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二年三月(3)

元祐二年三月(3)

　　三月辛巳，太师文彦博奏乞致仕，右仆射吕公著以旱乞退，皆答诏不允。

　　范纯仁言：“臣窃见近日久无雨泽，圣心焦劳，深究军民利病，特罢厢兵远役劳费之苦，足以感动天心，消弥灾旱。尚有禁军常日教阅弓弩，斗力太重，比之祖宗旧法，驱率甚严。虽朝廷曾降指挥宽减，缘为将官人员各有赏罚，是致将官等惟顾己身利害，不暇体恤众人。其有招拣新到及老旧之人，或疾病初技，或筋力稍亏，必不能尽应格法，便遭鞭朴驱逼，不免告假百日，求为小分，不惟枉有退减兵卒，久远亦人情之所难堪。伏望特作圣意宣谕殿前三帅，今后诸营教阅，并依祖宗故事，弓弩石斗，各量人力等第阅习，不须科罚人员，及乞指挥枢密院，所有将官得替赏罚，亦皆寝罢，但令监司察其不职，自然不至废惰。如此则众情感悦，必能召致和气。臣职在枢密院，亦合奏请施行，又缘事系众情，不若特降圣旨处分。数日前，有兵士惧见教阅，商量自缢者，乞密问燕达等必知，如称不知，即乞宣问枢密院。”（此事从违当考。罢厢军远役劳苦之费，当是二十七日指挥，今附见。）

　　是月，宥州牒送陷蕃人三百一十八口。诏鄜延经略司，候到其葭芦、米脂、浮屠、安疆四城寨，并特行给赐；其余不系可还城寨地土，各委官画定界至，开立壕堠。（政目有此二大事也，而实录不载，当考。元祐元年十月末并四年六月戊申，可考。）

　　先是，左司谏王岩叟言：（或移入三年春。）“臣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延和殿进札面奏，葭芦、吴堡二寨限隔大河，深在贼境，创建以来，困弊河东，而实无益于国家，不如弃之，为休养百姓长久之计。蒙宣谕欲令施行，至今累月，未闻别有处分。窃以二寨废兴，系一路生灵休戚，朝廷不应置而不思，必料已有计议。臣访闻二寨公使钱每年各二千余贯，河里诸州郡皆不及。逐寨官属利于所得之厚，惟恐其废，多是张皇形势，缘饰事宜，以惑上下之听。凡有被差官员到寨，献遗丰腆，人人过其所望，故帅府、监司之门，常有与为地者。臣恐虽有指挥下本路相度废置，朝廷终不得闻利害之实。伏望陛下深赐体察，特以圣意诏庙堂早决大议，无贪外虚内，贻后日无穷之悔，天下幸甚。”贴黄称：“臣风闻尝有朝旨问废置利害于本路经略司，不肯真具害实以闻，而推之边臣，边臣曰：‘大帅犹不自言，我辈且何敢当？’臣窃以去大害，复大利，非朝廷决议终不可成。若上下交相顾避，不肯身任其事，则国家何赖？百姓何望？此臣之所深忧也。惟陛下省察。”

　　又称：“今二寨兵马减省之余，犹不下三千，腹心列郡犹不得足，又自籴于寨中。本地无所出，今来米价每斗二百已上，既劳远民以输税，又倾贵价以籴粮，而养重兵于无用之地，坐以自困，岂持久之计哉？此事不难见也。”

　　又称：“臣窃以天下之兵，冬衣合是八月五日散，臣闻河东路诸军，冬衣直到冬节方得，及小分明堂赏赐，有至今不支处。此事岂得稳便？何若不贪新地，不添戍兵，凡百循守旧强界，兵用旧兵数，使百事自优足，岂不善哉？”

　　岩叟又言：“臣昨论葭芦、吴堡一事，自创置以来，晋、绛二州支移税赋，往回一千四百余里，百姓不堪其弊。非惟百姓受弊，而国家亦无所益，乞行废弃，以绝长久之患，至今未蒙施行。但见河东转运司相度，乞令合支移州军人户税赋粮草，将户一半于本州折纳见钱，余一半令就逐寨送纳本色，又云如愿并赴逐寨送纳本色者听。以臣观之，是有宽减之名，无宽减之实。盖一半折纳见钱，州县估价，必于实直上各有所增，又添入加耗数目，纽起地里脚钱，纳钱之际，复有公私一番费用，此外方始赍持一半本色，依旧往回一千四百余里送纳，比之尽数支移，乃是重成烦扰。本路转运司虽知远输为害，缘二寨侧近无人耕种，须藉支移。二寨若存，则远输终不可罢，远输不罢，则民力终不可胜。臣访闻远输之民，每般辇粮草至黄河，或遇风雪艰阻，有经旬日不能渡河者。暴露岸次，进退无路，惟相与号泣。平时如此，不知一有警急，增益转输，百姓之苦又将何如！臣欲乞下本路转运司相度，废罢二寨，只于河里旧寨为守御之备，外以息边患，内以宽民力。”

　　贴黄称：“臣访闻葭芦对岸克胡，吴堡对岸近上定胡，又有畿内第五将副驻札应援两寨。万一贼马奔冲，其克胡、定胡援兵势不能急速济河，坐费刍粮，无益于事。又畿内将兵不任劳役，大河内沿边巡捕兵士，日有作过者。今春初，河上杀人并刼强贼凡七次，尽是畿内兵士。边民不安，皆谓实无西贼钞掠之虞，但有东军惊扰之患。伏乞亦下本路措置，如移葭芦、吴堡下二寨兵马过河，除合留屯守克胡、定胡外，乞并畿内将兵尽行减省，庶可以节边用、安边民。伏望特留宸念，早赐指挥。”

　　岩叟又尝面奏曰：“陛下欲养民力，丰国用，须是边上弃置却如此等无用城寨，自守旧界，则民力日日宽舒，国用日日饶足。民力、国用既有余矣，自是制服远人之道。若民力困，国用又空，则远人便生轻侮之心，此不可不于事前思虑也。大臣各持异见，及顾避无由议得，今日复一日，养患益深，极为不便。此事须是陛下断以一言，大臣即自然议定。今且乞陛下先了此二寨。况此等疆，纵使取得数城，终不可保。缘在他界内，自家供应费力，是他不消忙来争，且教国家自困，甚为得计。潜窥自家力疲，即便乘之。国家先见，不若早自为计。里面减浮费，节用度，皆是毫末，都未济事，惟是边上耗蠹最大，减得两三处，即万倍有余矣。陛下试下有司会计，看此二寨一年所费十万，仍未能计会得民间所费也。昨来小人欺罔朝廷，自邀功赏，修下此寨，于国家全不济事，只是添得患害，坐困百姓。今日陛下救百姓之患，尽除此等事，百姓方得久远安乐。若是他日郡县连有天灾，外面夷狄攻夺此城，自家如何支吾，其势终有一不可保。至时弃之，却是迟矣。吕大防好边上修城立寨，熙宁中，已曾与韩绛共修罗兀城，费却无限性命，随手为西人所夺，狼狈而弃之，又致庆州兵叛，几至关中之危。西则熙、河、兰、会、延州西寨，南则诚州、沅州，皆是贪虚名，受实弊，尽合弃绝，以安中国。陛下观国家未开拓边地已前，边患如何，人心如何，兵威如何，财赋如何，既拓之后，四者复如何，事迹相辽，甚易见也。此等去处，不知国家将何用？使其地足以自赡犹可，况不足自赡，尽烦中国之助。兼河东民穷于他路，国家自得麟、府、丰三州而民益贫，今又益以两寨，尤非三州之比，日久月长，恐心腹之民久而生怨，不为国家之福。”（此据岩叟朝论增入。）

　　崇政殿说书程颐上疏曰：“伏念臣草莱贱士，蒙陛下擢置劝讲之列，夙夜毕精竭虑，思所以补报万一。昨去年六月中，常有奏陈言辅导人主之事，已踰半年，不蒙施行。臣愚窃思所言甚多，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虽朝廷宽大，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亲道德之士，岂可以狂妄之人置之左右？臣彷徨疑虑，不能自已。况臣所言非出己意，乃先王之法、祖宗之旧，不应无一事合圣心者。臣窃疑文字烦多，陛下不能详览，或虽蒙览而未察愚意，臣不能一一再言，止取事最切者，复为陛下陈之。臣前上言乞于延和殿讲读，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简，圣体康和时，至帘下观讲官进说，不惟省察人主进业，于陛下圣德未为无补，兼讲官辅导之间，事意不少有当奏禀，便得上闻。臣今思之，太皇太后双日垂帘听政，只日若更亲临讲读，亦恐劳烦圣躬。欲乞只就垂帘日听政罢，圣体不倦时，召当日讲官至帘前，问当主上进业次第，讲说所至，如何开益，使天下知陛下于辅养人主之道用意如此。延对儒臣，自古以为美事，陛下试从臣言，后当知其不谬。此一时之事，且非定制，如其无益，罢之何晚？自来经筵赐坐啜茶，盖人主崇儒重道之体。太皇太后省察主上进业，虽或使之讲说，亦无此礼。臣所以再言此一事，盖辅导之间，有当奏知之事，无由上达，若得时至帘前，可以陈说，所系甚大。陛下必谓主上幼冲，间日讲读足矣，更无他事。此甚不然。盖从来不曾有为陛下极陈辅养少主之道者，故陛下未深思尔。愿陛下圣明，不以臣之微贱而忽其言，察臣区区之心，岂有他哉，惟欲有补于人主耳。臣披肝沥胆，言尽于此，伏望圣慈采纳，天下幸甚！”

　　又上疏曰：

　　臣近言迩英渐热，乞移就宽凉处，贴黄称如别无稳便处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窃闻给事中顾临有言，以延和讲读为不可。臣本谓迩英渐热，恐于圣体非宜，今闻修展迩英，苟得宽凉，则臣之愿遂矣。如临之言，在臣自可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为陛下辨之。若临之言至于移惑太皇太后圣意，臣官非谏诤，不辨尚可也，今以临言为是，则误主上知见，臣职在辅导，安得不辨？

　　臣窃谓自古国家所患，莫大于在位者不知学。在位者不知学，在人主不得闻大道，朝廷不得致善治。不闻道，则浅俗之论易入，道义之言难进。人君功德高下，一系于此。臣非敢以谀言悦陛下，窃闻陛下博览前史，请陛下历观简册，前世母后临朝，有不坏纪纲者乎？有以至公为心，孜孜求治为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简册所无之盛德，则天下亦望陛下为简册所无之功业，不止如前代维持岁月，俟人主长大而已，盖望陛下致海内于治安，诒孙谋于久大。诒谋、致治之道，当思圣德日跻，善治日新。进德在于求道，图治莫如稽古。道必询于有道之士，古必访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浅士，以守道为迂，以稽古为泥，适足以惑乱人主之听。

　　近年以来，士风益衰，志趣污下，议论鄙浅，高识远见之士益少，习以成风矣。此风不革，臣以为非兴隆之象，乃凌替之势也。大率浅俗之人以顺从为爱君，以卑折为尊主，以随俗为知变，以习非为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苟如是者众，则人君虽有高世之见，岂能独任哉？

　　臣不知进道德之言，足以益圣德者有几，而损陛下之远图，移陛下之善意者则有矣，如顾临之言是也。臣料临之意，不过谓讲官不可坐于殿上，以尊君为说尔。夫殿上讲说，义理之至当，古昔所常行也。臣不暇远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讲易，真宗令崔颐正讲尚书、邢昺讲春秋，皆在殿上。当时仍是坐讲，立讲之仪，只始于明肃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岂独子孙所当为法，万世帝王所当法也，而临以为非宜。临谓讲官不可坐殿上，则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迩英讲读，只自仁宗时，亦从便尔，非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则不应置崇政说书之职。虽以殿名设职，不必须在本殿说书，然亦必不肯于不可讲说之处置说书官也。臣每进讲，未尝不规劝主上以祖宗美事为法，如临之意，则是禁止主上不得复为优礼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设职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独不得为。若主上信以为然，所损岂不甚大？殿上说书，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无有重于此者。臣今日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辅养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主，光耀史册，不祗此一事而已。临之见与臣之心，何其异也！且讲经与饮宴孰重？真宗、仁宗时皆宴讲读官于崇政殿。从来侍宴皆在殿上，而讲经独不得在殿上，臣未喻其义也。临之意必曰彼一时事尔，日常则不可。夫于义苟当，日常何害？义或不可，一时亦不可也。

　　臣始言之时，执政大臣未以为非也，及临一言，则是而从之。以臣度之，以临为是者或亦有之，若谓四五大臣皆以为是，则必不然。盖非难知之事，不应四五人所见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临之言，而又迫于尊君之义，故不敢言耳，恐非以道事君之义。今世俗之人能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则益尊，若势位则崇高极矣，尊严至矣，不可复加也，过礼则非礼，强尊则不尊。汉明帝于桓荣亲自执业，可谓谦屈矣。周宣帝称天，自比上帝，群臣斋戒清身数日，方得朝见，可谓自尊矣。然以理观之，汉明帝贤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乱之主，百世所贱也。如临之见，则必以桓荣为不能尊君，以周宣帝之臣为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进，不合理之言日闻，虽人主圣明，习熟见闻，亦恐不能无损耳。后世功业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复见于世者，正由浅俗之论易信而得行尔。夫先王之道虽未能尽行，然稽古之心不可无也。犹学者于圣贤之事虽未能尽行，然希慕之心不可无也。此乃进学求益之道。今临之意，则以古先之事为不足法，今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进也。此乃塞进道之门，绝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进德之际，而其所献纳如是，使劝讲官稍思职业，不辨可乎？若陛下以臣言为非，则狂妄之诛，不敢避也；万一以臣言为是，则愿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虽鄙陋之人，见陛下圣虑高明，不喜浅近，亦将勉思义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见，惧其获鄙于圣鉴矣。诚如是，则将见道学日明，至言日进，弊风日革，为益孰大于此？臣职当辨明，义不敢默。（吕陶亦奏驳。颐请独与顾临辨，当是临疏付出也。四月十二日，顾临除待制、河北漕，或缘此议不合。四月二十日，苏轼等乞留顾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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