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笺证稿(47)_陈寅恪

四七

　　▼捕蝗

　　《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参《旧唐书》卷三七、《新唐书》卷三七《五行志》）略云：

　　兴元元年，是秋螟蝗蔽野，草木无遗。贞元元年四月，关东大饥，赋调不入，由是国用益窘，关中饥民蒸蝗虫而食之。五月癸卯，分命朝臣祷群神以祈雨。蝗自海而至，飞蔽天，每下则草木及畜毛无复孑遗，谷价腾踊。七月，关中蝗食草木都尽。甲子，诏蝗虫继臻，弥亘千里，菽粟翔贵，稼穑枯瘁，嗷嗷蒸人，聚泣田亩。朕自今视朝不御正殿，有司供膳，并宜减省，不急之务，一切停罢。

　　考贞元元年乐天年十四，时在江南，求其所以骨肉离散之故，殆由于朱泚之乱。而兴元、贞元之饥馑，则又家园残废之因。观《白氏长庆集》卷一三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弟兄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诗云：

　　时难年饥世业空。

　　可证也。又《通鉴》卷二三二《唐纪·德宗纪》“贞元二年夏四月”条云：

　　时比岁饥馑，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麦始熟，市有醉人，当时以为嘉瑞。人乍饱食，死者复五之一，数月人肤色乃复故。

　　夫兵乱岁饥，乃贞元当时人民最怵目惊心之事。乐天于此，既余悸尚存，故追述时，下笔犹有隐痛。其贞元十四十五年间所作寄家人诗（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岑仲勉先生《〈文苑英华〉辨证校白氏诗文》附按），实可与元和四年所作此《捕蝗》诗互相证发也。乐天于元和中不主张用兵，固习于贞元以来朝廷姑息藩镇，以求苟安之措施。难与此似亦不无心理情感之关系，未必悉因党派之分野，而反对李吉甫、吐突承璀之积极政策也。《旧唐书》卷九六《姚崇传》（《旧唐书》卷三七、《新唐书》卷三六《五行志》及《新唐书》卷一二四《姚崇传》略同）所记捕蝗之事，多可与此篇词语相参证。兹略录其文如下：

　　开元四年，山东蝗虫大起，崇乃遣御史分道杀蝗。汴州刺史倪若水执奏曰，蝗是天灾，自宜修德，仍拒御史不肯应命。崇大怒，牒报之曰，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饥馑，将何以安？若水乃行焚瘗之法，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时朝廷喧议，皆以驱蝗为不便，黄门监卢怀慎谓崇曰，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外议咸以为非。又杀虫太多，有伤和气。今犹可复，请公思之。崇曰，若杀虫救人，因缘致祸，崇请独受，义不仰关。

　　寅恪按：姚崇所谓“古之良守，蝗虫避境”与白诗所谓“我闻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驱蝗蝗出境”并可参阅《后汉书》卷五五《卓茂传》。白诗所谓“岂将人力竞天灾”者，即如倪若水“蝗是天灾，自宜修德”及卢怀慎“蝗是天灾，岂可制以人事”之说。乐天对于蝗虫之识解，同于卢、倪，此则时代囿人，贤者不免，亦未足深责也。

　　诗末自注云：

　　贞观二年太宗吞蝗虫事，具贞观实录。

　　寅恪按：此篇结语以文皇吞蝗事为言，疑亦为乐天作《七德舞》时扯寻材料所采摭之余义，可与论《二王后》《海漫漫》《百炼镜》诸条相参证。又此事亦见今戈本《贞观政要》卷八《论务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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