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125)_陈寅恪

一二五

　　《四库全书总目·一百九十》“钦定四书文”条略云：

　　乾隆元年内阁学士方苞奉敕编《明文》，凡四集，每篇皆抉其精要，评骘于后。卷首恭载谕旨，次为苞奏折。又次为《凡例》八则，亦苞所述，以发明持择之旨。盖经义始于宋，《宋文鉴》中所载张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一篇，即当时程试之作也。元延祐中兼以经义、经疑试士。明洪武初定科举法，亦兼用经疑，后乃专用经义，其大旨以阐发理道为宗。厥后其法日密，其体日变，其弊亦遂日生。我国家景运聿新，乃反而归于正轨。列圣相承，又皆谆谆以士习文风，勤颁诰诫。我皇上复申明清真雅正之训，是编所录，一一仰禀圣裁，大抵皆词达理醇，可以传世行远。承学之士，于前明诸集，可以考风格之得失；于国朝之文，可以定趋向之指归。圣人之教思无穷，于是乎在，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故时文选本汗牛充栋，今悉斥不录，惟恭录是编，以为士林之标准。

　　《钦定四书文》卷首载《乾隆元年六月十六日谕》略云：

　　有明制义诸体皆备，如王【鏊】、唐【顺之】、归【有光】、胡【友信】、金【声】、陈【际泰】、章【世纯】、黄【淳耀】诸大家，卓然可传。今朕欲裒集有明及本朝诸大家制义，精选数百篇，汇为一集，颁布天下。学士方苞于四书文义法，夙尝究心，著司选文之事，务将入选之文，发挥题义清切之处，逐一批抉，俾学者了然心目间，用为模楷。

　　同书《凡例》云：

　　唐臣韩愈有言，文无难易，惟其是耳。李翱又云，创意造言，各不相师，而其归则一，即愈所谓“是”也。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即翱所谓“造言”也。

　　《红楼梦》第八十二回云：

　　黛玉微微的一笑，因叫紫鹃：“把我的龙井茶给二爷沏一碗。二爷如今念书了，比不得头里。”紫鹃笑着答应，去拿茶叶，叫小丫头子沏茶。宝玉接着说道：“还提什么念书？我最厌这些道学话。最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好些的，不过拿些经书凑搭凑搭也罢了。更有一种可笑的，肚子里原没有什么，东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这那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目下老爷口口声声叫我学这个，我又不敢违拗，你这会子还提念书呢！”黛玉道：“我们女孩儿家虽然不要这个，但小时跟着你们雨村先生念书，也曾看过。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那时候虽不大懂，也觉得好，不可一概抹倒。况且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宝玉听到这里，觉得不甚入耳，因想黛玉从来不是这样人，怎么也这样势欲熏心起来？又不敢在他跟前驳回，只在鼻子眼里笑了一声。

　　寅恪案：清高宗列陶庵之四书文为明代八大家之一，望溪又举退之、习之为言，尤与牧斋之语相符合。今检方氏所选陶庵之文多至二十篇，足证上引朱长孺“陶庵先生四子经义，为有明三百年一人”之语，实非过情之誉。至林黛玉谓“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即《四库总目》所谓“清真雅正”及“词达理醇”者，如陶庵等之经义，皆此类也。噫！道学先生竟能得林妹妹为知己，可视乐善堂主人【清高宗《御制乐善堂文集》，初刻原有《制义》一卷，后来定本删去。见《四库全书总目·一七三·别集类》“御制乐善堂定本”条】及钱、朱、方三老之推挹为不足道矣。一笑！又顾纯恩《寓疁杂咏》“父命千金犹不顾，未须惆怅柳蘼芜”诗注所言“【河东君】为《落花诗》，诸名士悉和。程孟阳讽【陶庵】先生为之”之事，则今存河东君诗中，固无《落花诗》。《初学集》《耦耕堂存稿诗》等，自崇祯十二年春至十四年冬，即陶庵馆于牧斋家之时期，其所作诸诗，亦不见类似《和落花诗》之题目。怀祖之言，未识何据。检顾云美《河东君传》云：“宗伯赋《前七夕诗》，要诸词人和之。”怀祖所记，或因是致误。若谓孟阳讽陶庵所和者，即指《前七夕诗》言。则孟阳己身尚不肯和牧斋此题，岂有转讽他人和之之理？故修能所记，似较近于事实也。

　　由此言之，钮、严两氏所记陶庵不肯和诗之事，揆之情理，当必可信。但玉樵谓蕴生偕牧斋门下客李生【寅恪案：此“李生”疑是李僧筏（杭生）或李缁仲（宜之）兄弟。据《有学集·二三·张子石六十寿序》云：“余取友于嘉定，先后辈流，约略有三。初为举子，与徐女廉、郑闲孟掉鞅于词科，而长蘅同举乡榜，镞砺文行，以古人相期许，此一辈也。因长蘅得交娄丈子柔、唐丈叔达、程兄孟阳，师资学问，俨然典型，而孟阳遂与余耦耕结隐，衰晚因依，此又一辈也。侯氏二瞻、黄子蕴生、张子子石曁长蘅家僧筏、缁仲，皆以通家末契，事余于师友之间。”盖李氏兄弟与侯、黄二氏皆嘉定人，又皆通家世好。牧斋使李氏兄弟之一聘蕴生教其子，极为可能也。或又谓此“门下客李生”乃毛子晋之舅氏李孟芳。检《初学集·一五·丙舍诗集·上》载崇祯十二年己卯元旦后立春前所作《次韵答东邻李孟芳》诗云：“度阡越陌最情亲，乞米分甘念我贫。”又《牧斋尺牍》载《与李孟芳书》共十三通。可见钱、李二人关系之密切。其第一通即托以料理先茔之事者，则知牧斋固尝以家事托李也。《耦耕堂存稿诗·下》载《和李孟芳山中话旧》一题，列在《（戊寅）除夕拂水山庄和钱牧斋韵二首》及《（己卯）元旦和牧斋韵》之前。此诗有“十载相怜病与贫”及“残腊檐梅初放萼”之句。故据时、地及人三者之关系言之，玉樵所谓“李生”，恐舍孟芳莫属矣。但鄙意后一说较迂远，仍以从前说为是】至钱氏家，居浃月，孟阳出受之如君柳夫人《海棠小笺》属陶庵和之，则殊不知陶庵实以崇祯十二年春间至常熟就牧斋家塾之聘，而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冬始过半野堂。“居浃月”之误，自不待言。

　　又，崇祯十四年六月牧斋与河东君结缡于松江舟中，在此时以前，松圆便以“如君”称河东君，亦未免过早矣。至于修能所记陶庵不肯和牧斋《催妆诗》一事，自是实录。盖牧斋作《催妆诗》，在崇祯十四年辛巳夏间。此年杪冬陶庵始辞去牧斋家馆。倘陶庵肯和《催妆诗》者，牧斋必收入于《东山酬和集》中矣。惟严氏述蕴生不肯和河东君诗事，若在崇祯十三年庚辰冬季松圆在牧斋家之短时间内，则殊可能。不过修能记此事于陶庵不肯和牧斋《催妆诗》之后，叙述次序稍涉牵混，未免时限不明耳。至顾怀祖谓孟阳讽陶庵和河东君《落花诗》一事，则更失实，前已辨之矣。除《东山酬和集》中无陶庵和诗，可以证明钮、严之说外，兹尚有一强有力之证据，即《初学集·一八·东山诗集·一》载《冬至日感述示孙爱》（五古）一首是也。此诗既与河东君无关，自不收入《东山酬和集》。但一检其排列次序，则知有待发之覆。牧斋编列其诗什，本依作成时间之先后。此可据《集》中所载之诗，不分体而依时之例推知者。

　　今此五古在《初学集》中列于《寒夕文宴再叠前韵是日我闻室落成》（七律）之后【寅恪案：《东山酬和集》此题下多“延河东君居之”并附注“涂月二日”等字】，《迎春日偕河东君泛舟东郊作》（七律）之前。【寅恪案：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崇祯十三年庚辰正月十三日立春，十二月廿四日又立春。十四年辛巳无立春。当日历官定历，绝无一年重复两立春及一年无立春之理。郑氏此类之误，可参前论河东君嘉定之游节。牧斋诗中所指之迎春日，乃指崇祯十三年十二月之节气也。】揆之牧斋编次其诗之惯例，殊为不合。盖冬至为十一月之节气，反列于涂月二日之后故也。究其所以致此颠倒失常之由，岂因此五古一首实非十一月冬至所作，而为较迟之时间，或在十二月所补成，追加入集，遂未详察其编列次序先后之不合耶？此五古中牧斋引述礼经史事以自解其不亲祭祀，而遣孙爱代之之理由，并列举其平生师友如杨涟、孙承宗、王洽、冯元飏、元飚兄弟之流，以忠义孝友、功名气节著称一时者，勖勉其子。义正辞严，即谓之为钱氏家训，亦无不可。然若考牧斋崇祯庚辰冬间河东君来访半野堂以后之心理情况，则知此五古不过牧斋之烟幕弹，欲借之使孙爱转示其塾师，庶几可稍慰其拒绝松圆之意，并聊用为自解之工具耳。检《初学集·八一·书西溪济舟长老册子》略云：

　　庚辰之冬，余方咏《唐风·蟋蟀》之章，修文宴之乐。丝肉交奋，履舄错杂。嘉禾门人以某禅师开堂语录缄寄，且为乞叙。余不复省视，趣命童子于蜡炬烧却，扬其灰于溷厕，勿令污吾诗酒场也。辛巳仲春，聚沙居士书于蒋村之舟次。

梦远书城(guxu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