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165)_陈寅恪

一六五

　　此书后附杨廷枢跋语云：

　　癸未侯子居金陵，宁南侯兵抵江州，旦夕且至。熊司马知其为司徒公旧部，请侯子往说之。侯子固陈不可，乃即署中为书以付司马，驰致之宁南。后一夜侯子晤友人云，议者且唱内应之说。遂以书抵议者而行。侯子祸虽不始此，然自此深矣。宁南旋得书而止。余尝见其回司徒公禀帖，卑谨一如平时，乃知宁南感恩，原不欲负朝廷者，驾驭失宜，以致不终，深可叹也。偶过侯子舟中，观此书，感而识之。乙酉三月杨廷枢记。

　　同书伍“宁南侯传”略云：

　　朝廷以司徒公代丁启睿督师，良玉大喜。未几有媒孽之者，司徒公遂得罪，以吕大器代。良玉愠曰，朝廷若早用司徒公，良玉敢不尽死。今又罪司徒公，而以吕公代，是疑我，而欲图之也。自此意益离。遂往来江楚，为自竖计。尽取诸盐船之在江者，而掠其财。贼帅惠登相等皆附之，军益强。又尝称军饥，欲道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部尚书熊明遇大恐，请于司徒公，以书谕之而止。朝廷不得已，更欲为调和计，封良玉为宁南侯，而以子梦庚为总兵官。良玉卒不为用。

　　同书叁“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寅恪案，“阮光禄”指阮大铖。）云：

　　仆窃闻君子处己，不欲自恕，而苛责他人以非其道。今执事之于仆，乃有不然者，愿为执事陈之。执事仆之父行也，神宗之末，与大人同朝，相得甚欢。其后乃有欲终事执事，而不能者。执事当自追忆其故，不必仆言之也。大人削官归，仆时方少，每侍，未尝不念执事之才，而嗟惜者弥日。及仆稍长，知读书，求友金陵。将戒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虽于我为后进，常心重之。汝至，当以为师。又有老友方公孔照，汝当持刺拜于床下。语不及执事。及至金陵，则成公已得罪去，仅见方公，而其子以智者，仆之夙交也，以此晨夕过从。执事与方公同为父行，理当谒，然而不敢者，执事当自追忆其故，不必仆言之也。今执事乃责仆与方公厚，而与执事薄。噫！亦过矣。

　　忽一日有王将军过仆甚恭，每一至，必邀仆为诗歌，既得之，必喜而为仆贳酒奏伎，招游舫，携山屐，殷殷积旬不倦，仆初不解，既而疑，以问将军。将军乃屏人以告仆曰，是皆阮光禄所愿纳交于君者也。光禄方为诸君所诟，愿更以道之君之友陈君定生吴君次尾，庶稍湔乎？仆敛容谢之曰，光禄身为贵卿，又不少佳宾客足自娱，安用此二三书生为哉？仆道之两君，必重为两君所绝。若仆独私从光禄游，又窃恐无益光禄。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绝矣。凡此皆仆平心称量，自以为未甚太过，而执事顾含怒不已，仆诚无所逃罪矣。昨夜方寝，而杨令君文骢叩门过仆曰，左将军兵且来，都人汹汹。阮光禄扬言于清议堂云，子与有旧，且应之于内。子盍行乎？仆乃知执事不独见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灭而后快也。

　　仆与左诚有旧，亦已奉熊尚书之教，驰书止之。其心事尚不可知。若其犯顺，则贼也。仆诚应之于内，亦贼也。士君子稍知礼义，何至甘心作贼？万一有焉，此必日暮途穷，倒行而逆施，若昔日干儿义孙之徒，计无复之，容出于此，而仆岂其人耶？何执事文织之深也！仆今已遭乱无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独惜执事忮机一动，长伏草莽则已，万一复得志，必至杀尽天下士，以酬其宿所不快，则是使天下士终不复至执事之门，而后世操简书以议执事者，不能如仆之词微而义婉也。

　　同书陆“壮悔堂记”略云：

　　余向为堂，读书其中，名之曰杂庸。或曰，昔司马相如卖酒成都市，身自涤器，与庸保杂作。子何为其然？余曰，以余目之所寓，皆庸也。子亦庸也。余不能不举足出此堂，又不能使此堂卒无如子者，安往而不与庸杂，又岂必酒垆耶？呜呼！君子之自处也谦，而其接物也恭，所以蓄德也。况余少遭党禁，又历戎马间，而乃傲睨若是。然则坎壈而几杀其身，夫岂为不幸哉？忽一日念及，怃然久之，乃知余平生之可悔者多矣，不独名此堂也。急别构一室居之，名曰壮悔。古者三十为壮，余是时已三十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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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书首载年谱略云：

　　崇祯十六年癸未公二十六岁。司徒公解任，避兵扬州。左良玉军襄阳，以粮尽，移驻九江，欲趋南京。南本兵乞公为司徒书，驰谕止之。阮大铖以蜚语中公。公避于宜兴。有与光禄书。以不即救汴，逮司徒公系狱。

　　顺治八年辛卯公三十四岁。奉司徒公居南园。当事欲案治公，以及于司徒公者。有司趋应省试，方解。

　　顺治九年壬辰公三十五岁。司徒公居南园。治壮悔堂，作文记之。访陈定生于宜兴。

　　《国榷》玖捌略云：

　　壬午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总督保定侯恂免。

　　同书玖玖略云：

　　癸未崇祯十六年二月庚辰平贼将军左良玉避贼东下，沿江纵掠。土寇叛兵俱冒左兵攻剽，南都大震。壬午左良玉泊池州清溪口，副总兵王允成称以二千人勤王，纵掠青阳南陵繁昌。沿江骚动，薄于芜湖，竞传其兵叛。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知良玉为尚书侯恂旧部。恂次子方域适在金陵，代为尚书书[致良玉]。良玉得书，禀答卑谨，一如平昔。七月议处郑三俊，逮张国维侯恂，以秉枢不职，弃开封不守也。

　　徐鼒《小腆纪传》陆肆逆臣壹左良玉传略云：

　　释侯恂于狱，以兵部侍郎代丁启睿督师。恂未至军，而良玉已溃于朱仙镇矣。开封陷。帝怒，罢恂官，而不能罪良玉也。[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良玉]抵武昌，至正月中启行，艨艟蔽江而下。当是时，降将叛卒假左军号，恣剽掠。蕲州守将王允成为乱首。破建德，掠池阳。去芜湖四十里，泊舟三山荻港，漕艘盐舶尽夺以载兵，声言将寄帑南京。士民一夕数徙，商旅不行。南兵部尚书熊明遇不知所计。适都御史在家被召，道出湖口，闻变，乃倚舟草檄告良玉曰，贵镇宜即日严戢兵丁，疏通江路，捩舵回船，刻期还镇。缺饷事情，候本部院到皖设法措处。勿过安庆一步，以实流言。良玉得檄心折。邦华飞书告安庆巡抚，发九江库银十五万，补六月粮。军心大定，南都解严。邦华具威仪入其营。良玉红袜首，鞾袴，握刀插矢，俯立船头。邦华辞。乃用师弟子礼见。临别，誓以余生效顶踵。

　　寅恪案，侯恂与左良玉其关系密切，远胜于李邦华。当崇祯十六年正月中良玉拥兵东下，南都士大夫皆欲止之。朝宗适在金陵，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使方域为其父作书与良玉，亦情势所必致，殊不足异。后来良玉之众屯驻九江而不至南京者，实懋明筹拨银十五万两之力。侯氏之书，岂能一动昆山之心乎？朝宗自言得杨龙友传述阮集之谓已欲为左氏内应之语，因促其出走避祸。年谱载崇祯十六年“司徒公解任避兵扬州”及“公访陈定生于宜兴”等语，假定崇祯十六年正月至四月侯恂果已在扬州，则方域何以不至扬州，而至宜兴。考《明史》贰柒叁左良玉传云：

　　[崇祯十五年]九月开封以河决而亡。帝怒恂，罢其官。

　　参以朝宗代其父致昆山书所谓“乡土丧乱，已无宁宇。阖门百口，将寄白下”及“相传谓将军驻节江州，且扬帆而前”等语，则朝宗作书之时，若谷尚未至南京。但朝宗避祸出走之日，即使若谷未至扬州，何以不留扬州以待其父，而径至宜兴定生家耶？如若谷于崇祯十六年春间及夏初果在扬州，似亦应列入与牧斋共谋王室群公之中。今载籍未详，不敢决言也。细绎朝宗之文，颇疑非其当日之原稿，致有疏误。据邵青门述朝宗刻其文集事（见钱仪吉碑传集壹叁陆邵长蘅撰侯方域传及《清史列传》柒拾文苑传侯方域传。）云：

　　末年游吴下，将刻集，集中文末脱稾者，一夕补缀立就，人益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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