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元年三月

元祐元年三月(1)

　　三月己未，左司谏王岩叟言：“臣闻圣人不贵无过而贵改过，明主不贵好谏而贵从谏。成汤之所以为三代盛王者，惟曰改过不吝；高祖之所以为两汉英主者，惟曰从谏如流。伏惟陛下聪明睿智，超越前古，求天下之治，惟恐不至；用天下之贤，惟恐不及。臣于此时蒙陛下特达之知，擢在谏职，是陛下欲臣每事必言也。臣若遇事不言，有言不尽，则是不忠于陛下，有负于朝廷，为臣如此，陛下将焉用之！陛下用范纯仁虽骤，何故无一人有言？盖赏贤也。一进安焘，则谏官、御史，交章论奏，而多士之议，喧然不平，盖非公望所与也。臣以为知其无状，旦令备位，则是陛下所以待大臣之恩已深，已厚，臣等固不敢不体陛下此意，乞赐罢免，但愿陛下不躐等进之；及愿陛下正命令所出，以存纲纪，而不以斜封用大臣，成圣政之日新耳。今进一非才于极高之位，轻朝廷名器，一当论也。告命不由门下书读而行之，损朝廷纪纲，二当论也。二者皆非小事，臣岂敢苟顺圣意，而不为力言。陛下面谕臣，以为公正而用臣，若二三其心，不固所守，则非陛下用臣之意矣。陛下至圣至明，岂不亮小臣何敢违君命、犯天威以取罪怒？盖义有不可也。夫以义事君者，臣之忠也；以顺事君者，臣之邪也。臣安忍弃忠而不用，而以邪事君。或陛下今欲退臣则可，进安焘则终难厌服清议。惟陛下虚心平意，察愚臣之忠而纳其言，天下幸甚！”

　　贴黄称：“王制曰‘爵人于朝，与众共之。’言众议皆与而后可爵也。今一升安焘，而士大夫之论皆以为不当，非与众共之之义也。愿陛下取法先王，以服天下。”

　　右司谏苏辙言：“臣等前月二十八日奏论安焘除知枢密院告，不令给事中书读，直下吏部施行事。人微言轻，未能仰回圣意。窃惟封驳故事，本唐朝旧法，祖宗奉行，未尝敢废。事有不由门下，不名制敕。盖此法之设，本以关防欺蔽，君臣所当共守。今安焘差除，未允公议，有司举职，实不为过。而陛下即令废法以便一时，古语所谓君有短垣，而自踰之。臣等窃恐百司法度，自此隳废。君臣之间，无所据执，何以经久！近日朝廷除吕公著门下侍郎，止因中书吏人行遣差误，不经门下，而给事中范纯仁以失职为言，朝廷为之行遣，以申明旧法。及今未几，乃以一安焘之故，特开此例。况焘与纯仁并命，二告皆不经书读。窃料纯仁必不肯不顾前言，黾俛而受。纯仁既不受命，则焘必不敢不辞。焘既力辞，而给事中又封驳不已，臣等必恐此命无由复行。伏乞陛下克己为法，检臣等前奏，且令焘依旧供职。陛下必谓先朝旧臣，无大过恶，不可轻弃，则同知枢密院任用不轻。陛下必谓已行之命，不可中止，则命之未行，臣等无由预议。若既行之后，又不得言，则朝廷设置台谏竟将安用？陛下明圣，其必不然。臣等区区所惜者祖宗法度，非敢必行己意，以废格明诏，惟陛下裁择。”

　　庚申，御史中丞刘挚言：“臣近见安焘、范纯仁告命不由给事中，直付所司。臣以谓朝廷之大失政也。故寻具状及与台官连状，共四次论列，至今未蒙追正。臣诚不知陛下命令不使给事中书读，此何意也。将惮其封驳耶？厌其封驳耶？天下之理，是非当否而已。陛下试思之：今来进用焘等，若果当其人，不缘私援，则天下必以为是。而给事中虽百千封驳，犹当终使之经历而后行，不然罢其人可也。若焘等之进不由公道，理亦未安，天下不以为是，给事中乃能封还驳正，则是拾遗救失，善守其职，有补于国者。陛下当嘉纳而改为之，乃盛德事也，不当厌惮其言，而废其职也。今陛下以给事中之言，为是耶？为非耶？而陛下何故自隳典宪？为此委曲行政，不由于直道命官，乃出于斜封，不知谁为陛下建此谋者。今于门下之录黄明书云：‘奉圣旨更不送给事中书读。’于吏部之告身给事中衔下明书云：‘奉圣旨不书读。’制命乖当，未见有如此者，实恐取谤于四方，贻讥于后世，不可忽也。录黄初下，既见批旨，则门下侍郎合行进驳，不合放出。既出之后，尚书省左右仆射、左右丞亦合执奏，不合承行。既行之后，命令不全，吏部亦合申禀，不合书告。是官司上下，皆阿谀苟且，失其职守，坏乱纪纲，成此谬误，以累圣德。臣不知陛下以名器、食禄养大臣，置百官，将何所用之！凡人主出令差误，古今所不能无。但左右之臣，彰明救正之，则不至于成其失矣。况皇帝陛下富于春秋渊嘿之日，而太皇太后陛下听政不出房闼之时乎！夫斜封墨敕，滥官横赏，乃前古之所以召乱者也。今大臣欲以此事误陛下，若门户一开，何所不有！欲望圣慈询问大臣，命令如此施行是与不是？苟以为是，则可谓罔上迷国；苟知其非而不言，则可谓不忠，尚可以任人之国乎！伏请速降指挥，追还焘等告命，依国朝典故行下。所有门下侍郎及尚书省官属、吏部官吏各有前项罪状，伏乞以臣此章并前后论列文字，付外施行。”

　　贴黄称：“进任大臣而不使告命徧历门下，乃是陛下先以私自处也。制书不全而受之，是臣下以私自进也。上下如此，则何以厌伏中外？臣固知焘等之必不敢受也。”

　　又贴黄称：“焘蒙恩遇，未赐罢免，已可谓幸，若又超迁度越众人，实不足以允公议。欲乞检会臣前奏，且留焘为同知本院。其范纯仁告命，伏乞追改，别作制行下。”

　　又贴黄称：“陛下临御方逾年，正当谨守祖宗法度，以销厌权僭。今差除命令，偶有差失，左右执政，既不肯建明，而台谏之言，又不蒙听纳，则朝政阙失，谁复救之？陛下既已沮坏给事中所守，而又隳言路执业，臣所以夙夜忧惧不能自已，非独论焘之进退，诚上惜朝廷纪纲，所以防微杜渐而已。”

　　是日，详定役法所言：“乞下诸路，除衙前外，诸色役人只依见用人数定差。今年夏料役钱住罢，更不起催。官户、僧道、寺观、单丁、女户出钱助役指挥勿行。”从之。（此据荣州旧案增入。）

　　壬戌，诏：“诸路提点刑狱不分路。京东西路、京东东路并为京东路，京西南路、京西北路并为京西路，秦凤等路、永兴军等路并为陕府西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并为河北路，淮南西路、淮南东路并为淮南路。”从司马光闰二月丙申所奏也。（闰月八日。）

　　司马光言：

　　伏睹朝廷改科场制度。第一场，试本经义；第二场，试诗赋；第三场，试论；第四场，试策；试新科明法，除断案外，试论语、孝经义。奉圣旨，令礼部与两省学士、待制、御史台、国子监司业集议闻奏。（集议在闰二月二日。）臣窃有所见，不敢不以闻。

　　凡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就文学之中，又当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是故周礼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宾兴万民，汉以贤良方正、孝廉，质朴敦厚取士。中兴以后，取士尤为精审。至于公府掾属，州从事，郡国计吏、丞、史，县功曹，乡啬夫，皆择贤者为之。苟非其人，则为世所讥贬。是以人人思自砥砺，教化兴行，风俗淳厚。乃至后世陵夷，虽政刑紊于上，而节义立于下。有以奸回巧伪致富贵者，不为清议所容。此乃德化之本源，王者所先务，不可忽也。

　　熹平中，诏引诸生能文赋者，待制鸿都门下。蔡邕力争，以为辞赋小才，无益于治，不如经术。自魏、晋以降，始贵文章而贱经术，以词人为英俊，以儒生为鄙朴。下至隋、唐，虽设明经、进士两科，进士日隆而明经日替矣。所以然者，有司以帖经墨义试明经，专取记诵，不询义理。其弊至于离经析注，务隐争难，多方以误之。是致举人自幼至老，以夜继昼，腐唇烂舌，虚费勤劳以求应格。诘之以圣人之道，瞢若面墙，或不知句读，或音字乖讹，乃有司之失，非举人之罪也。至于以赋诗、论策试进士，及其末流，专用律赋格诗取舍过落，摘其落韵，失平侧，偏枯不对，蜂腰鹤膝，以进退天下士，不问其贤不肖。虽顽如跖、蹻，苟程试合格，不废高第；行如渊、骞，程试不合格，不免黜落，老死衡茅。是致举人专尚辞华，不根道德，涉猎钞节，怀挟剿袭，以取科名。诘之以圣人之道，未必皆知。其中或游处放荡，容止轻儇，言行丑恶，靡所不至者，不能无之，其为弊亦极矣！神宗皇帝深鉴其失，于是悉罢诗赋及经学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此乃革历代之积弊，复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

　　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掩盖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试，同己者取，异己者黜。使圣人坦明之言，转而陷于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而入于异端。若己论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学者不弃彼而从此，何必以利害诱胁，如此其急也！又黜春秋而进孟子，废六艺而尊百家，加之但考校文学，不勉励德行，此其失也。凡谋度国事，当守公论，不可希时，又不可徇俗；宜校是非之小大，利害之多少，使质诸圣人而不谬，酌于人情而皆通，稽于上古而克合，施之当世而可行，然后为善也。

　　今国家大议科场之法，欲尽善尽美，以臣所见，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经、进士为一科，立周易、尚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为九经，令天下学官依注疏讲说，学者博观诸家，自择短长，各从所好。春秋止用左氏传，其公羊、谷梁、陆淳等说，并为诸家，孟子止为诸子，更不试大义，应举者听自占习。三经以上多少随意，皆须习孝经、论语。于家状前开坐习某经。

　　又每岁委升朝文官保举一人，不拘见在任不在任，是本部非本部，各举所知。若系亲戚，亦于举状内声说。其举状称：“臣窃见某州、某县人某甲，有何行能，臣今举堪应经明行修科。于后不如所举，臣甘当连坐不辞。”候奏状到朝廷，下礼部贡院置簿，各逐路抄录本人姓名，注举主官位、姓名于其下，仍下本州出给公据，付本人收执。及令本州亦如贡院置簿抄录，准备开科场日考验公据。其举状既上之后，若所举之人犯赃私罪至徒以上情理重及违犯名教，候断讫，仍收坐举主，奏乞朝廷取勘施行。其人未及第者减五等，已及第者减三等坐之，一如举选人充京官法。臣窃料此法初行，其奔竞属请，固不能免。若朝廷必坐举主，无有所赦，行三五人后，自皆审择其人，不敢妄举。如此则士之居乡、居家，独处闇室，立身行己，不敢不审。惟惧玷缺有闻于外矣。所谓不言之教，不肃而成，不待学官日训月察，立赏告讦，而士行自美矣。

　　每遇开科场，其有举主者，自称应经明行修举，仍于所投家状前，开坐举主官位姓名，有司检会簿上合同，方许收接。其无举主者，只称应乡贡进士举，如常法。每举人三人以上，自相结为一保。止保委是正身，及是本贯，不曾犯真刑，无隐忧匿服，此外皆不保。其本州及贡院考试，并依旧法，差弥封、誊录、监门、巡捕官。程试之日，严加检察，如旧试经学诸科法。各令求己，毋得移坐位相从，托商量相聚，传义传本，怀挟代笔，违者扶出。

　　第一场先试孝经、论语大义五道，内孝经一道，论语四道。先须备载正文，次述注疏大义，次引诸家异义，次以己见评其是非。以援据精详，理长文优者为通，其次为粗，援据疏略，理短文拙者为否。三通以上为合格。不合格者先次驳放，合格者榜引。次场就试，如旧试经学诸科法。或合格人数太少，则委试官临时短中求长，详酌放过。次场试尚书，次场试诗，次场试周礼，次场试仪礼，次场试礼记，次场试春秋，次场试周易大义，各五道。令举人各随所习经书就试，考校过落，如孝经、论语法。次场试论二道：一道于儒家诸子书内出题，一道于历代正史内出题。次场试策三道，皆问时务。考策之日，方依解额及奏名人数定去留，编排高下，以经数多者在上，经数均以论、策理长文优者在上，其余经明行修举人，并于进士前，别作一项出榜解发。及奏名，至御前试时务策一道，千字以上，弥封官于号上题所明经数及举主人数，候校考详定毕，编排之时，亦以经数多者在上，经数均以策理长文优者在上。文理均以举主多者在上。其经明行修举人，亦于进士前别作一项编排，先放及第。其推恩注官，比进士特加优异。他时选择清要官、馆阁、台谏等，并须先取经明行修人。其举主姓名，常于官告前声说。如此则举人皆务尊尚经术，穷圣人指趣，不敢不精；旁览子史，不敢不博。又不流放入于异端小说，讲求时务，亦不敢不知。所得之士，既有行义，又能明道，又能博学，又知从政，其为国家之用，岂不贤于今日之所取乎！

　　所有今来乞复诗赋者，皆向日老举人。止习诗赋，不习经义，应举不得，故为此说，欲以动摇科场制度，为己私便。朝廷若不欲弃捐旧人，俟将来科场进士有特奏名者，令试诗赋，随其优劣等第推恩，亦无伤也。不可以此轻改成法，复从弊俗，误惑后生。若以为文章之士，国家所不可无，即乞许人于试本经合格日，投状乞试杂文，于试论次场引试：或律诗，或歌行，或古赋，或颂，或铭，或赞，或四六表启，临时委试官出题目，试某文，定篇数、字数，共须五百字以上，取辞采高者为合格。俟得解及奏名及第日，编排姓名高下，各在经数同等人之上。如此则文章之士，亦不乏矣。至于律令敕式，皆当官者所须，何必置明法一科使为士者豫习之。夫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朝廷若不欲废弃已习之人，其明法曾得解者依旧应举，未曾得解者不得更应，则收拾无遗矣。

　　臣愚所见如此，伏乞以臣所奏及礼部等官所议牓国子监门，及徧下诸州有州学处牓学门，令举人限一月内投状，指定何法为善，仰本州附递以闻，俟到京齐足，更委其他执政看详参酌，从长施行。

　　先是，光以奏藁示范纯仁，纯仁答光曰：“举人难得朝士相知，士族近京犹可，寒远之人，允不易矣。兼今之朝士，未必能过京官选人，京官选人，未必能如布衣，徒令求举，未必有益。既欲不废文章，则杂文四六之科，不若设在众人场中，不须别设一科也。孟子恐不可轻，犹黜六经之春秋矣。更乞裁度！纯仁更有一说，上裨聪明。朝廷欲求众人之长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莅众之义。若已陈此书，而众人不随，则虚劳思虑，而失宰相体。若众人皆随，则众人莫如相君矣。然恐为谄子媚其间，而正人默而退。媚者既多，使人或自信为莫己若矣，前车可鉴也。不若清心以俟众论，可者从之，不可，便俟众贤议之。如此则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而责议者少矣。若先漏此书之意，则谄谀之人能增饰利害，迎于公之前矣。”光欣纳之。（据光集乞先举经行札子，云三月五日上此议，而实录不书，今追附本日。“欣纳”之语，据纯仁言行录，当考。或先听纯仁所说，待集议然后出此也。集议，圣旨在闰二月二日，或移此附彼。据范纯仁谓光元宰，则附闰二月二日，差早。四月三日苏辙奏请，二十三日光举经明行修，可考。）

　　王岩叟言：“臣封还安焘除知枢密院敕黄，伏蒙御批以‘国家进退大臣，皆须以礼，况前日延和奏事，已尝面谕。卿今复如是，非予所以待大臣之意也。可速书读，无执所见’者。臣既居谏诤之地，又假封驳之任，不敢俯仰姑息，以为陛下守官；不敢顾避谀从，以为陛下持法。今焘差除未安，已累恩德；命令斜出，尤损纪纲。此事最重，实系国体。臣所以夙夜思虑，殆废寝食，屡进愚忠，冀回天意。陛下初以焘次补而进之，终以焘自辞而听之，是进退大臣以礼也。臣以焘为不才，不当杂群贤并进，所以上助圣明判白贤佞，使在位端亮名节之人，知陛下聪明旌别，感激自励，是所以副陛下待大臣之意也。及延和进对，蒙被天奖，使臣得安心言事，必赐主张，在臣之分，何以为报？须事无大小，有利国家者，知无不言，乃可以副睿眷。况今日之事，谏官御史，议论如一。臣之区区，岂敢偏执所见，伏望圣慈察臣之心，恕臣之罪，特依前奏，早赐施行。”

　　贴黄称：“臣窃恐陛下之意，谓已行之命，重于更改。缘给事中之任，本为封驳，凡所封驳，皆已行之命。置官之意，盖以封驳为重，而不以已行为重也。自唐室以来，命令既出，由给事中封还，格之不下，改而后行者，不可胜数。陛下固已熟知。如此更愿优容开纳，使有司得为陛下守官，以正纲纪。臣以谓为臣之罪，莫大于反复。臣既再三论列，义难却行书读，伏望陛下别赐指挥，差官权给事中，以全孤臣之守。”

　　翌日，岩叟又言：“臣累言安焘之进，不能协公议，不能重朝廷，不能服四夷。又告命不由门下书读，无以正法度，无以持纲纪，无以敕群臣。所系甚大，至今未蒙省纳施行。多士之论，皆以为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自听政已来，未尝有一事不惬天下之心。今乃因一不材无状之人，致累吾君全美之德，非独臣惜之，天下爱君之人，谁不惜之。臣恐有献言者误陛下，但谓已行之命不可回，不复陈义理当如何，此非忠于陛下之言也，非明于国体之论也。自古及今，惟苦口逆耳，谏止君父，使无过举，为天下后世所议，乃忠臣也，乃明于国体者也。臣窃以明主惟义是从，不以回已行之命为难。请引仁宗朝一事以告陛下：庆历三年三月二十一日，除夏竦为枢密使，四月八日用御史中丞王拱辰、谏官欧阳修等十一疏，追竦枢密使敕。当时名儒石介作圣德颂，用以歌仁宗之美，天下流传，至今称为盛事。伏望陛下法而行之，不以改已行之命为难，而以听谏为重。天下幸甚！臣志在爱君，其再三之渎，惟陛下察臣之志，臣死无憾。”

　　甲子，御史中丞刘挚、殿中侍御史吕陶、孙升言：“臣等伏以御史台肃正纪纲，弹劾不法。自朝廷至于州县，由宰相及于百官，不守典法，皆合弹奏。今按中书省录黄，除安焘知枢密院事，付门下省书读省审，给事中封驳不当，奉圣旨更不书读，门下侍郎省审，并不执奏，付尚书省吏部出告，吏部具给事中不书读事理申本省，尚书省亦不执奏，遂以不书读告命降出。所有门下省、尚书省仆射、侍郎、左右丞，及付受官，并吏部等，不守典法，有损圣政，乞付有司论罪，以正朝廷纪纲，谨具弹劾以闻。”

　　贴黄：兼范纯仁同知枢密院事，系同敕行下，仍乞照会。（元祐元年三月初七日。）

　　挚、陶、升又言：“臣等累次论奏安焘知枢密院不当，其录黄不令给事中书读，及经历受付官并不复奏，乞寝罢追改，及正其罪，今已数日，未赐俞允。臣等以谓朝廷高爵重位，非有德与功不可虚授。若以恩礼假借，则不协公议。今安焘才望素轻，备位枢府，已为忝幸。一日骤有迁进，躐过众人，士论纷然，以为朝廷拜枢府之长，殊不遴选，非所以镇社稷、服四夷也。命令既出，给事中不得书读，于法式未备而施行，门下一省，官存职废，纪纲紊乱，自此事始。尚书仆射、左右丞皆无一言建明执奏，遂付有司，乃是上下废法，中外徇私，何以训治四方，维持万世！所系甚大，极可骇叹。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保佑圣德，以修正法度为急，忽有此举，人皆惜之。非独惜安焘差除之过分，盖惜国家法度之废失也。伏望圣慈检会臣等累次论列事理，并今来奏陈，寝罢安焘除命。所有经历受付官司，并乞早正其罪。其范纯仁录黄指挥，仍乞由门下省书读省审施行。”（元祐元年三月初八日，杂录乃以此为孙觉奏，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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