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124)_陈寅恪

一二四

　　关于第一事，据王沄《辋川诗钞·四·虞山柳枝词》第三首云：

　　鄂君绣被狎同舟，并蒂芙蓉露未收。
　　莫怪新诗刻烛敏，捉刀人已在床头。

　　【原注：“吾郡有轻薄子钱岱勋，从姬为狎客，若仆隶，名之曰偕。姬与客赋诗，思或不继，辄从舟尾倩作，客不知也。归虞山后，偕亦从焉。吾友宋辕文有《破钱词》。”】

　　范锴《花笑庼杂笔·一》顾苓《河东君传》后附古梅华源木乂庵白牛道者题云：

　　柳氏幼隶乐籍，侨居我郡。与钱生青雨称狎邪莫逆交。柳故有小才，其诗若书，皆钱所教也。已而归虞山，钱生为之介。

　　寅恪案：王氏所言之钱岱勋，当与白牛道者所言之钱青雨同是一人，不过胜时称其名，而道者举其号耳。宋辕文之《破钱词》今未得见，故此人本末无从考知。寅恪前论河东君与李存我及陈卧子之交好，已言及河东君之书法诗词皆受其影响。盖河东君当日之与诸文士往还，不仅狎昵之私，亦得观摩之效。杜少陵《戏为六绝句》之六所谓“转益多师”者【见玉勾草堂本《杜工部集·一二》】，殆即此义欤？钱氏子或曾为河东君服役，亦未可知。但竟谓河东君之诗文乃其所代作，似卧子、牧斋亦皆不察其事，则殊不近情理。推求此类诬谤之所由，盖当日社会，女子才学远逊男子，忽睹河东君之拔萃出群，遂疑其作品皆倩人代替也。何况河东君又有仇人怨家，如宋、王之流，造作蜚语，以隐密难辨之事为中伤之计者乎？至若其词旨之轻薄、伎俩之阴毒，深可鄙恶，更不必多论矣。

　　关于第二事，据钮琇《觚剩·一·吴觚·上》“陶庵刚正”条【参《牧斋遗事》“牧斋欲延师教令嗣孙爱”条及顾纯恩《寓嘐杂咏》诗注】云：

　　黄陶庵先生少有盛名，馆于同里侯氏【寅恪案：“侯氏”指峒曾、岐曾兄弟】，以道义相切劘。虞山钱宗伯有一子，名孙爱，甫成童。欲延师教之，而难其人。商之程孟阳，孟阳曰：“我有故人子，嘉定黄蕴生，奇士也。与同里侯氏交三世矣。未可轻致。公雅与侯善，以情告侯，公可得也。”宗伯乃具厚币，遣门下客李生至嘉定延之。李先见侯，道宗伯旨。侯力为劝驾。黄意不悦，强而后可，遂与李至宗伯家。宗伯待以殊礼。居浃月，孟阳出《海棠小笺》示黄。黄询唱者为谁？孟阳曰：“宗伯如君柳夫人作也。子于帖括之暇，试点笔焉。”陶庵变色曰：“忝居师席，可与小君酬和乎？”孟阳曰：“此何伤？我亦偕诸君子和之矣。”陶庵曰：“先生耆年硕德，与主人为老友，固可无嫌。诸君亦非下帷于此者。若淳耀，则断乎不可。”孟阳惭退。先是，曾馆某抚军幕府【寅恪案：“某抚军”当指张国维】，有邑令闻先生在署，橐数百金赂先生父，令致书，俾为之左右。先生复父书曰：“父生男之身，尤望生男之心。若行一不义，取一非有，男心先死矣。尚何以养父乎？”其自命刚正如此。忠孝大节，岂临时激于意气者所能为乎？

　　严元照《蕙櫋杂记》云：

　　黄陶庵先生馆于常熟钱氏。主人纳柳如是为适妻。时作《催妆诗》者甚众，或劝先生作。先生曰：“吾不能阻其事，于朋友之义亏矣。尚可从而附和乎？”一日程孟阳携柳夫人诗笺乞先生和，先生不可。孟阳强之再三，且曰：“老夫已偕诸君和之矣，庸何伤？”先生正色曰：“先生耆年硕德，与主人为老友，非淳耀之比。若淳耀，则断断不可。”孟阳惭沮而罢。

　　朱鹤龄《愚庵小集·一四·题黄陶庵诗卷》云：

　　陶庵先生行谊节概，卓绝千秋，四子经义，既为有明三百年一人，其所作乐府复旨远辞高，义精向厉，真儒者之诗也。当甲申北变，闻金陵嗣统，谒选者麇集都下，先生独不往。吾友包子问之，先生曰：“某公素善余，今方与当国者比。余入都，必当与往来，往来必为彼牢茏矣。君子始进必以正，岂可为区区一官捐名义以殉之耶？”卒不往。

　　光绪修《嘉定县志·三二·轶事门》“黄忠节【淳耀】未第时馆常熟钱谦益家程孟阳出《海棠小笺》示之”条云：

　　【忠节】偶作鄙夫章题文，时推绝唱，谦益独不怿。及甲申夏，福王立，谦益晋秩尚书，忠节遗以娄坚手书《归去来辞》，谦益默然。

　　寅恪案：陶庵虽馆于牧斋家，以所擅长之八股文课其子孙爱。然福王朝不往南京与牧斋共马、阮合流，则人品刚正高洁，可以想见。其不阿附孟阳和钱、柳诗之举乃自然之理，恐亦非牧斋前此所能料及。关于陶庵不肯和钱、柳诗之问题，钮、严两书所述，皆非无因。但俱有讹误。兹先考陶庵馆于钱氏之时间及孟阳于钱、柳遇见以后，留居牧斋家之年月，然后玉樵、修能二人所言之得失，可以决定也。今《陶庵集》附有陈树惪、宋道南所撰《陶庵先生年谱》，载陶庵自崇祯十二年至十四年馆于牧斋家。其所记可信。据《陶庵集·一六·和陶诗序》云“辛巳杪冬客海虞荣木楼”及同书二一《弘光改元感事书怀寄钱宗伯五十韵》云：

　　昔岁登龙忝，郎君丽泽专。
　　南坨灯火屋，北畔宴游船。
　　奉手评豪素，开厨出简编。
　　文澜增拂水，诗垒压松圆。
　　酒发公明气，谈钩向秀玄。
　　赏音存寂寞，延誉许腾骞。
　　精舍留三载，阴符练几篇。
　　厌贫将嫁卫，蹑屩遂摩燕。

　　则自崇祯十四年辛巳杪冬，逆数至十二年己卯岁首，共历三年，即所谓“精舍留三载”者是也。“南垞灯火屋”者，陶庵授孙爱书时，居于常熟城内牧斋家之荣木楼，即相传后来河东君自缢之处。《陶庵集·二十》载《夏日钱牧斋先生携同泛舟尚湖》诗。牧斋《初学集·一七·移居诗集》亦载《【庚辰】五月望夜泛西湖归山庄作》诗。不知是否与“北畔宴游船”之句有关，更俟详考。“厌贫将嫁卫，蹑屩遂摩燕”者，陶庵于崇祯十四年辛巳岁杪，辞牧斋家馆归后，遂中十五年壬午应天乡试，次年癸未即成进士也。《初学集·三二·黄蕴生经义序》云：

　　儿子孙爱，自家塾省余山中。奉其文三十篇以请曰：“幸一评定之。”余曰：“吾何以定而师之文乎哉？而师之学，韩子之学也；其文，韩子之文也。”

　　牧斋作此序文时，居于拂水山庄。“山中”即谓拂水山庄。“文澜增拂水”之句，殆兼指此序而言。牧斋文中称誉陶庵，比于退之。故此序辞旨，全取用《昌黎文集》也。陶庵人品学问，当时推服。牧斋聘之为其子授书，自是得人。但牧斋友朋门生之中，人材甚盛。其所以特有取于陶庵者，盖以蕴生最善长于八股之文，延为塾师，使教孙爱，于掇科干禄，自有关系。世人谓八股经义之文实溯源于王介甫，而荆公之文乃学昌黎者，近代《文选》学派，鄙斥唐宋八大家及桐城派之古文，讥诮昌黎为八股之始祖，所言虽过当，亦颇有理。牧斋此序殊有八股气味，或作序之时，披阅陶庵经义，不觉为所渐染使然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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