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68)_陈寅恪

六八

　　今综合李陈二集诸诗排列次序推计之，卧子所作“伟南筑居远郊”诗中有“夏云纵横白日间”之句，足证舒章“观射”一诗，盖与卧子“观杨龙友射歌”为同时所作。依春夏秋冬四季先后排列计之，更可证舒章“题内家杨氏楼”诗，乃崇祯八年乙亥秋深所作。河东君与卧子同居，在崇祯八年春季。离卧子别居，在是年首夏。离松江往盛泽镇归家院，在是年秋深。然则舒章此诗乃河东君离松江后所作也。故知此“内家杨氏楼”，即河东君与卧子同居之处，亦即卧子桃源忆故人词题“南楼雨暮”之“南楼”。据上引众香词，知河东君“遗有我闻堂（室）鸳鸯楼词”。夫“我闻室”乃牧斋营筑之金屋，所以贮阿云者，河东君取以名其词集，似有可能。但此点尚未证实，仍俟详考。至河东君之鸳鸯楼词，与卧子之属玉堂集，实互有关系，乃相对为文者。若更加推测，则卧子之所谓属玉堂，与鸳鸯楼，即南楼，同属徐武静别墅中之建筑物，又同为卧子所虚构之名也。

　　舒章诗中“吹箫”之“[秦]女”，指河东君。“倚楼”之“萧郎”，指卧子。人去楼空之感，为舒章此诗之主旨。若非推定舒章作诗之时间及此楼所在之地点，则舒章诗意不能明矣。复检《陈忠裕全集》玖湘真阁集，崇祯十一年仲冬所作“拟古三首，别李氏[雯]也”之后，有“萧史曲”一篇。其意旨殊为隐晦。但人去楼空之感，则甚明显。故颇有为河东君而作之可能。盖舒章于崇祯八年秋深赋“题内家杨氏楼”一诗之际，在杨已去不久，陈尚往来陆氏南园，徐氏别墅之时。至崇祯十一年，则杨固早已离去南楼，陈虽屡借寓南园，而南楼则久空矣。斯“萧史曲”所以有“一朝携手去，此地空高台”之句耶？又同书壹肆湘真阁集载“戊寅七夕病中”五律一首，亦似为河东君而作者。今得见《戊寅草》，首载卧子一序。其中作品止于崇祯十一年秋间。据此可以推知卧子于此时尚绻恋不忘河东君如此。则崇祯十一年为河东君作“萧史曲”，涉及此楼，亦不足怪矣。

　　复次，今检蓼斋集叁拾有“闻一姬为友人所苦，作诗解围。”七绝一首云：

　　高唐即在楚西偏。（寅恪案，“西偏”之语，可参上引云间地宅志“西有生生庵别墅”句。）
　　暮暮朝朝亦偶然。
　　但使君王留意住，
　　飞云更落阿谁边。

　　诗中之“飞云”，岂即“阿云”耶？但此“友人”，究不知谁指，颇有为卧子之可能。姑附记于此，以俟更考。

　　崇祯八年乙亥春间，陈杨两人之关系，已如上所考定。兹有一疑问，即顾云美“河东君传”所谓“适云间孝廉为妾”之语。卧子为崇祯三年庚午举人，十年丁丑进士。历官刑部主事，惠州绍兴推官，兵科给事中，兵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何以仅称之为“云间孝廉”，而不以其他官名称之耶？应之曰，云美之以“孝廉”目卧子者，盖谓河东君“为妾”，实即“外妇”之时，卧子之资格身分实为举人，而非进士及其他诸职也。此点云美既所以为河东君及卧子讳，又标明其关系之时代性。斯固为云美之史笔，亦足证此关系发生于卧子为举人时，即崇祯三年庚午至十年丁丑之时期，此八年之间，唯有崇祯八年乙亥春季最为适合。故“云间孝廉”之为卧子，可以无疑也。

　　抑更有可论者，观卧子所自述崇祯八年春读书南园，虽号称与徐闇公孚远李舒章雯周勒卣立勋陆文孙庆曾（寅恪案，《陈忠裕全集》壹陆平露堂集“送陆文孙省试金陵”诗附考证引复社姓氏录云：“陆庆曾字文孙。”）几社诸名士共为制科业，间亦有事吟咏。其实乃如陆氏所言“饮酒赋诗，扩落而无所羁，方与古之放言之士，鄙章句，废畦町，岸然为跃冶者，以自异于世。”又娄县志谓“崇祯间几社诸子每就是园（寅恪案，指南园。）燕集”。由是推之，几社诸名流之燕集于南园，其所为所言，关涉制科业者，实居最少部分。其大部分则为饮酒赋诗，放诞不羁之行动。

　　当时党社名士颇自比于东汉甘陵南北部诸贤。其所谈论研讨者，亦不止于纸上之空文，必更涉及当时政治实际之问题。故几社之组织，自可视为政治小集团。南园之燕集，复是时事之坐谈会也。河东君之加入此集会，非如儒林外史之鲁小姐以酷好八股文之故，与待应乡会试诸人共习制科之业者。其所参预之课业，当为饮酒赋诗。其所发表之议论，自是放言无羁。然则河东君此时之同居南楼及同游南园，不仅为卧子之女腻友，亦应认为几社之女社员也。前引宋让木秋塘曲序云：“坐有校书，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凡所叙述，感慨激昂，绝不类闺房语。”可知河东君早岁性情言语，即已不同于寻常闺房少女。

　　其所以如是者，殆萌芽于吴江故相之家。盖河东君夙慧通文，周文岸身旁有关当时政治之闻见，自能窥知涯涘。继经几社名士政论之熏习，其平日天下兴亡匹“妇”有责之观念，因成熟于此时也。牧斋《初学集》贰拾东山诗集叁“[崇祯]壬午除夕”诗云：“闲房病妇能忧国，却对辛盘叹羽书。”《有学集》拾红豆贰集“后秋兴”八首之四云：“闺阁心县海宇棋。每于方罫系欢悲。”牧斋所言，虽是河东君年二十五岁及四十二岁时事。夫河东君以少日出自北里章台之身，后来转具沈湘复楚之志。世人甚赏其奇，而不解其故。今考证几社南园之一段佳话，则知东海麻姑之感，西山精卫之心，匪一朝一夕之故，其来有自矣。

　　呜呼！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其时间，其地点，既如上所考定。明显确实，无可致疑矣。虽不敢谓有同于汉廷老吏之断狱，然亦可谓发三百年未发之覆。一旦拨云雾而见青天，诚一大快事。自《牧斋遗事》诬造卧子不肯接见河东君及河东君登门詈陈之记载以后，笔记小说剿袭流布，以讹传讹，一似应声虫，至今未已，殊可怜也。读者若详审前所论证，则知虚构陈杨事实如王澐辈者，心劳计拙，竟亦何补？真理实事终不能磨灭，岂不幸哉？

　　崇祯八年首夏，河东君离去与卧子同居之徐氏南楼及同游之陆氏南园，别居松江他地，此地或即横云山，详见下论。卧子有词赠别，词之佳妙，固不待论，即就陈杨两人关系言之，此词亦其转捩点之重要记录也。兹论述之如下。

　　汤漱玉玉台画史叁云：

　　借闲漫士曰，予弟子惠从禾中得[黄]皆令金笺扇面，仿云林树石，署款“甲申夏日写于东山阁。皆令”。钤“闺秀”朱文，“媛介”白文，“皆令”朱文三印章。左方上有词云：“紫燕翻风，青梅带雨，（寅恪案，“紫燕”句可与前引李舒章“夏日问陈子疾”诗“堂中紫燕小”句相参证。杜工部集壹捌附录“柳边”诗，后四句云：“紫燕时翻翼，黄鹂不露身。汉南应老尽，霸上远愁人。”乃卧子“紫燕”句所出，实寓春老送别之意。“青梅”句出杜工部集玖“梅雨”诗前四句：“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河东君离去南园，当在梅子尚青未黄之时，盖亦暮春初夏之节候。周处风土记云：“夏至前雨名黄梅雨。”周氏为江南人，取以证卧子之词，虽不中亦不远矣。“带雨”二字岂复暗用白乐天长恨歌“梨花一枝春带雨”之意，与下文“泪盈红袖”之语相比应耶？）共寻芳草嗁痕。（寅恪案，全唐诗第叁函孟浩然贰“留别王侍御维”诗云：“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卧子改“欲寻”为“共寻”者，盖卧子虽与河东君短期同居南楼并屡次读书南园，然不过借其地为编著之处。故其在南楼及南园，乃暂寓性质，非家居所在。此句意谓其本人不久当离去，归其城中本宅。河东君亦将离去，移居横云山，因改“欲寻”为“共寻”耳。复检《陈忠裕全集》壹陆平露堂集崇祯八年诗，有“初秋出城南吊迩机之丧，随游陆氏园亭。春初予辈读书处也。感赋二律”之题，尤足证卧子亦于是年夏间即离去南楼及南园，还居城内本宅也。迩机名靖，崇祯六年癸酉举人。见嘉庆修松江府志肆伍选举表。又河东君湖上草“西泠”十首之二云：“青骢点点余新迹，红泪年年属旧人。”痛史第贰壹种甲申朝事小纪柒“柳如是小纪”引此诗，“新迹”作“芳草”。细玩语意，岂亦与卧子此词有关耶？）

　　明知此会，不得久殷勤。（寅恪案，卧子用“明知”二字者，可见其早已深悉河东君之性情既如此，己身家庭之状况又若是，则南楼及南园之会合，绝无长久之理。虽已明知之，而复故犯之，致有如是结局。此意与希腊亚力斯多德论悲剧之旨相符。可哀也已！）约略别离时候，绿杨外，多少消魂。重提起，（顾贞观成德仝选今词初集上满庭芳，历代诗余陆壹满庭芳“和少游送别”及《陈忠裕全集》贰拾诗余满庭芳“送别”词，“重”俱作“才”，较佳。）泪盈翠袖，（今词初集，历代诗余及《陈忠裕全集》，“翠”俱作“红”。是。）未说两三分。
　　纷纷。（寅恪案，淮海集满庭芳词云：“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卧子此词既是和少游，则“纷纷”二字，本于秦词，自不待言。但玉台新咏壹“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云：“新妇谓府吏，勿复重纷纭。”“纷纷”即“纷纭”。卧子遣去河东君，当不出于“阿母”即唐宜人之意，实由卧子妻张孺人假祖母高太安人之命，执行其事。大樽著此“纷纷”二字，盖兼具淮海词及孔雀东南飞诗之两重出处。其隐痛深矣！）重去后，（今词初集历代诗余及《陈忠裕全集》“重”俱作“从”。是。）瘦憎玉镜，宽损罗裙。念飘零何处，烟水相闻。欲梦故人憔悴，依稀只隔楚山云。无非是，（今词初集，历代诗余及《陈忠裕全集》“非”俱作“过”。）怨花伤柳，一样怕黄昏。调寄满庭芳，留别无瑕词史。我闻居士。”钤“如是”朱文小印。

　　寅恪案，徐乃昌小檀栾室闺秀词钞玖及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第叁章第贰节“柳如是”条，并引玉台画史，俱认此词乃河东君所作。不知淮海“山抹微云”原词，虽题作“晚景”，明是“别妓”。盖不仅从语意得知，即秦词“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之结语，用唐欧阳詹别太原妓申氏姊妹之典，更可为证也。（见全唐诗第陆函欧阳詹“初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诗“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之句，并可参晁无咎补之琴趣外篇肆忆少年“别历下”词“南山尚相送，只高城人隔”，及姜尧章白石词长亭怨慢“望高城不见，只见乱山无数”等句。）卧子即和原韵，其为送别河东君之作，词旨甚明，无待详辨矣。今词初集选于康熙十六年丁巳。（见此书鲁超题词及毛际可跋语。）历代诗余编于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两书时代皆较早。《陈忠裕全集》出于庄师洛等之手，考证颇精。此三书既皆以此词为卧子所作，殊可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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