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174)_陈寅恪

一七四

　　同书三《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寅恪案：“阮光禄”指阮大铖】云：

　　仆窃闻君子处己，不欲自恕而苛责他人以非其道。今执事之于仆，乃有不然者，愿为执事陈之。执事，仆之父行也，神宗之末，与大人同朝，相得甚欢。其后乃有欲终事执事而不能者。执事当自追忆其故，不必仆言之也。大人削官归，仆时方少，每侍，未尝不念执事之才而嗟惜者弥日。及仆稍长，知读书，求友金陵。将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虽于我为后进，常心重之。汝至，当以为师。又有老友方公孔照，汝当持刺拜于床下。”语不及执事。及至金陵，则成公已得罪去，仅见方公，而其子以智者，仆之夙交也，以此晨夕过从。执事与方公同为父行，理当谒，然而不敢者，执事当自追忆其故，不必仆言之也。今执事乃责仆与方公厚，而与执事薄。噫！亦过矣。

　　忽一日有王将军过仆甚恭，每一至，必邀仆为诗歌。既得之，必喜而为仆贳酒奏伎，招游舫，携山屐，殷殷积旬不倦，仆初不解，既而疑，以问将军。将军乃屏人以告仆曰：“是皆阮光禄所愿纳交于君者也。光禄方为诸君所诟，愿更以道之君之友陈君定生、吴君次尾，庶稍湔乎？”仆敛容谢之曰：“光禄身为贵卿，又不少佳宾，客足自娱，安用此二三书生为哉？仆道之两君，必重为两君所绝。若仆独私从光禄游，又窃恐无益光禄。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绝矣。”凡此皆仆平心称量，自以为未甚太过，而执事顾含怒不已，仆诚无所逃罪矣。昨夜方寝，而杨令君文骢叩门过仆曰：“左将军兵且来，都人汹汹。阮光禄扬言于清议堂云，子与有旧，且应之于内。子盍行乎？”仆乃知执事不独见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灭而后快也。仆与左诚有旧，亦已奉熊尚书之教，驰书止之。其心事尚不可知。若其犯顺，则贼也。

　　仆诚应之于内，亦贼也。士君子稍知礼义，何至甘心作贼？万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穷，倒行而逆施，若昔日干儿义孙之徒，计无复之，容出于此，而仆岂其人耶？何执事文织之深也！仆今已遭乱无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独惜执事忮机一动，长伏草莽则已，万一复得志，必至杀尽天下士以酬其宿所不快，则是使天下士终不复至执事之门，而后世操简书以议执事者，不能如仆之词微而义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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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书六《壮悔堂记》略云：

　　余向为堂，读书其中，名之曰“杂庸”。或曰：“昔司马相如卖酒成都市，身自涤器，与庸保杂作。子何为其然？”余曰：“以余目之所寓，皆庸也。子亦庸也。余不能不举足出此堂，又不能使此堂卒无如子者，安往而不与庸杂，又岂必酒垆耶？”呜呼！君子之自处也谦，而其接物也恭，所以蓄德也。况余少遭党禁，又历戎马间，而乃傲睨若是。然则坎壈而几杀其身，夫岂为不幸哉？忽一日念及，怃然久之，乃知余生平之可悔者多矣，不独名此堂也。急别构一室居之，名曰“壮悔”。古者三十为壮，余是时已三十五矣。

　　同书首载《年谱》略云：

　　崇祯十六年癸未，公二十六岁。司徒公解任，避兵扬州。左良玉军襄阳，以粮尽，移驻九江，欲趋南京。南本兵乞公为司徒书，驰谕止之。阮大铖以蜚语中公。公避于宜兴。有《与光禄书》。以不即救汴，逮司徒公系狱。

　　顺治八年辛卯，公三十四岁。奉司徒公居南园。当事欲案治公，以及于司徒公者。有司趋应省试，方解。

　　顺治九年壬辰，公三十五岁。司徒公居南园。治壮悔堂，作文记之。访陈定生于宜兴。

　　《国榷·九八》略云：

　　壬午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总督保定侯恂免。

　　同书九九略云：

　　癸未崇祯十六年二月庚辰，平贼将军左良玉避贼东下，沿江纵掠。土寇叛兵俱冒左兵攻剽，南都大震。壬午，左良玉泊池州清溪口，副总兵王允成称以二千人勤王，纵掠青阳、南陵、繁昌。沿江骚动，薄于芜湖，竞传其兵叛。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知良玉为尚书侯恂旧部。恂次子方域适在金陵，代为尚书书【致良玉】。良玉得书，禀答卑谨，一如平昔。七月，议处郑三俊，逮张国维、侯恂，以秉枢不职，弃开封不守也。

　　徐鼒《小腆纪传·六四·逆臣·一·左良玉传》略云：

　　释侯恂于狱，以兵部侍郎代丁启睿督师。恂未至军，而良玉已溃于朱仙镇矣。开封陷。帝怒，罢恂官，而不能罪良玉也。【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良玉】抵武昌，至正月中启行，艨艟蔽江而下。当是时，降将叛卒假左军号，恣剽掠。蕲州守将王允成为乱首。破建德，掠池阳。去芜湖四十里，泊舟三山荻港，漕艘盐舶尽夺以载兵，声言将寄孥南京。士民一夕数徙，商旅不行。南兵部尚书熊明遇不知所计。适都御史在家被召，道出湖口，闻变，乃倚舟草檄告良玉曰：“贵镇宜即日严戢兵丁，疏通江路，捩舵回船，刻期还镇。缺饷事情，候本部院到皖设法措处。勿过安庆一步，以实流言。”良玉得檄心折。邦华飞书告安庆巡抚，发九江库银十五万，补六月粮。军心大定，南都解严。邦华具威仪入其营。良玉红袜首，鞾袴，握刀插矢，俯立船头。邦华辞。乃用师弟子礼见。临别，誓以余生效顶踵。

　　寅恪案：侯恂与左良玉其关系密切，远胜于李邦华。当崇祯十六年正月中良玉拥兵东下，南都士大夫皆欲止之。朝宗适在金陵，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使方域为其父作书与良玉，亦情势所必致，殊不足异。后来良玉之众屯驻九江而不至南京者，实懋明筹拨银十五万两之力。侯氏之书，岂能一动昆山之心乎？朝宗自言得杨龙友传述阮集之谓已欲为左氏内应之语，因促其出走避祸。《年谱》载崇祯十六年“司徒公解任避兵扬州”及“公访陈定生于宜兴”等语，假定崇祯十六年正月至四月侯恂果已在扬州，则方域何以不至扬州而至宜兴。考《明史·二七三·左良玉传》云：

　　【崇祯十五年】九月，开封以河决而亡。帝怒恂，罢其官。

　　参以朝宗代其父致昆山书所谓“乡土丧乱，已无宁宇。阖门百口，将寄白下”及“相传谓将军驻节江州，且扬帆而前”等语，则朝宗作书之时，若谷尚未至南京。但朝宗避祸出走之日，即使若谷未至扬州，何以不留扬州以待其父，而径至宜兴定生家耶？如若谷于崇祯十六年春间及夏初果在扬州，似亦应列入与牧斋共谋王室群公之中。今载籍未详，不敢决言也。细绎朝宗之文，颇疑非其当日之原稿，致有疏误。据邵青门述朝宗刻其文集事【见钱仪吉《碑传集·一三六》邵长蘅撰《侯方域传》及《清史列传·七十·文苑传·侯方域传》】云：

　　末年游吴下，将刻集，集中文未脱稿者，一夕补缀立就，人益奇之。

　　今观《壮悔堂集》载朝宗代其父致昆山书题作《为司徒公与宁南侯书》。考《明实录·怀宗实录·一七》云：

　　崇祯十七年三月癸巳，封辽东总兵官左都督吴三桂平西伯，平贼将军总兵左都督左良玉宁南伯，蓟镇总兵左都督唐通定西伯，凤庐总兵左都督黄得功靖南伯，各给敕印。

　　《明史·二四·庄烈帝本纪》云：

　　崇祯十七年三月癸巳，封总兵官吴三桂、左良玉、唐通、黄得功俱为伯。

　　同书二三《左良玉传》略云：

　　崇祯十七年正月【寅恪案：“正月”当为“三月”之误。王氏《明史考证捃逸》未之及】，诏封良玉为宁南伯。福王立，晋良玉为侯。

　　故朝宗作此书时，良玉尚未封伯，更何侯之有？此亦足为此书乃朝宗后来所补缀之一证，并足征邵氏之言为可信也。兹有可附论者二事。一为朝宗作《壮悔堂记》时，其年三十五岁，即顺治九年壬辰。前一年朝宗欲保全其父，勉应乡试，仅中副榜，实出于不得已。“壮悔堂”之命名，盖取义于此。后来竟有人赋“两朝应举侯公子，地下何颜见李香”之句以讥之。殊不知建州入关，未中乡试，年方少壮之士子，苟不应科举，又不逃于方外，则为抗拒新政权之表示，必难免于罪戾也。至“庸杂堂”之命名，朝宗所言亦非其最初真意。殆本以司马长卿自拟，而以李香君之流比卓文君也。二为自《桃花扇》传奇盛行以来，杨龙友遂为世人所鄙视。今据朝宗自述之文，则为阮圆海游说者，乃王将军。传阮氏诬构之言、促其出走避祸者，为杨龙友。戏剧流行，是非颠倒，亟应加以纠正也。寅恪近有《听演〈桃花扇〉戏剧》（七律）一首，附录于此。

　　听演桂剧改编《桃花扇》剧中香君沉江而死，与孔氏原本异，亦与京剧改本不同也。

　　兴亡旧事又重陈，北里南朝恨未申。
　　桂苑旧传天上曲，桃花新写扇头春。
　　是非谁定千秋史，哀乐终伤百岁身。
　　铁锁长江东注水，年年流泪送香尘。

　　若黄石斋者，则是时已被赦复官，自京乞假归里【见《明史·二四·庄烈帝本纪》“崇祯十五年八月乙丑释黄道周于戍所复其官”条，同书二五五《黄道周传》及庄起俦编《漳浦黄先生年谱》“崇祯十五十六年”条，并《黄漳浦集·四二·壬午八月荷殳入楚病卧西林适逢环命以清修力学见褒揽笔潸然聊悉寤言二十有八章》及同书四三《郡中结夏有作二章》】，亦在远道预谋之列。又若曾化龙、熊明遇诸人，当复参预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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