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绍圣四年五月(3)

绍圣四年五月(3)

　　五月辛未，中书舍人蹇序辰言：“吏房送到吴居厚除权户部尚书词头，诏令臣命词行下。按居厚顷于元丰间被知先帝，自朝散郎除天章阁待制，充京东路都转运使，先帝亲为褒诏，称居厚‘将命一道，不辱使指，无黩乎上，不扰乎下，不諠乎闻。于二三年间，坐致财用数百万计，前日县官窘迫，一朝变为宽舒。求之内外主财之臣，政绩著验，顾未有出其右者’，至于迁官赐服数次。及司马光用事，务快宿憾，改更废黜先朝政事、人物，故刘挚等附会，首论居厚。而言多无实，不待服罪，责为散官。考其所坐，悉缘公事，本无赃私、废弃显状，一被谴斥，首尾十年，至绍圣亲政，始复收用。察其元犯，已与除落，今自户部侍郎除权尚书，计其资历，无甚超越，而议者尚以前事为言。臣若苟随流俗，心怀顾避，既虑给事中封驳，又恐谏官、御史奏论，相与协心，终不命词，反致先帝初则失人，次则失言，以矫诬在天之威灵，而助成司马光、刘挚等之素志，则是臣怀利朋奸，没身无以塞责。是以闻命审思，即草词讫。盖以其心非附朝廷以为同，非反同列以为异，非交私居厚以为朋党，而区区之忠所深虑者，累先帝知人之明，违今日绍述之志也。望降臣此章，与居厚除命行下，明示好恶，以风四方。则非独于臣幸甚！”诏榜示朝堂：“朕以眇躬，获承先构，永惟休烈盛美，欲以昭示万世。而顷遭群奸，同逞宿憾，兴讹造讪，力肆诋排，政事人材，废毁殆尽！夙夜悼惧，靡敢遑宁。思与卿士大夫共承厥志，庶几德业传信无穷。念今在廷之臣，鲜知事君之义，崇乡原以为善士，造虚誉以进无能。以交私合党相先，以奉法守公为讳。材智胜任，则阘茸共嫉；趣向至正，则颇侧深仇。端亮劲挺有特立之操者，不见容于众人；媕阿回遹持两可之说者，必得名于流俗。沉溺忘返，险薄可嗟！乃阴怀私恩，显废公议。以奸臣所斥逐为当罪，所变更为得宜；以先帝所建立为不然，所褒擢为非当。借誉余党，幸复甄收，务令旧章，未能淳一。扇为是非不定之论，欲开善否更用之端。浸长小人之道于难知之中，以疑天下之听于未孚之际。幸时事之中变，庶人情之翕从。每怀及兹，良用慨叹！朕察言观事，灼见邪心，欲正典刑，当申儆诫。继自今日，尔其自新，式惩厥愆，毕趋于正。示以好恶，非曰苟然，其或怙终，必罚无赦。咨尔在位，尚克钦承。”

　　元祐初，章惇争论役法札子，有云：“役法可以缓改，非如京东铁马、福建茶盐，不改一日则有一日之害也。”及蔡卞与序辰谋共作诏榜，虑惇不从，乃持惇元祐札子以胁之曰：“若谓居厚京东所行非是，则先帝褒诏亦非是矣。”惇噤不能语。于是从序辰所请降诏榜云。（今实录元祐元年二月章惇论役法札子亦无此“不改一日则有一日害”等语。盖崇宁史臣阴为惇讳，绍兴史臣不能检讨增益之也。）

　　诏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沈铢不当以无根缴奏吴居厚，特罚铜二十斤。铢再论“居厚顷使京东，坐聚敛罢，不可以长地官。”即改命蹇序辰，仍令铢分析。序辰既草制，铢因被罚。（壬戌除居厚，铢缴词头，甲子再缴，戊辰改付序辰，辛未罚金。旧录云：吴居厚除户部尚书，铢以居厚领使京东，坐聚敛罢，不可以长地官。诏铢具实状，不能对，罚金。新传因之。居厚实状有何难对，政坐以元祐为讳耳。史臣媕阿莫辨，可叹也。）

　　翌日，枢密院奏事，曾布曰：“窃闻沈铢近以缴吴居厚词得罪。”上曰：“止罚金。”布曰：“又闻有敕榜。”上曰：“止降诏。”布曰：“居厚初除待制，叶祖洽亦尝缴奏，陛下听之。今沈铢既罚金，又降诏榜告，以吴居厚、蹇序辰为君子，以沈铢为小人，恐人情不服。”上曰：“不曾指名。”布曰：“闻三省行遣，先坐沈铢缴状词，次用蹇序辰章疏降诏，如此亦指名也。古人以逆人主指为逆鳞，以谓撄之者死。然挺特自守之士，以义理自守，议论之际，虽死不避。傥欲使众论以小人为善人，君子为小人，虽日杀人，亦不可夺，况出榜乎？臣以谓诏榜无益于事，兼如此乃是欺罔圣听。”上曰：“序辰因何却与居厚一般？”布未及答，林希进曰：“此已行之命，无可论者，曾布所陈极当，望陛下知察耳。”上唯阿而已。（布录在壬申，今附此日。）

　　后数日，（布录在丙子。）布又言：“臣前日论居厚事，喋喋烦圣听，然圣问以为序辰何以与居厚一般？臣仓卒未及对。陛下知居厚事状否？元丰中，先帝欲按阅河北保甲，患用度不足，居厚即献绢三十二万。及措置籴便陕西边事，居厚皆有所献。此时先帝不得不悦，财利之臣，能举职如此，不得不奨。然京东岁有羡余一二百万，非取之于民，何所从出？前日之京东，今日之京东，与居厚在彼时，宜无以异，不知居厚何术独能致此羡余？居厚之所经营，如民间禁补修旧铁器，一一要从官买，其他掊敛细碎，大约类此。”上曰：“事皆虚，当时不曾根勘，但人言如此耳。”布曰：“居厚京东之事，人人共知，恐不虚。如铁器事，尝为优人所玩，安可谓无？兼章惇元丰末章疏，曾论居厚云：‘京东之人恨不食其肉。’此语莫不虚否？然居厚不足论，掊敛之事，害及一路而已。若序辰者，则害天下。其为害盖百倍于居厚，何止一般？何以言之，序辰凡所议论，不复顾义理，若三省所悦，虽凶慝小人，必多方主张庇护，害政之大，无大于此。今但言流俗之人党助元祐奸党，冀其复用。臣固尝开陈，以为君子小人皆不当有此意。诚令与三省异论之人皆是小人，缘小人用心，惟利是视，岂可舍今日权要大臣不肯附丽，却一向党附海外编管安置之人，冀其复用，以求官职，希进用，其术无乃太疏乎？小人怀利，必不应颠倒如此。但知义理自守之士，不肯为三省变易天下公议，雷同欺罔尔。兼居厚昨除待制，叶祖洽亦尝缴词，陛下伸祖洽之言，罢居厚之命，中外鼓舞称诵。今日沈铢所缴，乃与祖洽无异，而铢独罚金，又出敕榜，此臣所不晓。

　　又如吕嘉问欲除卿，陛下以为不可；欲除侍郎，陛下以为不可；过都门欲一见，陛下亦以为不可。今忽除待制，莫不骇闻。缘权侍郎四年方即真，又一年乃得待制，今比之侍郎，乃更速五年矣。臣固疑近日政事，更非前日之比也。亦尝自陈，凡所欲言，隐忍者十有八九，而其所陈已喋喋不胜其多，臣犹自厌，况陛下乎？”上曰：“大臣所见，岂可不言，言之何害！”布曰：“臣每蒙陛下开纳如此，益不敢循默，然愿陛下更赐采纳。臣自初秉政，即尝奏陈，以谓先帝听用王安石，近世罕比，然当时大臣异论者不一，终不斥逐者，盖恐上下之人与安石为一，则人主于民事有所不得闻矣。此何可忽也？”上曰：“冯京辈皆是。”布曰：“非独京辈，先帝曾谕臣：‘王珪虽不言，亦未必不腹诽也。’今三省无一人敢与惇、卞异论者，许将辈见差除号令有不当，但郁悒而已。如序辰辈多端劫持惊恐在位之人，使不敢与三省违戾。只如有文字云：‘元祐大臣，非其死党，不得为执政。’许将见此一语，为之破胆。”上曰：“不记得有此文字。”布曰：“序辰但于文字中，以一两句微词惊恐许将辈，非公然排击许将，宜其陛下不记也。今上下人情如此，愿陛下以先帝御安石之术为意。”上又问“林希用心如何？”布曰：“臣累曾言希有学问识见，若不为利害所怵，于义理不患不晓。今致身至此，实不肯附丽人，议论极向正。”上曰：“于卿处则然，未知他处何如尔？”布曰：“或不至此。”布又问上：“近日论议者莫亦以臣为党助元祐之人否？”上曰：“岂有此理！卿何可加以此。”布曰：“臣固自知于元祐之人无一毫干涉，然见其变乱是非如此，臣亦不敢自保。”上笑曰：“无之，岂得有此！”（布录在丙子，今附此。许将时为中书侍郎。陈瓘尊尧集理财总论曰：按安石初为从官，即倡理财之说，及至参知政事，故行其所言。今考日录第一，安石于未执政前，七对神考，并无一言及于理财。至于执政供职之第一日，即伪书对上之言曰：‘人主当以成礼义廉耻之俗为急，若宣著为利之实，而礼义廉耻之俗坏，则天下不胜其弊。孟子耻言利，曰：‘亦有仁义而已矣。’然其卒曰：‘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人人不敢后其君，此乃人主大利也。’鸣呼！安石著书首撰此语，却思孟子之说，其于前日所行，不可谓之无悔也。年运而往，虽悔可追，悔而不改，济以欺伪，作为诬书，阴授蔡卞。卞，绍圣用事之初，专述熙宁，及哲宗既怒常立，然后骤述元丰，始与序辰谋作盖抹之事矣。事之本末，臣请叙而论之：“臣闻绍圣三年，尚书右丞蔡卞引选人常立为假通直郎、崇政殿说书。又力荐之，赐对之明日，复请躐除侍从官。哲宗问卞曰：‘立诋神考而卿荐之，何也？’又顾丞相惇曰：‘卿不见其语乎？’惇谢不知，因请其语。哲宗怒曰：‘语在常秩行状，其语云：“自安石罢相以来，民在涂炭。”又云：“自秩与安石去位，而识者知政事必败。”其谄厚安石而诋薄神考如此，卞荐之何也？’即命中使史院取秩行状，哲宗亲指‘涂炭’‘必败’四字以示宰执，惇等皆顿首谢罪，请贬立监寿州酒。给事中叶祖洽驳曰：‘立诋毁先烈，谪轻近地。’乃改立永州监酒，而撰常秩行状者赵冲特勒停。初，太学博士林自用卞之意，倡其言于太学曰：‘神考知荆公不尽，尚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固骇其言矣。自哲宗既怒常立，卞始惶骇改意。而林自‘滕文公’之说，亦自此不敢言于众，卞于是与序辰等始用盖抹之术矣。”又论曰：日录载安石之言曰：“人君为天地万物主，须是盖抹得事过，乃能济天下。”绍圣中，蔡卞用盖抹之术，在既窜常立之后，安排之序，的然可指。臣请稽其本末而论之：“熙宁九年，邓绾落御史中丞，安石亦相继罢去，退居钟山，著此讪书以授蔡卞，卞当元祐之时，增光润色。九年笔削，恩怨分明，回互妨嫌，以叶众好，照顾本末，以全私美。书行于绍圣之始，嫁祸与造书之人，惇等醉迷，例遭嫁卖，不知宗庙之遭诋诬也。天实使之荐常立，哲宗皇帝灼见奸伪，窜悖臣于远方。卞惟伪迹寖彰，于是屈己改图，而用盖抹之术矣。盖卞之初意，讥薄神考元丰之政，专务绍述安石熙宁之事。至是知其不可，则与蹇序辰同谋以神考褒劝吴居厚手诏榜于朝堂。其迹则善述熙宁，深赞元丰，其心开脱安石，诋诬宗庙。夫诏褒居厚，乃神考驾驭监司之意尔。元祐初，章惇争论役法札子云：‘役法可以缓改，非如京东铁马、福建茶盐，不改一日则有一日之害也。’及卞、序辰共作敕榜之时，先以章惇元祐札子胁持宰相，曰：‘昔以“居厚京东盐马之事，不改一日则有一日之害”，是以理财之诏为非也。’惇计无所出，噤不能语。于是亦以敕榜为是矣。且安石初欲理财，自谓合于经术，谓司马光之徒皆不晓孟子义利之说，岂以理财为不美哉？及退而著书，则于初作参知政事第一日，便造安石奏上之言曰：‘孟子耻言利，若宣著为利之说，则恐坏风俗。’又造安石奏上之言曰：‘陛下但好理财者，则汲汲而用，至于讲道，则不以为急。’又曰：‘以理财为先，则人将机巧趋利。’又曰：‘若以理财为先务，又召致无行义之人，则恐天下观听不足。’盖安石舍众自用，造法于得君之初，追悔著书于十年之后，归过宗庙，图盖已愆，是可忍也，复何议哉！又其归过之言曰：‘臣尝劝陛下不须多张法。’又论榷铁则曰：‘官自鼓铸则必与汉同弊。’此所以讥元丰之政也。卞及序辰谋取神考驾驭监司之诏榜于朝堂，岂为一吴居厚而已哉！欲实安石诋讥之语而杜塞天下爱君之言耳！夫有舒有惨，天道所以变通；一弛一张，文武所以相济。神考圣训曰：‘什一而税足矣。’又曰：‘今税敛已重。’此则理财之正论，圣主之本心也。至于诏奨居厚，则所以奨有劳之臣耳，孰敢以为非乎？卞等揭视一诏，便谓安石所讳理财之事，可以移过于宗庙。而日录诬伪之言，可以取信于天下后世。盖卞等所谓盖抹者如此。”’

　　御史蔡蹈言：“臣伏睹圣旨指挥，以权中书舍人沈铢缴还新除户部尚书吴居厚词头，令具析闻奏者。臣窃以中书舍人之职，专掌书命，朝廷除授未允公议，则王命之出不可不审。况有义当论列，若论失其实而上罔朝廷，即铢被罪黜可也，不当更令具析，待之以不信，而使在廷之臣以此为戒，它日无敢言者。且居厚之为京东都转运使，牟利殃民，众所备闻。近者朝廷初复居厚待制矣，是时尝有缴还词头者，朝廷为罢其命，不闻有令具析闻奏之旨。今居厚超迁踰等，又非待制之比，而铢之所论，公议翕然，不可不察也。臣愚欲望圣慈追寝令铢具析指挥，庶存近侍论思事体。

　　又言：“伏见圣旨指挥，以权中书舍人沈铢缴还新除权户部尚书吴居厚词头，令具析闻奏。既又罚铜二十斤放，并今月十九日尚书省降到敕一道，臣僚上言辨雪吴居厚事，令本台榜朝堂者。臣谨按，居厚奉使京东，征利苛急，惟务羡余，以赴功赏，而创置铁冶等非义取民，一方愁怨，声动朝野。在元丰末年，左右大臣已尝论奏其恶而责守庐州矣，其大臣及同时被遇先帝之人，莫非公心以救正朝廷法度，以此见居厚非本无过者。若谓悉皆缘公，本无赃法，则人臣奉使一方，不能致朝廷之德意下究，而万口嗷嗷，不胜其怨，其为失职，何必赃私？设或弃瑕甄录，出自宸聪，则臣下所不敢知。其如中书舍人当行职事，其所见缴还词头未为过也。而敕旨勒令具析事状，既而罚金以加其罪，亦已太甚，宜乎众所骇闻也。盖居厚事状，天下共知，若谓论者厚诬，是欺天下也。天下之不可欺，以有公议存焉。公议不恤，虽圣训谆谆，申儆具寮，恐无补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今朝廷清明，陛下仁孝，习先朝故事，固已纯一，庶人无知，且犹无所议，况士大夫乎？天下既无异议，而止缘中书舍人缴还词头，便为异议如此，则一切不问，无缴还者，谓之其志同，可乎？臣愚伏望圣慈更加省察沈铢缴还吴居厚词头实协公议，特赐原宥，庶使在廷之臣不以言为戒矣。天下幸甚！”

　　河东路经略司言：“内殿崇班王安静昨出界讨击青鱼河贼，所部杀获最多。昨与折克行子侄一例，同减半推恩，依格合转三官，更减四年磨勘。除正推恩外，有转一官、减四年半磨勘未赏。”诏王安静特依格更与转一官，仍减四年磨勘。

　　观文殿大学士、守太子太保致仕韩缜卒。上为辍朝，成服于后苑，赠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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