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一章首都革命(6)

第三十一章首都革命(6)

　　在这次战争的过程中，我得到这么几个经验：

　　第一，对于敌我的实在情况与处境须有透彻的认识。古兵家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又不知己，每战必败”的话，是一点也不错的。在这次战争中，我因联络周详，对各方面的情形都颇为明了，所以虽以较薄的兵力，也能战胜素称雄厚的吴部。

　　第二，将领对于所部的作战能力，须有相当自信。这次孙二哥带着三军前往保定，一到定兴县便与敌人接触，一方打着，一面却沉不住气，觉得自己力量单薄，不能支持，告急的电报如雪片一般飞来。我这时一因队伍太少，无法抽调；二因绥远马福祥态度不明，须派队守备。接他电报后很为踌躇。但增援毕竟是紧要的，于是我勉强将佟麟阁的两营派了去。可是这两部分援军开到那里，并未起任何作用，保定的曹部便解决了。若是孙二哥对于自己有相当自信，不是这样的连电告急，我即可从容把增援队伍派调他方，岂不要收更大的战果！

　　第三，截断敌后，在我国旧战术上很是讲究，用之得法，确可决定战役的胜败。这次杨村之战，正面的攻击双方势力几乎相等，但等到谷良友率部抄到敌后，吴军便很快地溃败。因为后路一断，弹药粮秣的接济，以及消息命令的传达，都发生了阻碍，无论什么劲旅，处此情状，都不免发慌，战斗精神一经丧失，还有不惨败的道理吗？

　　第四，为将领者不明战术，专凭勇气，鲜有不失败者。这次被派往攻唐山的一路未得预期的胜利？使我很是奇异。因为此路敌军，全系由前线撤退的败兵溃卒，早已丧失斗志，迎头一击，如摧枯拉朽，必收极大战果。但为什么竟不能得到预计的胜利呢？等到邓宝珊先生回来，报告那边的作战情形，才知道完全是将领头脑过于简单之故。原来笠僧先生部下的将领，讲究的是肝胆义气，吃苦耐劳，冲锋陷阵尤称勇猛。但其中没学过战术率兵术的人亦确实不少，因此部队过了一千人，他们往往无法指挥。这次在唐山车站截击敌军残部，他们看见站上停着一列（由两列并成）兵卒，上面满载溃兵。当即派了一营人前去缴械。败兵已无斗志，情愿缴枪。但他们就不知道派人将车头上的司机先行监视，只顾三三五五地爬上车去忙着收枪。就在这时，随车的敌军官长即命令司机开车出站，把那列车拖到二十里以外。我们上去的不过三四百人，而敌兵则不下三四千之众，结果上车收枪的反被人家全数缴枪或枪杀，没逃回一个。又有一次，他们没等把部队分配妥当，大批的敌兵已由前方撤退下来了。当时无可措手，两方面即混到一处，也认不清哪是敌人，哪是自己。弄得混乱不可收拾，后经邓宝珊用尽方法始把自己人整顿调齐，结果竟损失了很多。幸亏当时敌军在溃败之余，无心作战，否则他们这一次便不免全军覆没！

　　我们部队到了天津，吴部枪炮弹药大量抛弃，统统堆在新车站。张之江派人前去收存保管，引起笠僧部队的不满。他们久居陕西那穷僻地方，一旦看见新式枪炮即不免红眼。后经张之江竭力解说，才算误会冰释。足见训练缺乏的队伍，毕竟难于控制，一遇利害关头，便越轨行动。若非张之江应付得好，岂不闹出笑话？这次国民军在天津，未出半点乱子，地方上秩序井然，也都是张之江的功绩。

　　天津局面既已稳定，段祺瑞即速来数电约我到天津讨论政治机构改进的问题，当时我因中山先生已在北来途中，故复电说须等中山先生到天津的时候，我再去不迟。过了没一天，段祺瑞又派了一位曾为陆军部军需司长的罗某来促我早日赴津。我想如果坚执不去，必因猜疑而生误会，若先去一谈，一则可示我坦白之怀，二则也可以欢迎中山先生的来津，觉得未尝不可。遂决定赴津，即一面复电说准明日去津，一面召集将领说明去京的原委。

　　次日我动身去津，火车行至杨村，忽由后面另来一车，开得飞快，致撞上我们的车，一时震荡颠簸，不啻天翻地覆。我的行军桌翻倒了，韩多峰摔倒地上，熊斌他们坐在头等车上，把头也撞破了。我当时正在铁闷子车上的行军床上躺着，所以一点也没有受伤，就是再震得厉害些也不会怎样。后来打听，知道这回意外，是曹、吴余孽干的鬼蜮伎俩，可笑他们心劳日拙，白费了一番心计。

　　与段先生见面，他表示得非常诚恳。事先他已在离他的住处不远的地方替我预备了一处寓所。此时就请我到那边去住。一日，请李景林、张学良、杨宇霆、张宗昌、梁鸿志等大家吃饭，饭毕先照一相，便散坐着商议时局的整顿。这伙家伙，在曹、吴未到，大敌当前的时候，谁都表示得光明磊落，但这时事过境迁，当时的诺言也就抛到九霄云外，全不承认，又重新勾心斗角，只从个人私利着眼了。他们都怀着鬼胎，在言谈之间，对于真诚欢迎中山先生北上的国民军，不免常常流露歧视之情。其中吴光新坐在席上，老是把头低着，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儿，忽然抬起头来贸然说道：

　　“孙岳是个共产党！我们大家都要小心他。”

　　我知道这般小子的居心，在他们的心意，凡是诚意欢迎中山先生北来主持国政的人，都当加上一个共产党的头衔。我就滑稽地说道：

　　“你把孙二哥看得太高了，他每天要吸二两大烟呢？有这样的共产党么？”

　　这话说完，大家便你一句我一句地随便谈笑起来，每人都戴着一副假面具，听不见半句真话。大家这样胡扯了一顿，便算结束了一场会议。其时外间关于我的谣言很多，不是说被刺，便是说被扣。我为了消释这些无聊的揣测，不多几天便回北平去了。

　　在天津，最使人气愤的一件事，便是王承斌的被迫出走。首都革命的计划，王本可算是一个预谋者，如今张作霖竟违背不进兵关内的诺言，把王用武力驱走，岂非是十足的马贼行为！张作霖那次到天津住在曹家花园，门口的岗兵，都和义和团似的拿着长枪大刀，枪长二丈，刀长一丈，一对对十数对两边站立，排成行列。那种气派真叫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如此人物怎样能与共谋国事！

　　我回到北京不久，段祺瑞、张作霖都先后到了北京。段在北京即对国民军岗兵拒而不用，另以唐志道所部二千人为其卫士。这种举措，也使我极不明白。段就了临时执政，黄膺白先生即辞掉了总理之任（执政就职之日，他应当将黄高高捧出，然而相反，竟使黄立于第二行人众中，人人见了为之不平）。于是一批批安福系余孽都连翩入京，瞪着眼珠，急于想在新政权里分些赃品。局面急转直下，演变至此，糊糊涂涂混下去，岂不是为强盗马贼当伙计？如此一想，不由得我对新局面万分消极。

　　这时，胡笠僧在彭德府正和李倬章打得激烈，胡左一电右一电地催我增调援兵，与岳维峻、邓宝珊两位商量，他们都不肯去。一日岳、邓二位跑来见我，我说：

　　“笠僧请兵甚急，你们两位为什么不去应援！”

　　回答道：“我们不去！那方面的事小，我们此时有更大的责任！”

　　“什么更大的事？”

　　“处置张作霖父子是件大事！今天晚间我们就预备暴动，把他父子俩捉住枪决，以快人心，而戡祸乱！日本人已替我们探听清楚，他们这回入京，带的兵不多，只要总司令允许，我们马上就去动手。”

　　我听了颇为吃惊，当即和他们说：

　　“这事无论如何不能实行！就算你们能把他俩捕获，京外奉军必然激起异动，演成混战之局，那时不等两方分出胜负，日本就会趁机进占东三省。日本人帮忙，决不会怀好意的。”

　　我这样地说了，他们仍然固执地坚持原来主张（以为奉军多乌合之众，若收拾了张氏父子，则奉军将领之识大体者必然愿随我们走云云），直到深夜三点多钟，才慢慢把他们说服。次日即接洽车辆，请他们率部开赴河南，去应援胡笠僧去了。

　　我既已决心摆脱当前乌烟瘴气的政局，便对张作霖说明我精神不好，要上山休养的意思。张作霖跳起来说：

　　“你可不能走！我若让你走了，我就是混账王八蛋！”

　　他虽然这样表示，但我说什么也不愿干下去了。回营后即召集将领讲话，说明我此次不得不入山休养的衷曲，并嘱咐他们务要服从中山先生的主张，贯彻所志，继续为国家效力。是日张作霖特来访我，我于回看了他之后，便往京西天台山中去了。

　　此时我满脑子里装着一套“谦谦君子”的道理，觉得高揖群公，急流勇退，是最好的风度。同时胡、孙等虽与我志同道合，莫逆于心，然政治的认识亦殊不充分。其他朋友如徐季龙、黄膺白、刘允丞、王励斋、焦易堂、李石会、王承斌等诸先生，虽过从甚密，亦毕竟未至无话不说的程度。故自己只有好的理想，而未能根据现实环境，拿出良好办法。至今思之，犹觉当时才能不够，有负国人期望之殷，深为愧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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