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二十一章倒袁之役

第二十一章倒袁之役(1)

　　转瞬就到了一九一五年的年底。阴历除夕这天，我在裂面溪住着，派人买了一些鸡鸭鱼肉，预备同旅部的参谋、副官、书记、军医、军需各处的人员聚餐，想不到黄昏时候还未坐席，突然接到由顺庆转来陈将军一个电报，说顺庆第四混成旅的队伍已经开拔，要我迅速赶去接防，并说随后还有电报给我。

　　我接到电报，当即连夜出发。刚到顺庆，即接到成都电报，说云南蔡锷即将起兵讨袁，接着来一电报，说云南护国军已经于十二月二十五日誓师。稍停又来一电，说云南护国军分两路出兵：一路取道贵州，经镇远以出湘西，由李烈钧将军率领；一路出四川，由蔡松坡率领，两路之中又各分数路。转眼之间接到三个紧急的电报，真出乎我的意外。这回云南起义的消息，想北京和成都方面早就知道，他们挨一天又一天，妄想可以掩藏过去，直到看着实在捺不住了，才将消息电告各方。

　　最后又来一电，要我向成都开拔。我接到这个电令，心里万分地不好受，无论如何，我是绝对不能站在帝制的这一边，去和护国军为敌的。要不然，滦州起义我们干什么来着？但是在我们前面只摆着两条路：一是随陈将军的态度为转移，陈将军怎样，我们也就怎样。一是拒绝陈将军的命令，自己单独主张。若是不问是非，只以陈将军的态度为转移，这与我平素的思想意志绝对违反，不消说我是死也不肯干的。可是，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开拔的命令干脆拒绝，则此次随我出来督察者仅有一混成营，其余都留绵阳及陕南一带，目前力量上绝不允许。我万万不能作这样幼稚的举动。这样的情形，使我陷入很深的苦痛中。我抑制不住我感情的奔放，当我拿着电报给队官姜瑞庭、排长韩占元等人看的时候，我一面和他们讲说着上述困难的处境，一面不禁悲壮地流下泪来。当时姜瑞庭和韩占元他们向我说道：

　　“旅长！我们处境太困难了，你的苦衷正就是我们全体官兵的苦衷。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别让他们缴了我们的枪，慢慢地再想办法。”

　　这位队官姜瑞庭自我在二十镇八十标时即随我当兵，能写能算，为人精明干练。排长韩占元勤劳耐苦，长于拳术。他俩是当时初级官中最明白事理最奋发有为的人，所以我特意把这些话和他们说一说，让他们亦能思索一番，有所准备。

　　在这里我再说一说我们一旅人的分布情形：第一团一混成营驻汉中，一营分驻绵州和罗江两处，第二团一二两营分驻陕西的褒城和沔县，第三营驻凤翔，骑兵一营在西安，炮兵驻绵州，但炮已经分开。我自己率领着在顺庆的只有一混成营而已。这次随我在左右的人员，有蒋鸿遇、张之江、李鸣钟等几位。这几位虽不敢说足智多谋，但却是真心诚意、竭其才能为国家为人民效忠尽力的。所以我们商量的结果，是坚决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为国奋斗，但不可闹到被人缴械的地步。本着这个原则，于是我们写了三封很长的信：一封给陈将军，详述对护国军不可开仗的道理，并说第二十镇有光荣的革命历史，您是做过第二十镇的领袖人物，应当爱惜这段可宝贵的历史，继续向前努力。只要您不与云南的义军开仗，那无论情形如何困难，本旅全体官兵必牺牲一切，拥护您到底。

　　第二封给刘一清先生，那时刘为督署总参议，上面已经提过。信上说，您和蔡松坡将军是好朋友，您是真正爱国爱民的革命党党员。当此千钧一发的时机，务要努力影响陈督，说服陈督，一要设法使陈督不与云南义军开仗，二要进而做到与蔡合作，助其讨伐帝制，维护共和民国。必如此，方对得过许多的先烈，方能符合您的素志。第三封给蔡松坡先生，说您的主张光明正大，我们极为敬佩，不过我们队伍力量单薄，又处重围，受着很厉害的压迫，事实上不能立刻有所动作，但必定竭力设法避免和您打仗。不久的将来，亦必寻求机会和您携手，共同负起打倒帝制的任务。这三封信写好，由蒋鸿遇和张之江带着直奔成郁，先去谒见陈督和刘一清先生，而后再赴自流井，设法找蔡先生，面陈一切。

　　在这里要补说的，是蒋鸿遇和松坡先生原是好朋友。当松坡先生任云南军务处总办的时候，蒋为云南骑兵营营长，常在一起下棋，过从甚密，思想感情都很投合。蒋为河北省固安人，保定军官学校骑兵科毕业。

　　一九一六年元旦的晚上把上述的事办好，第二天队伍即由顺庆出发，取道蓬溪、遂宁、安岳，开赴内江待命。同时调令绵州罗江的部队由成都向内江集中。这一路都是石板路，即就田埂铺石而成，十分窄狭。行经各地，皆土壤肥美，物产丰富。内江尤有一个特点：周围几十里路，尽是红土，漫山遍野都种着甘蔗。内江城里东西街达数里之长，几乎家家铺子都陈列着冰糖，一座座堆成糖山，晶莹剔透，使人目眩。大块冰糖有重至五六十斤者，走了多少地方也没有见过这种光景。制糖也是家庭手工业，几乎每家都制造。方法：用一种碾盘，周围大有数十步，中间高出二尺许，边上有石槽，槽下盛着木桶，碾出的蔗汁盛入桶中，而后用锅煮熬。距内江很远的地方，即先已看见这种碾盘。四川是富庶的地方，但其富庶决不是凭空来的。比如，别的地方也有红土，但并不见有人大量地种甘蔗。这也许是因为气候不适宜，也许是因为人不肯努力。一地的富庶与否，天然与人力都同样是决定的因素，决不该一概委之于天。我们到达这里，唐继尧、刘显世、蔡锷、李烈钧等联名的讨袁通电，内江的报纸上已经发表。密云不雨的局面，至此算完全揭开了。

　　这个时候，伍祥祯的第四混成旅已由成都开向叙府布防。伍曾为二十镇三十九协协统，与陈将军有历史关系。此外张敬尧的第七师也从汉口宜昌取道重庆向泸州前进，马继增的第六师则由湘西开入贵州。这两路由曹锟任总司令，曹本人驻重庆。他的第三师一旅拨归马继增指挥，还有吴佩孚一旅则随曹入川，复由重庆开向綦江方面堵截。（后来有人说我是吴佩孚的部下，其实我此时已为混成旅旅长，直属陆军部，共有十营。而吴不过为一步兵旅长，只六营，无论地位资格我都在吴之上，何得反谓我是吴之部下？这完全是不明真相的人的妄测）

　　成都方面陈将军的态度始终是摇摆不定，徘徊观望。若响应义军则对随同入川的各部不能信任；不干，又违背自己良心，而且曹锟、张敬尧各部相继入川，亦予他不小的威胁。至于他的左右分成对立的两派：一派主张讨袁，响应云贵的独立，首领是总参议刘一清先生；一派主张拥袁，讨伐云贵军，完成洪宪帝制，首领是陈将军的参谋长张联芬等。论起两派势力，可说不相上下。一清先生和我是多年旧识，志同道合，滦州起义时我们曾共患难，此时精神上自然完全一致。张某则同陈将军的两个旅长很要好，意见亦相接近。另一方面刘为日本士官学生，代表“洋货”；张则陆大毕业，代表“土货”。又刘为陈将军嫡派，张则为杂派。如此，在陈将军左右互争雄长，暗斗甚烈。陈本人犹疑二者之间，见刘一清先生则说我们应当倒袁；见张某等，则又说我们应当拥袁。完全陷入辛亥革命时张绍曾将军所处之苦境。同时，一方面秘密地和蔡松坡先生等信电往还，一方面又常常给老袁作报告。

　　那时候自重庆以下，宜昌以上一段江面，每有船只经过，两岸山上即开枪射击，而忠县一带尤为剧烈。过往军队吃了不少的亏。人们揣测不定，有的说此事是熊克武部队所为，又有说是蔡松坡早先埋伏的奇兵。我在内江奉了命令，负责调查各方面动态，每天派三班、五班的侦探到自流井以至叙府一路调查。只在内江住了几天，陈将军即又电令我率部开驻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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