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四年四月(2)

元祐四年四月(2)

　　甲寅，右监门卫大将军士香特换朝请郎，转至左通议大夫止。

　　泾原路经略安抚司请将陇山一带弓箭手人马别置一将管勾，仍以泾原路第十三将为名。诏令本司奏举大使臣二员充训练官，候二年减罢。

　　戊午，诏引进使、忠州团练使、定州路钤辖、知保州曹诵赴阙供职，以客省副使李谅代之。

　　诏陕西、河东、河北转运司广收菽麦，毋与民争籴。

　　礼部言：“经义诗赋进士听习一经，第一场试本经义二道，论语、孟子义各一道；第二场赋及律诗各一首；第三场论一首；第四场子史、时务策二道。经义进士并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周易、书、公羊、谷梁、仪礼为中经，愿习二大经者听，即不得偏占两中经，其治左氏春秋者，不得以公羊、谷梁为中经。第一场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第二场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余如前。并以四场通定高下去留，不以人数多寡，各取五分，即零分及元额解一人者，听取辞理优长之人。”从之。（初八日、并十九日可考。新纪云：戊午，立试进士四场法。按：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已立四场法度。）

　　诏应台察事已弹察后，及一月以上遇赦降者，其稽迟本罪不得原减。从侍御史盛陶言也。

　　尚书省言：“大河东流，为中国之要险。自大吴决后，由界河入海，不惟淤坏塘泺，兼浊水入界河，向去浅淀，则河必北流。若河尾直注北界入海，则中国全失险阻之限，不可不为深虑。”诏吏部侍郎范百禄、给事中赵君锡条画以闻。

　　百禄等言：

　　臣等昨按行黄河浊流口至界河，又东至海口，熟观河流形势，并取到沿界河至海口铺寨地分使臣等状，各称界河未经黄河行流已前，阔一百五十步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以下至一丈；自黄河行流后来，见今五百、四百至二三百步，深三丈五尺以次至二丈。显是河性就下行疾，自刮除成空而稍深，与前汉书大司马长史张戎之论正相符合。

　　自元丰四年，河出大吴，一向就下，夺入界河，行流势如瓴建。经今八年，不舍昼夜，冲刷界河两岸，日渐开阔，连底成空，趋海之势，迅快非常。虽遇元丰七年、八年，元祐元年非常大毁泛涨，而大吴以上数百里，终无决溢之害，此乃下流归纳处河川深快之致验也。

　　塘泺虽有限敌之名，而无御寇之实。今之塘水，又异昔时，浅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维舟而济，冬寒冰坚，尤为坦途。如沧州等处，商胡之决，即已淀淤，今四十二年，迄无边寇之警，亦无人言以为深忧。自回河之议起，首以此为辞，是欲动烦圣听。若谓直注北界，失险阻之限，是大不然。何者？大吴初决，水未有归，犹不北去；今河流八年矣，入海湍迅，界河益深，诚不宜过虑。设果有此，则中国据上游，北敌岂不虑乘流而扰之乎？

　　自古匈奴入寇之路，朝那、萧关、云中、朔方、定襄、鴈门、上郡、太原、右北平之类，无险而不入，岂塘泺界河之足限也哉。臣等窃谓本朝以来，未有大河安流合于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阔，必无浅淀，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国亦无全失险阻之理。贴黄：“今黄河所经，固有淤淀，盖遇平壤漫滩，行流稍迟，则泥沙自然留淤。若趋深走下，湍激奔腾，则维有刮除，无由淤积。况界河非止为浊水众流所冲刷，加之朝夕两次海潮之所渲荡，必无向去浅淀之理。乞勿上烦圣虑。”（百禄等答诏，据奏藁增入，行状即载使归时，今依实录，附四月十八日。但实录删取大略，欲究河事本末，故详载之。百禄附传大抵因行状，君锡附传尤不详也。得元丰四年诏，已于正月二十八日辨其先后。）

　　是日，左谏议大夫梁焘又疏论蔡确讥讪罪状明白，便当付狱，不须更下安州取索原本及令确分析。诏安州限三日趣具报。朝廷既用吴处厚奏，令确分析，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亦各上疏，意乃佑确，实欲罪处厚，而不敢正言之。（此据王岩叟所记。）

　　先是，左谏议大夫梁焘、右司谏吴安诗、右正言刘安世共奏：“早来臣焘、臣安诗延和殿进对，具陈蔡确怨谤君亲，情理切害，因曾上禀言路更有何人论列，伏蒙圣谕：‘唯卿等及刘安世外，别无章疏。’臣等窃伏思念，国家设置御史，本欲肃正纪纲，纠察百僚，虽小犯朝廷之议，犹俾弹治。今来蔡确悖逆不道，指斥乘舆，而御史台职在按举，曾无一言，挟邪不忠，党恶无惮，未见如此之甚者。臣等前章固尝以确之朋党大半在朝，虑其造播巧言，多方营救，不谓御史当可言之地，并不纠劾，又虑奸党变乱公议，别有奏陈，恐开告讦之路。臣等窃谓古人见无礼于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岂有目睹奸豪陵蔑朝廷，谤讪君上，乃欲置而不问？苟非今日确之事发，则其党与未易彰败。臣等尚虑御史台知臣等已有论奏，备礼一言，以塞外议。若果如此，则其包藏奸状，益更明白。伏望陛下留臣等此奏，候蔡确事毕，明正其罪，特行窜逐，庶使邪正有辨，不败国事。”（安世集，此系第三章，注云：“与梁焘、吴安诗同上。”）

　　于是安世又言：“臣近以蔡确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寻具论奏，乞正其罪，虽闻已降指挥，下安州取索元本，及令确开具因依，至今未见回报。臣闻上自执政，下至堂吏，确之党与殆居其半，百端营救，齐奋死力。若使邪说得行，摇动正论，则朝廷之事，极有可忧，此臣所以夙夜寒心，而过为陛下之计。臣窃观自二圣临御以来，日新圣政，蔡确之徒，不得逞其奸志，阴怀怨望，窥伺颇急，然而深情厚貌，未尝形见。今乃无故作为此诗，臣恐祖宗、神灵、天地眷佑，疾确贯盈，而以此机授陛下也。臣伏见李常、盛陶居风宪之地，目睹蔡确无礼于君亲，而依违观望，曾不纠劾；及朝廷已有行遣，方始备礼一言，而又是非交错，皆无定论。翟思已下，仍更不见章疏。御史如此，纪纲何赖焉？彭汝砺在侍从论思之列，不以疾恶为心，反用开告讦之路为解。其余进说之人，臣虽不能知其名氏，然所主之论，计与汝砺不甚异也。臣窃谓李常等居可言之地而不言，或虽言而阴持两端；彭汝砺等不任言责，辄敢进疏，宜有高远之虑，出于世俗之表，而义存君亲者，反责其告讦，悖逆不道者，欲置而不问。夫告讦之不可长，则是矣，至于睥睨君亲，包藏祸心者，乃为可长乎？朋邪罔上，孰此为甚！若非确之事发，则小人比周，无由彰败，惟望陛下圣心先定，勿惑流言，诛锄奸慝，决行威断，庶几朝纲振举，邪正明辨，天下幸甚！”（安世集，此系第四章。李常五月二日除兵书，盛陶常少。）

　　左谏议大夫梁焘又言：“风闻臣僚之间，有阴进邪说，营救蔡确，及有请罪吴处厚者。在朝之臣，惊相传播，以谓忠于确者多于忠朝廷之士，敢为奸言者多于敢为正论之人，以此见确之气焰凶赫，贼化害政，为患滋大。夫是非者，天下之公议也，百千私言不可乱也；赏罚者，人主之利器也，二三妄臣不可侵也。如使公议可屈，利器可摇，何以安宗社，正朝廷，示万方以无私耶？陛下聪明洞照，至公无惑，真伪邪正，人人尽知，不待臣多言而后能察也。臣谓首此妄作者，其说有二，若非出于畏忌，即是牵于朋党。畏忌者，恐朝廷典刑不正，有复来之危急；朋党者，恐蔡确权势尽去，无自托之阶梯。切身利害，表里相符，纵横庇护，媟谩欺罔，但循养交之私，遂失为臣子之节，惟忧负确而不忧负国，惟知爱确而不知爱君。有臣如此，国家何赖！臣观古今之间，人君欲罪其臣下，而群臣以理救解者甚多，然而皆以其心有可恕也。以己之心，度彼之心与之同，则引理开陈，指事辨白，幸人主尽明其心而略其迹也。今确怨望悖逆，包藏祸心，无可恕者，何人之心可与之同，而更为之救解哉？其以告讦之风不可长而责处厚者，是亦不然。所谓告讦者，等辈之间，苟快怨愤，摘其阴私，以相倾陷，伤败风俗，诚为不诫。至于自纳罪恶，凌犯君亲，忠臣孝子忠义切于上闻，不当妄引告讦，以为比拟也。况法所不加，义所不制，欲以何名议罪处厚？如谓告讦之风犹不可长，则如确悖逆者其可长乎？告讦之长，不过倾陷一夫一家，悖逆之长，至于危乱天下，岂倾陷之害可忧，而危乱之祸不恤耶？此奸人之言，欲以惑聪明而乱正论，挟狡狯而行私恩，无毫发忠敬之意，不可不治也。其臣僚所上章奏，候贬责蔡确了日，伏望圣慈特赐指挥，付外施行，以正其罪。”贴黄：“臣此章乞候断遣蔡确了日，同臣僚所上章奏，降付三省。从来患在是非颠倒，邪正混淆，朝廷之间，未得清明。今因蔡确事，尽见在廷之臣内怀向背，即是非邪正于是分明，不可不行也。伏望特赐圣断，以晓中外。法不行于大臣久矣，确过恶数发，朝廷之法已屡屈，故确敢肆胸臆，极口谤诅，略无忌惮，谓法必不行。窃虑大臣之间，亦有敢于附党，傲于玩法，专以护确为计，无尊敬两宫意，此不可不戒也。确罪既正，奸人自销，或又屈法纵之，则后日必有甚于此者，恐为国家之忧，不可不慎于此举也。”（焘集系第四章。）

　　己未，昭宣使、入内副都知、永州团练使梁从吉领康州防御使。

　　诏：“元祐二年以前诸科举人，改应新科明法听取应外，自今更不许改。其获冒应人，仍增旧赏。”从礼部、刑部请也。（初八日、十八日。）

　　壬戌，诏三省执政官，月以时政记，及三省同得旨宣谕事轮修。（政目云，三省同得旨、时政记，侍郎、左右丞轮月修。）

　　先是，中书舍人曾肇言：“臣伏睹内降指挥：‘皇太妃亲属、滑州韦城县百姓侯偁昨因断扑酒务，少欠官中课利并本息钱等，认纳前界少欠钱可与均作七年送纳，所有已拘收抵当契书、子利等，并特先次给与本人，余人不得援例，仍与免差人监催。’臣窃伏思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百姓侯偁是皇太妃亲属之故，特为宽展纳年分限，给还契书、子利等。在于县官，事至微末，然此令既行，窃恐因缘戚属，转相援扳，日月积累，寖紊朝政，长干请之风，开侥幸之路，故先王立事必虑其弊，忠臣事君常谏其渐，盖以此也。况皇太妃位号隆重，海内承仰，必不肯以私亲小故，寖隳纪纲，尘玷德美，盖是迫于人情，有不得已者。然臣窃谓皇太妃傥哀彼困穷，予之金帛可也，恐不足以上烦诏令，启此幸门，使天下闻之，有以窥测，此臣尤为皇太妃爱惜事体也。伏望圣慈详思臣言，如万有一得，宜及指挥未出，犹可追还，庶使道路之人，无所窃议，增广宫闱盛德，所补不细。传曰：‘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臣心无他，窃抱惓惓爱君之忠，不敢为姑息而已。惟圣明照察，幸甚！”贴黄称：“诏旨既下，臣恐州县以皇太妃亲属之故，岂敢有所诘问，况又有免监催指挥，则虽有七年之限，亦恐未必及时送纳。伏望圣明更加详酌。”乃诏：“侯偁所少欠课利，特许将子利充数；已拘收抵当契书，依旧在官，许纳钱抽取；所欠少钱，与均作七年，仍免差人监催，余人不得援例。”

　　于是户部侍郎苏辙言：“臣窃以民间欠负合放，皆有条法，上下共守。凡有宽贷，皆先经户部勘会，于法无碍，然后施行。未有如侯偁之比，直自朝廷批下圣旨，更不问条法可否，一面行下，仍令众人不得援例者。本部官吏皆窃疑怪，不敢奉行，深恐此令一行，应干欠负之家，皆怀不平之意，已具状申尚书省，乞朝廷裁酌施行去讫。臣今窃闻侯偁皇太妃亲戚，二圣笃于恩爱，特为降此指挥。疏贱之臣，不当更有论奏。然臣职在右曹，专掌坊场法度，祖宗条约，当与天下共之，不宜以宫禁之私，辄有挠败。臣恐此门一启，宫中递相扳援，其渐可畏，臣若失职不举，其罪大矣。窃惟皇太妃供养二宫，动循礼法，外庭虽疏远，未闻有过差之事。今侯偁所欠，不过万数千缗耳，若以私亲之故，出捐金帛，以济其急，下足以存骨肉之恩，上足以全祖宗之法，天下传诵，无复间言。公法既全，国势增重，其于太妃盛德，亦非小补也。臣不胜区区守法爱君之心，欲乞追还前命，使天下明知朝廷不以私爱害公议。干冒鈇钺，俯伏待罪。”贴黄称：“契勘人户承买场务，如有拖欠官钱，已拘收抵当在官，其所收子利，自合纳官；兼拘收抵当，亦合依条出卖。今所降指挥，有此违碍。”（其从违当考。五年二月四日，侯偁借补借职，皇太妃舅也。）

　　诏在京院坊监牧马草地，近系太仆寺拘收者，听民间仍旧承佃，从太师文彦博请也。

　　枢密院言，荆湖南路安抚钤辖谢麟措置蛮事有劳。诏降敕书奖谕，仍赐金帛。

　　癸亥，宿州乡贡进士张初平生母刘氏为宗室克惧婢，初平愿纳雇直归其母，而克惧弗许。御史台请从初平，以敦风教，从之。

　　甲子，权京东路转运副使胡宗回为吏部郎中，广南西路转运使高铸为户部郎中。

　　承议郎、新陕西路转运判官张景先为京东路转运判官。中书舍人曾肇言：“先准吏房送到词头，景先自河北转运判官移陕西路。臣素不知其人，但见朝廷昨移景先于河北，令同都水使者王孝先提举修河，遂取景先前后言河事文字看详，尽见反复依违观望事实，寻具札子纳中书省，乞行降黜，未敢撰词。今又准吏房送到词头，改差景先京东路转运判官。臣窃以谓陕西、京东虽路分不同，转运判官事任则一，岂有不可于彼而可于此者？朝廷以四方万里，视听所不能周，故置监司，寄之耳目，必得忠信醇正有守之人，然后可以付托。如景先已试迹状甚明，恐不足以当一路寄任。伏望圣慈详察景先所为，寝罢新命，重行降黜，庶使诸路监司闻风畏惧，在于朝政不为无补。臣待罪从官，职当书命，有所不知，不敢妄发。既见景先所为如此，而包羞苟且，急于顺命，上误朝廷赏罚，下失微臣官守，区区私义，实所未安。故不违再三冒渎天听，傥臣言有可取，乞赐施行；如涉欺诬，亦甘窜谪。其论列景先札子，今写录缴连在前所有送到词头，未敢修撰。”后二十日，诏景先知同州。（五月十八日，景先知同州，今并书。）

　　吏部郎中章楶权发遣陕西路转运使，都官员外郎周秩权发遣京东东路提点刑狱。

　　校书郎、集贤校理李德刍为都官员外郎。右司谏吴安诗言德刍往任宗正司，凭借王安石气焰，后为王珪耳目。又殿中侍御史翟思言娶妇论财，乃诏德刍依旧校书郎。（依旧校书在五月八日，今并书。）

　　知大宗正丞事黄裳为校书郎。

　　密州莒县涛洛巡检下土军孙福等杀所部官李宁，提点刑狱石赓奏：“宁性暴，决责群卒，致怀怨望，请从配法。”诏降赓知台州，以三省言赓求贷奸盗为失职故也。

　　丙寅，诏密州至圣文宣王庙置教授一员，以五经出身尹复奏充，用转运司及太师文彦博荐也。

　　诏阶州沿边关寨三丁已上之家，正身系保甲者，与免冬教，从经略安抚司言也。

　　开封府言：“本府流以下公事，内有刑名疑虑，情法不称，并依久例及一司敕令奏断。近修到户部开封府敕，并断定罪名报刑部。寻申明乞依旧法令，准敕御史台看详，内有所犯委是情重，乞特行刺配之人，不得直乞降付本府断遣，依大理寺右治狱条，降付尚书省施行。若便改已行之法，虑囚禁壅滞，请将新条止入户部一司敕，其本府奏断公事，悉依旧法。”从之。

　　丁卯，诏：“开封府申奏公案，除刑名疑虑及未约定刑名者，并降付大理寺外，其已约定刑名案，只刑部拟例定断，仍令本府状内贴说乞降付去处。户部公案准此。”以尚书省言，自官制行，并由大理寺奏请，类皆迂枉故也。

　　右正言刘安世言：“臣近以自春涉夏，旱暵为虐，地震星殒，巨异仍出，辄奏狂瞽之论，粗陈消复之理。方陛下祗畏天戒，侧身修行，日俟明诏采用一二，今既浃旬，未睹施行，惓惓之心，不能自已，再渎天听，幸垂省察。臣尝考礼记春秋月令，以谓无聚大众，无置城郭，掩骼埋胔，毋起土工。有以见圣人奉顺阴阳，取法天下，力役之事，不夺农时，行道之殣，亦顺生气，是以风雨时若，灾害不生，天人和同，上下交泰。其或赋政违道，役使过中，人力疲劳，善气摇动，则国有水旱之变，民罹疾疫之灾。此继天奉元之君，所以夙夜恭敬而不敢忽也。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传以谓是岁一年三筑台。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传以谓作南门，劳民兴役。灾祥之应，各以类至，著于方策，皆可稽考。臣伏见京师修城开壕，功费重大，兵夫之众已至数千，徒庸之计几八百万，穿撅坟墓，乖掩骼之仁，违逆天时，犯无戎之戒，人困于役，国伤于财，然则嘉气之久不效，未必不由于此也。臣闻天下有道，守在四夷。今帝王之都而为守敌之具，则外之屏翰，将安用之？必谓州郡为不足恃，则平陆之一城，恐非用武之地。况国家利源，比之前日，去其大半，用度渐窘，正务裁节。陛下躬行法度，为天下先，而乃以不赀之费，弃于无用之所，可不惜哉！或谓先朝已尝兴作，欲终其事，则乞罢雇人，止以广固之兵，不计岁月，渐令修葺，自余土木不急之役，伏乞特降指挥，悉俾停罢，所贵顺承天意，以致膏泽。”（梁焘亦有两章，月日不同，更须考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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