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120)_陈寅恪

一二〇

　　关于第贰事，据钮琇《觚剩》壹吴觚上“陶庵刚正”条（参《牧斋遗事》“牧斋欲延师教令嗣孙爱”条及顾纯恩寓疁杂咏诗注。）云：

　　黄陶庵先生少有盛名。馆于同里侯氏，（寅恪案，“侯氏”指峒曾岐曾兄弟。）以道义相切劘。虞山钱宗伯有一子，名孙爱，甫成童。欲延师教之，而难其人。商之程孟阳，孟阳曰，我有故人子，嘉定黄藴生，奇士也。与同里侯氏交三世矣。未可轻致。公雅与侯善，以情告侯，公可得也。宗伯乃具厚币，遣门下客李生至嘉定延之。李先见侯，道宗伯旨。侯力为劝驾。黄意不悦，强而后可。遂与李至宗伯家。宗伯待以殊礼。居浃月，孟阳出海棠小笺示黄。黄询唱者为谁？孟阳曰，宗伯如君柳夫人作也。子于帖括之暇，试点笔焉。陶庵变色曰，忝居师席，可与小君酬和乎？孟阳曰，此何伤？我亦偕诸君子和之矣。陶庵曰，先生耆年硕德，与主人为老友，固可无嫌。诸君亦非下帷于此者。若淳耀，则断乎不可。孟阳惭退。先是，曾馆某抚军幕府，（寅恪案，“某抚军”当指张国维。）有邑令闻先生在署，槖数百金赂先生父，令致书，俾为之左右。先生复父书曰，父生男之身，尤望生男之心。若行一不义，取一非有，男心先死矣。尚何以养父乎？其自命刚正如此。忠孝大节，岂临时激于意气者，所能为乎？

　　严元照蕙櫋杂记云：

　　黄陶庵先生馆于常熟钱氏。主人纳柳如是为适妻。时作催妆诗者甚众，或劝先生作。先生曰，吾不能阻其事，于朋友之义亏矣。尚可从而附和乎？一日程孟阳携柳夫人诗笺乞先生和，先生不可。孟阳强之再三，且曰，老夫已偕诸君和之矣，庸何伤？先生正色曰，先生耆年硕德，与主人为老友，非淳耀之比。若淳耀，则断断不可。孟阳惭沮而罢。

　　朱鹤龄愚庵小集壹肆“题黄陶庵诗卷”云：

　　陶庵先生行谊节槩，卓绝千秋，四子经义，既为有明三百年一人，其所作乐府，复旨远辞高，义精向厉，真儒者之诗也。当甲申北变，闻金陵嗣统，谒选者麕集都下，先生独不往。吾友包子问之，先生曰，某公素善余，今方与当国者比。余入都，必当与往来，往来必为彼牢笼矣。君子始进必以正，岂可为区区一官捐名义以殉之耶？卒不往。

　　光绪修嘉定县志叁贰轶事门“黄忠节[淳耀]未第时，馆常熟钱谦益家。程孟阳出海棠小笺示之”条云：

　　[忠节]偶作鄙夫章题文，时推绝唱，谦益独不怿。及甲申夏，福王立，谦益晋秩尚书，忠节遗以娄坚手书归去来辞，谦益默然。

　　寅恪案，陶庵虽馆于牧斋家，以所擅长之八股文，课其子孙爱。然福王朝，不往南京与牧斋共马阮合流，则人品刚正高洁，可以想见。其不阿附孟阳和钱柳诗之举，乃自然之理，恐亦非牧斋前此所能料及。关于陶庵不肯和钱柳诗之问题，钮严两书所述，皆非无因。但俱有讹误。兹先考陶庵馆于钱氏之时间及孟阳于钱柳遇见以后，留居牧斋家之年月。然后玉樵修能二人所言之得失，可以决定也。

　　今陶庵集附有陈树惪宋道南所撰陶庵先生年谱，载陶庵自崇祯十二年至十四年馆于牧斋家。其所记可信。据陶庵集壹陆“和陶诗”序云：“辛巳杪冬客海虞荣木楼。”及同书贰壹“弘光改元感事书怀寄钱宗伯五十韵”云：

　　昔岁登龙忝，郎君丽泽专。南垞镫火屋，北沜宴游船。奉手评豪素，开厨出简编。文澜增拂水，诗垒压松圆。酒发公明气，谈钩向秀玄。赏音存寂寞，延誉许腾骞。精舍留三载，阴符练几篇。厌贫将嫁卫，蹑蹻遂摩燕。

　　则自崇祯十四年辛巳杪冬，逆数至十二年己卯岁首，共历三年，即所谓“精舍留三载”者是也。“南垞镫火屋”者，陶庵授孙爱书时，居于常熟城内牧斋家之荣木楼，即相传后来河东君自缢之处。陶庵集贰拾载“夏日钱牧斋先生携同泛舟尚湖”诗。牧斋《初学集》壹柒移居诗集亦载“[庚辰]五月望夜泛西湖，归山庄作。”诗。不知是否与“北沜宴游船”之句有关，更俟详考。“厌贫将嫁卫，蹑蹻遂摩燕”者，陶庵于崇祯十四年辛巳岁杪，辞牧斋家馆归后，遂中十五年壬午应天乡试，次年癸未即成进士也。《初学集》叁贰“黄藴生经义序”云：

　　儿子孙爱自家塾省余山中。奉其文三十篇以请曰，幸一评定之。余曰，吾何以定而师之文乎哉？而师之学，韩子之学也。其文韩子之文也。

　　牧斋作此序文时，居于拂水山庄。“山中”即谓拂水山庄。“文澜增拂水”之句，殆兼指此序而言。牧斋文中称誉陶庵，比于退之。故此序辞旨，全取用昌黎文集也。陶庵人品学问，当时推服。牧斋聘之为其子授书，自是得人。但牧斋友朋门生之中，人材甚盛。其所以特有取于陶庵者，盖以藴生最善长于八股之文，延为塾师，使教孙爱，于掇科干禄，自有关系。世人谓八股经义之文，实溯源于王介甫，而荆公之文，乃学昌黎者，近代文选学派，鄙斥唐宋八大家及桐城派之古文，讥诮昌黎为八股之始祖，所言虽过当，亦颇有理。牧斋此序殊有八股气味，或作序之时，披阅陶庵经义，不觉为所渐染使然耶？

　　四库全书总目壹玖拾“钦定四书文”条略云：

　　乾隆元年内阁学士方苞奉敕编明文，凡四集，每篇皆抉其精要，评骘于后。卷首恭载谕旨，次为苞奏折。又次为凡例八则，亦苞所述，以发明持择之旨。盖经义始于宋，宋文鉴中所载张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一篇，即当时程试之作也。元延祐中兼以经义经疑试士。明洪武初定科举法，亦兼用经疑，后乃专用经义，其大旨以阐发理道为宗。厥后其法日密，其体日变，其弊亦遂日生。我国家景运聿新，乃反而归于正轨。列圣相承，又皆谆谆以士习文风，勤颁诰诫。我皇上复申明清真雅正之训，是编所录，一一仰禀圣裁，大抵皆词达理醇，可以传世行远。承学之士，于前明诸集，可以考风格之得失。于国朝之文，可以定趋向之指归。圣人之教思无穷，于是乎在，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故时文选本汗牛充栋，今悉斥不录，惟恭录是编，以为士林之标准。

　　钦定四书文卷首载乾隆元年六月十六日谕略云：

　　有明制义诸体皆备，如王[鏊]唐[顺之]归[有光]胡[友信]金[声]陈[际泰]章[世纯]黄[淳耀]诸大家，卓然可传。今朕欲裒集有明及本朝诸大家制义，精选数百篇，汇为一集，颁布天下。学士方苞于四书文义法，夙尝究心，著司选文之事，务将入选之文，发挥题义清切之处，逐一批抉，俾学者了然心目间，用为模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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