谣言，愚弄百姓。山后就是过街塔，居民极苦，住屋破败不堪。那时天气已经很冷，家家都无棉被，只拾柴火，把炕烧热睡觉。找他们谈谈，无不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不到乡间看看，百姓的困苦，是想象不出来的。

　　我在天台山住着，原是不打算见客的。但每天来访的人陆续不断，我也不能拒绝。其中奉系皖系以及国民党的朋友都有。他们怀着不同的意见，同我提出不同的主张，都是劝我不要消极。邓宝珊、汪兆铭和吴稚晖先生等来访谈的次数最多。他们来时，我总在带着兵们在山上开垦，一段段都开成二丈长三丈阔的土地，极是肥美。他们见我干这个，引为稀奇之事。我说：“这样好的地，和尚却弃而不用，真是太可惜了。我现在开出来，给他们看看。”黄膺白先生也常常来。我和他谈，我想到外国去走一趟，考察考察，长些见识，回来说话做事，也可有个准儿。黄先生却不赞成，说如今不是时候，其他国民党朋友都不同意，部属也常来相见，鹿瑞伯每来请示今后的做法，我总是告诉他说：

　　“你们第一要听中山先生的招呼，其次要和李协和先生多多见面谈话，还有胡笠僧、孙禹行诸位，必须常通声气，结合在一起。这三件是大事，其余你们商量着办就是。”

　　我每天按时读书，读的是《书经》、《诗经》，以及群书志要一类，严格地说多是一些废书，不切合时代和社会的要求。

　　后来段祺瑞派人来告诉我，说我们的部队都已另新编制好，任我为西北边防督办，请我到张家口去。本来我为陆军检阅使即兼有西北边防督办的这个名义，现在只留下这个，陆军检阅使的名义便无形中取消了。察绥一带虽是苦寒之地，但那时我却极乐意去。第一，中山先生曾派汪兆铭和吴稚晖、孙哲生等先生屡次到山上劝我不要消极，其他各方也函电交促，劝我出山，而我出国游历的计划亦为各方劝阻不能实现。第二，我厌恶这个政治中心一乌烟瘴气的北京，极想远远地离开，效法张留侯退居留坝的办法，到那地僻人稀的区域里，一则可以藏拙，二则或者更适宜于我的避免参加内战的心愿。主意既定，即离开天台山。这时候天气很冷，大约是民国十四年的春初吧。

　　下山以后，先料理军队的事。那时我们国民军第一军共改编为六师：李鸣钟一师，鹿钟麟一师，刘郁芬一师，张之江一师，宋哲元一师，郑金声一师。这原先是五个旅，扩充成师；外加郑金声一师。我的治军理想，原是重质不重量，贵精不贵多。但西北幅员太广，不有足够的兵额，即难于分配。如甘肃，必得有一师方可维持无虞；察哈尔、绥远亦各需一师。鹿钟麟时为北京卫戍司令，非有一师之众不能胜任，而南苑驻防的队伍亦不容太少。六师之外，石敬亭、石友三各编为一混成旅，外加炮兵两旅，交通队一团。人数约在十五万左右。人数既已扩充，长官士兵的教育不能不加紧努力。特组织了军官教导团、交通教导团、骑兵教导团、炮兵教导团、铁甲车团等教育机构。更于南苑设训练处，内分步骑、炮工、辎重等科，任熊斌为总监，刘骥为参谋长，曹浩森为副参谋长，钮惕生为总参议，分负考察监督之责。

　　这些编制上的更张，当然由陆军部决定。那时陆军部部长吴子堂，属于奉系的人物。吴子堂一心要和我们的国民军作对，在陆军部会议的第一天，他即提议取消国民军的名称。那次是段先生主席，刘定五先生为国民军代麦，刘坐段右，吴坐段左。吴最先起立发言，说同为国家军队，不当另立名目，国民军名义现还听其留着，究竟有何用处？……说了许多拐弯话。刘定五先生听不入耳，当即予以驳斥。刘说：

　　“今天多么重要的会议，有许多经纶大事须得商决，为什么一上来就抓个名义不名义的题目和国民军捣鬼？国民军的名义自有其光荣的意义，应当尊重保留的。没有国民军，这回哪来的段执政？是谁打倒曹、吴的？是谁驱走满清皇帝的？若必取有子不要母的办法，国家的纪律如何伸张？你们上次捣鬼已经把段先生捣得要不得，现在你还要捣鬼，你和段先生究竟有什么仇恨？”

　　于是指骂他不像一个部长，简直是奉军的马弁，吵得个不亦乐乎。段先生见情形不佳，就把定五先生拉到内室里去喝茶，说：“今天是第一次会议，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我们还是喝茶好。”第一天会议，即如此结束。但国民军的名义毕竟还是取消了。自此改编如前，统称为西北军。这次吴子堂一上台就拿国民军开刀，实种下了后来的恶根。

　　我既为西北边防督办，以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不久，又发表我兼任甘肃督办，我乃派刘郁芬代理之；又派蒋鸿遇为帮办，开驻宁夏，并保举薛笃弼为甘肃省长。任邓鉴三为绥远民政厅长。

　　我到了张家口，第一件积极办理的事情，便是修筑由包头到宁夏的汽车路。这条路沿着黄河，极是荒僻难走，土匪随处出没。沿路有一种雉鸡草，丛生，非常高大，都是几千年来任其留着，从来没有除过。白石嘴子到流沙河一段，尤其艰难。当时派石友三带着一旅人任其事，费了极大劲，吃了极大的苦，直闹了四五个月才算竣工。与此同时，我又呈请任命王铁珊先生为包宁铁路督办，打算把包宁间的铁路也修筑起来。王铁老的为人，清廉不苟，督办此事，最为合宜。

　　可是王过去曾参过交通部一案，因此交通部表面对之极表恭敬，称为深庆得人，而实际则恨之刺骨，处处掣肘，什么也不叫办，什么也办不动。铁珊先生和我叹息道：“你派我做这个事，恰好派错了人了。”这一条重要的铁路，竟因此没有动工。我老以为个人的事和国家的事无关，然而结果如此，可见我知道得太少了。人心真是不可解。中国的政事，恐怕大半坏在这个人事的关系上。应当是对事不对人，而实际则恰好相反，偏是对人不对事。这种病根随处可见，到而今也不能免。

　　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对于地方政治，很肯努力。在处境艰难、部队那样困苦的时候，他还节省出一笔款项来，在上堡地方建筑一座铁桥。原先那是一座木桥，夏季水涨，车马行人往往出险，铁桥筑成，化险为夷，旅行大感方便，因此地方上很是感激。

　　我在张家口住着，曾修筑一个新村，由冯治安、张自忠两人负责，带着他们的队伍修筑的。此外又盖好了一个诚洁旅舍，因为这里来往的旅客很多，平时他们都住俄国饭店，价钱极是昂贵，我为减轻他们的消耗，特筑这个旅舍为他们食宿之地。

　　这时各方面的朋友都三三五五地来看我，大约国民党朋友来得最多。许多阔别多年的，许多闻名而未见过的，这时都得到会晤的机会。那时所谓新兴社会科学，只在萌芽。三民主义在旧政治的压迫之下，也未普遍地公开于世，因此社会人民对于新兴社会政治的知识，都很简陋。我那时读书，尚未脱传统的窠臼，在此方面自然也不能例外。尤其许多术语和名词，我简直弄不清楚它的概念。而中国旧有的政治哲学，深入我的脑筋，使我对于党派的组织不免怀着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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