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一章首都革命(4)

第三十一章首都革命(4)

　　谈至比，两方僵坐，毫无办法。显然的，吴这些办法，全不脱祸国殃民的作风，好像他和国家人民有了深仇一样，于国家人民怎样有害，他就怎样办。我和王怀庆出来，王仰着头叹口气道：“我们这是死路一条啊！”

　　吴佩孚对于我们的饷项粮秣不加理会，但我却不能不开拔。俟到九月二十左右，他派了人到旃檀寺来送我，意思是催我们出发了，我们始准备动身。从九月二十一日起，我即令部队陆续开拔，到二十四日开拔完竣。我派了一营步兵留守后方，委蒋鸿遇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办理后方的一切事务。我原从河南招募一批新兵，约一万余人，编为三个补充旅，由孙良诚、张维玺、蒋鸿遇分任旅长，所领枪械不敷分配，每旅只枪数百支。这时借着训练的名义，着令留驻北京，以为应援。一切安排妥当，我始起程。在我出发的前一天，想到颜惠庆先生是一位好朋友，想把我们即要实现的计划和他谈谈，即去找他，我试探地说道：

　　“国家到了今日地步，政治闹得如此黑暗，贿选卖国，无所不为，而今奉直军还要自起内战，都不过是争权夺利，祸国殃民，这种局面将来怎样结束呢？”

　　“真是难事！”他做出同情的样子随声附和着。

　　“我们总要共同想个办法，以谋挽回，袖手坐视总不行的。若我们将来有了办法的时候，打算请你出来帮忙。”

　　我这话是明明告诉他我们即将举义了，颜先生却模棱两可，不说一句有关痛痒的话。谈了两个钟头，话老是不能深入。颜先生是一位老外交家，说话如此不着边际，我觉得这不是革命外交家的态度。若革命外交家，则头脑敏锐，遇事痛快地一言而决，不当如此圆滑。我和黄膺白先生接洽，也是这样说的，他的态度何等明快。我和颜惠庆先生、王儒堂先生都是多年交谊，往来甚密，正想一一与之接头，因此番颜先生态度如此，所以索性连王儒堂先生亦不去说了。到后来班师回京后，始临时约了王先生出来。

　　我们先头部队开到滦平，我自己也住到怀柔。从怀柔到古北口，到密云，大路两旁都是枣树，此时正结了实，红的果子满树累累，看着真是美观，真是可爱。那时我们部队整整过了三旅，而路旁枣子却依然满树。我过的时候，许多百姓夹道而立，嘻嘻地看热闹。我们问他，枣子短了没有？百姓说：“是您带的队伍过境，哪会摘吃我们的枣子？”又说：“弟兄们看见枣子长得好看，我们就请他们吃。弟兄们说：要钱我们就吃。我们说，都是树上自己长的，要钱做什么？怕你们吃了多少！他们还是不吃。”谈得欢欢喜喜。我觉得这是兵们自觉的纪律，很可欢慰的。

　　在怀柔住了几天，吴又派人催行，我乃进至古北口，住在杨令公庙。据传说昔杨令公奉了朝命征辽，只给他很少的兵卒，他说敌众我寡，悬殊太大，势难收功。朝廷不理会他的困难，只说你且去打一仗再说。他率旅前往，便被包围，极力鏖战，粮尽援绝，结果还是全军覆没。他自觉丧师辱国，只有自缢而死。我这次行军，想到杨令公的遭遇，不禁感触万端，因撰了一副对联，以木书刻，挂在庙柱上，聊寄我之感慨。那联文现在已记不清楚了。

　　在古北口住着，段祺瑞派贾焜亭送来一封亲笔函，大意是表示不赞成内战，对贿选政府尤希望我有所自处。接着张树声、刘砥泉又介绍一位张作霖的代表马某来见。马说奉方殊不愿与我为敌，只要推翻了曹、吴，他们的目的便已达到，决不再向关内进兵。我便很坦白地对那代表说：

　　“我已经和北京方面几位将领有所接洽，只要你们的队伍不进关，我们的计划必能顺利进行，推翻曹、吴，是不成问题的！”

　　我在房里说着话，听着外面狂风怒号，河水急流，士兵正在忙着准备他们的晚餐。在这肃杀紧张的夜晚，我听见我们谈话的声音是如何的庄肃。我拿着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说了几条重要的主张：“这是我们中国唯一革命领袖的办法，您以为如何？将来我们事成，拟请中山先生北来主持大计。这一条你们是不是赞成？”马君答道：“这完全不成问题。一切悉听你的主张，我们无有不赞成的。”

　　我乃重复道：“一是请中山先生北来，二是你们队伍不得进关，只此两条就成，别的都不必细说了。希望你快回去转达，切勿食言，现在是怎样商定的将来就怎样实行。我这儿已经布置妥当，不久即有主和息争的通电发出。”

　　当晚他们赶程回去了。

　　此回相偕同行的有吴佩孚所派监军王承斌氏。王字孝伯，陆大毕业，为人深沉诚厚，寡言笑，他虽然奉吴之命相随监视，但对吴佩孚之所为却不满意。我的一切举措，全不瞒他，什么话都坦白相告。他一方面同情我们，一方面却并不肯参加活动，帮助我们，但也决不会破坏我们，把我们的计划泄漏于吴。我也听其自由，不予强迫，两下各行其是，彼此谅解，如此而已。他的这种态度，我已觉得难能可贵。可是严格地说，我并不能赞成他。我以为个人的关系和国家的关系不能混淆不明，公私应当分得清清楚楚，或则他当反对我们，破坏我们；或则就应当参加我们的活动，共同推翻曹、吴，二者必须站定一方面才是。

　　可是他竟两方都站，两方都不站，模棱其间，不辨是非。孝伯如今不在了，想到此等有用之才，无所成就，委实惋惜不置。当时奉方与孝伯（王孝伯是奉天人）亦有所接洽，承认他对此事为预谋。可是后来曹、吴既倒，张作霖竟令张宗昌、李景林占据天津，把他驱逐出去。这是失信食言的举动，使我十分不平。后来我之不能与奉合作，这件事也大有影响。

　　我从古北口进驻到滦平，即秘密发信给胡笠僧派代表前来会商班师日期。等了数日，邓宝珊奉派前来，我便召集各处的代表在一帐篷中举行会议。张之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鹿钟麟、宋哲元等位亦均由各处前来参加会议。结果规定队伍总称为国民军，因为我们这次革命，是拥护中山先生主义，并欢迎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党名叫国民党，所以我们的队伍也就取名国民军。一路以来，部队行进如流水一般，官兵无不欢欣鼓舞，至此益发精神振奋，大骂曹、吴祸国殃民，我们非回去打倒不可。人人意识到此番作为的意义和自身责职的光荣与重大。

　　那时参预总统府机要的人员，许多人与我们取得联络。吴在前线的情形，随时都有人给我报告。洛吴败讯，在我们开会议时即已闻知，但未证实，不敢深信。乃致电于吴，报告我们前头部队已抵达承德及沿途粮饷难济炮弹潮湿的困难情形，同时并探问他的消息。隔了一天，即接吴的参谋复电，有云：“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根据此电可断定吴战不利之讯，确实无可置疑。我即抓住时机，立刻下令，命胡笠僧率领开赴喜峰口及通县的军队，星夜南下，攻占京奉路之军粮城滦州一带，截断京汉路直军之联络，并防阻吴军西归；命鹿钟麟率部兼程返京，会同孙良诚、张维玺两旅，开往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同入城；命李鸣钟率兵一旅直趋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两路交通；又命已抵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两旅，限日班师。

　　布置妥定，我即亲率刘郁芬首途返京。走到滦平，遇笠僧的代表刘允丞先生，我即拿出首都革命的计划，请他代表笠僧在上面签字，以昭郑重。次日抵高丽营，那晚刮着大风，天气极冷。黄膺白先生从北京赶来相见，详谈政府散漫泄沓的情形和吴在前线败绩之事。京汉线军民拥塞，弄得车辆倒错不开，吴怒而扣押司机，难民悉被锢禁于闷车中，扣在站上数日，整车整车地饥饿而死。种种鲁莽暴行令人闻而发指。当晚共商政府过渡时期的办法，规定组织摄政内阁，又把如何迎请中山先生之事具体计划一番。谈到深夜十二点，黄先生仍然冒着砭骨的寒风，先回北京去了。

　　二十二日鹿瑞伯到达北苑与蒋鸿遇等会见，分配了工作任务以后，当天晚上八点钟即率部由北苑出发，十二点驰抵安定门。孙二哥早已接到通知，即令守兵大开城门，迎接入城。首先接收全城防务，同时把全城电报电话线尽皆割断，一切应做之事，都在一夜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办个妥帖。第二天早晨，北京全城贴满国民军的安民布告，通衢要道上也布满了缠着“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白色臂章的国民军岗兵。人民走到街上，看见这些情景，都闪着惊疑的眼光，不知道这些事实究竟是如何出现的。

　　这次部队回京，所以能够如此机密神速，多是鹿瑞伯办事妥慎周到之功。古北口会议之后，鹿返驻在地密云，即每日令部队练习行军，或五十里而回或六十里而回，总是向西往北京走，有时徒手，有时全副武装。一头走着，一头于路旁打野外；有时刚刚支起帐篷准备露营，忽又收拾一切重新赶回驻地。每日如此，使部队时时准备，使居民天天看惯。故奉命班师之日，不但地方人士不以为意，士兵们亦多不知情。鹿率部到达北苑后，照着命令在此间设法先运一团人入城。他每次派两连人，作为进城取东西的模样，暗进明出，进去的多，出来的少，数次之后，城中即陆续聚了一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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