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治平四年四月

治平四年四月

　　夏四月癸亥，幸金明池观水嬉，燕射琼林苑。旧纪书幸西池、苑，新纪不书。

　　乙丑，命知制诰宋敏求，看详减省银台司文字、都官员外郎王庭筠，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刘瑾，殿中丞宋温其，著作佐郎钱长卿、曾布，前河西县令杜纯，并为编敕删定官。庭筠尝奏疏称颂王安石所定谋杀刑名，而温其素为王安石检法，赞成其事者也。此据司马光日记。温其，介休人。布，巩弟。纯，甄城人。庭筠、长卿未详，曾布八月二十三日编中书例。

　　给度僧牒五百，付秦凤路。经略使李师中言制置招纳蕃部及募敢死士，须金帛以备支费。三司乞赐银绢各五千。上批银绢必不免科散坊郭户，乃以度僧牒赐之。

　　丙寅，辽主遣永州观察使耶律宽、卫尉少卿程冀，其母遣怀德军节度使萧禧、太常少卿张冀来贺同天节。

　　丁卯，以新及第进士叶祖洽为大理评事，上官均、陆佃为两使职官，张中、程尧佐为初等职官，第六人以下为判、司、主簿或尉，第三甲并诸科同出身并守选，仍命翰林学士范镇、龙图阁直学士张掞同吏部流内铨注拟。张中，开封人。程尧佐，丹陵人。

　　罢全州岁贡班竹帘。

　　给度僧牒五百，付两浙转运司，分赐经水灾及民田薄收州军，召人纳米或钱赈济饥民。

　　国信所言：“贺同天节辽使至临清驿，有契丹迪列子夷离根夜刺同宿契丹，死者四人，伤者十二人，除孝赠钱绢外，余未敢支赐。”诏：“伤死者更给对见生饩节衣、朝辞例物等，如病死者例。其迪列子夷离根亦准此给，如死，亦以孝赠赐之。”

　　戊辰，诏：“御史中丞吕公著，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之与对，乃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乖事理之实，可翰林侍读学士、知颍州；权知开封府、翰林学士兼侍读韩维权御史中丞；知太原府、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冯京为翰林学士兼端明殿学士、知开封府。”

　　公著在言职，累奏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提举常平官，最后言：“祖宗承五季之乱，法度草剏，固亦未尽及古，至于临下以简，御众以宽，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则汉、唐之盛无以加也。是以有国百年，民心欣戴，虽凶年饥岁，流离至死，而无有背叛之心者，良以仁恩厚泽足以深结之也。惟是日月既久，事或有弊，此陛下所以临朝奋然，思欲惩革。然而设施措置未得其术，才及一二末事，颇已咈戾众心，是以内外乖离，人人危惧。窃以祖宗以来，所以深得人心者，艰难积累，固非一日，今岂可以一二末事轻失其心？人心一摇，未易复收，后虽有善政，亦难行矣。况上下危疑之际，难安易动，此臣所以为寒心也。伏望陛下仰思先烈，俯察物情，凡所施为，务在仁厚，无致近薄，以敛众怨，则人心悦而天意得矣。”又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今制置一司，上既不关政府，下又不委有司，是以从初置局，人心莫不疑眩，及见乎行事，物论日益腾沸。盖朝廷大事，无不出于二府，惟是制置条例，实系国家安危，生民休戚，而宰相不得与闻。若宰相以为可，自宜与之共论；以为不可，亦不当坐观成败，但书敕尾而已。至于仓、场、库、务琐细利害，又恐不必执政大臣然后能集。臣又闻，圣人之政，贵乎显仁藏用。管仲，霸者之佐耳，及其为寓令，犹曰法成而邻国不知。今朝廷处置，实未能有利及民。然而先置一司，使天下疑惑愁怨，至今不定，恐非策之得者也。乞检会臣前奏施行。”皆不听。乃求罢职，家居俟命。是月乙丑，诏复除公著旧职、同提举诸司库务，韩维为中丞，李中师权知开封府。命且下，复留之。至是乃黜公著，且以冯京代中师。

　　王安石著时政记，曰：“公著数言事失实，又求见，言‘朝廷申明常平法意，失天下心。若韩琦因人心如赵鞅举甲，以除君侧恶人，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因涕泣论奏，以为此社稷宗庙安危存亡所系，又屡求罢言职。上察其为奸，故黜。初，上欲明言公著罪状，令曾公亮等以旨谕当制舍人。公亮谕宋敏求草制但言引义未安而已。安石曰：‘圣旨令明言罪状，若但言引义未安，非旨也。’敏求草制如公亮所教。翌日再取旨，公亮、陈升之、赵抃等皆争以为不可。上曰：‘公著有远近虚名，不明言罪状，则人安知其所以黜，必复纷纷矣。’公亮等以为，如此则四方传闻大臣有欲举甲者，非便；且于韩琦不安。上曰：‘既黜公著，明其言妄，则韩琦无不安之理；虽传闻于四方，亦何所不便？’公亮等犹力争，至日旰，上终弗许，而面令升之改定制辞行之。”安石所记如此。后公著复召用，至哲宗即位，领实录事，上奏：“臣先任御史中丞，前后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论差官散青苗钱不当，不蒙施行，五乞责降外任差遣。亦尝入对面陈，蒙神宗曲赐敦谕，圣意温厚，初无谴怒之旨。四月五日，闻除臣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宝文阁学士、知审官院，臣于六月再奏，以言事不效，乞降责，至七日，闻有指挥落两学士，黜知颍州。是时王安石方欲主行新法，怒议论不同，遂取舍人已撰词头，辄改修，添入数句，诬臣曾因对论及韩琦以言事不用，将有除君侧小人之谋。缘臣累次奏对，不曾语及韩琦一字，方欲因入辞自辨，时已过正衙，忽有旨放臣朝辞，令便赴任。至元丰中，臣再对朝廷，先帝待臣甚厚，未几，遂除柄任，及尝赐臣手诏，大略云：‘顾在廷之臣，可以托中外心腹之寄，均皇家休戚之重，无逾卿者。’被诬遭逐，全不出于圣意，止是王安石怒臣异议，吕惠卿兴造事端。日月既久，臣本不欲自明。适以宰职总领史任，今实录若即依安石所诬编录，既因臣提举修进，则便为实事，它时直笔之士虽欲辨正，亦不可得。望以臣奏付实录院，许令纪实，以信后世。”内批：“依所奏施行。”时元祐二年也。

　　司马光记所闻于赵抃曰：“上谕执政，以吕公著自贡院出，上殿言，朝廷推沮韩琦太甚，将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王安石怨公著叛己，因此用为公著罪。及中书呈公著责官诰词，宋敏求但云‘敷陈失实，援据非宜。’安石怒，请明著罪状。陈升之不可，曰：‘如此，使琦何以自安。’安石曰：‘公著诬琦，于琦何损也！如向日谏官言升之媚内臣以求两府，朝廷岂以此遂废升之？’皆俛首不敢对。上既从安石所改，且曰：‘不尔，则青苗细事岂足以逐中丞？’”光又云：“公著素谨，初无此对，或谓孙觉尝为上言：‘今藩镇大臣如此论列而遭挫辱，若唐末、五代之际，必有兴晋阳之师以除君侧之恶者矣。’上误记以为公著也。”公著家传云：三月十一日壬寅，谏官孙觉见上论青苗事，且言条例司驳韩琦疏镂板行下，非陛下所以待勋旧大臣意。赖琦朴忠，固无它虑，设当唐末、五代藩镇强盛时，岂不为国生事乎？后二日甲辰，公著见上，复极论青苗事，然未尝及琦也。已而，上谓执政曰：“吕公著、孙觉皆极言青苗不便，且云驳难韩琦非是。”因面诘王安石、韩绛不当镂板，初无罪觉意也。觉既被黜，执政遂以觉语加公著。及公著黜，觉犹舣舟城东，未赴广德，乃谓人曰：“韩琦事独觉尝言及耳。”然后人知公著未尝言琦。又云：“公著兄女嫁琦子者二人，公著必不肯诬琦。”又公著自三月十三日后不复对，凡二十二日乃罢中丞。诚使公著诬琦而上以为罪，自当即日加谴，不应如是之久，又必不应先除三学士职也。家传所载如此，今但从司马光记闻，不敢用家传证国史也。然光记此事，亦与家传不殊耳。元祐实录载王安石时政记及吕公著奏，其书法甚允当。朱本乃云：先帝实录不应载元祐文字，并加删削，全用安石日录，今仍存元祐旧本，并附司马光所记云。魏泰东轩录云：熙宁初，朝廷初置条例司，诸路各置提举常平官，及俵常平钱，收二分之息。时韩魏公镇北都，上章论其事，乞罢诸路提举官，常平法依旧不收二分之息。魏公精于表章，其说从容详悉，无所伤忤者。皇城使沈惟恭者，辄令其门客孙棐诈作魏公表云：“欲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奸。”表成，惟恭以示閤门使李评，评夺其焒以闻。上大骇，下惟恭、孙棐于理。而御史中丞吕公著因便坐奏事，犹以棐言为实。上出魏公章送条例司。惟恭流海上，孙棐杖杀于市，罢公著中丞，出知颍州。制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而与对，乃厚诬方镇有除恶之谋，深骇予闻，乖事理之实。”盖谓是也。按司马光记孙棐事亦甚详，初不云诈作魏公表，恐泰妄也。旧纪书御史中丞吕公著言王安石失当，降为翰林侍读学士、知颍州。新纪不书，当从旧纪。

　　壬申，知青州、观文殿学士、兵部尚书欧阳修为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宣徽使自皇祐三年著令毋过二员，后富弼以宣徽使判并州，于时已有二员，诏以边任故，权增一员。至是，郭逵、王拱辰已为宣徽使，并修为三，用弼例也。太原阙守，上初欲用滕甫，议不合，遂用修。上初疑修以病不肯往，王安石曰：“试敦谕并稍加恩礼，必肯往也。”因授宣徽使，修卒辞之。七月三日乃听修辞。五月二十一日修止俵青苗，特放罪。

　　癸酉，大宴集英殿。

　　丁丑，韩维权知开封府，冯京权御史中丞。王安石既引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又荐维以代吕公著，欲其兄弟助己也。曾公亮等皆以为如此必致人言，绛亦言臣弟必不敢当。命既下，陈襄既言其不可，维力言：“兄绛方任枢密副使兼条例司，议论所及非一。御史中丞于朝廷阙失无所不当言，不言则废公议，言之则废私恩。且吕公著论青苗事用此罢，臣代其任，自处之地，不得无嫌，且无以屈士大夫之论。”又屡面对，引义坚切，卒与京易任。初，命李中师权知开封，既而以中师不允人望，罢之。曾公亮等始建议欲召吴中复为中丞。王安石曰：“中复鞫李参事，人皆以为附文彦博，恐非正人，陛下宜自察之。”乃不果召。及罢中师，又欲召中复尹京。王安石曰：“臣昨奏中复附文彦博事，无可考，恐难信。如前日不放提举官所差指使下县，若不以闻，当申条例司，此于韩琦有何关预？中复乃申琦，其枉道媚韩琦如此，亦足以知其为人也。”卒罢之。

　　诏秘书丞邹何令审官院与先次合入差遣。何举御史，既召对，罢之。

　　戊寅，秘书丞、集贤校理、同知谏院胡宗愈同判司农寺。

　　诏秦凤路都钤辖向宝兼提举秦州西路缘边蕃部，王韶加同事。宝旧为管勾，后命韶为提举，上以为轻重不伦，故正之；命张守约依旧专管勾东路蕃部，寻皆罢。

　　初，文彦博、陈升之皆以为宝宜为提举，既而王安石独进曰：“向宝素坏王韶事，韶言有两族不可招抚者，以宝沮害其事故也。今令与韶共事，又在其上，即韶事恐不可成。”陈升之曰：“宝虽带此名，然止在其城中，即亦何害？”安石曰：“宝既为官长，即所属吏皆严惮之，其势足以沮事，何谓无害？兼因边事出城，即更足以乱韶事。”时李中师有奏，言：“用韶提举，若不令宝都大提举，即失宝心，不肯尽节。”于是升之亦以其言为然。安石曰：“朝廷用一王韶，于宝有何亏损，乃不肯尽节？如汉高祖得陈平于亡虏，即令尽护诸将，诸将何尝不尽力？”上与枢密院再议，文彦博固执前说，上因令罢宝命，乃用急脚递追还。寻复罢，此诏据朱本，新本遂削去，不知果是何日。

　　己卯，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赵抃为资政殿学士、知杭州。王安石更张政事，抃屡言其不便。及安石家居求去，上谕执政罢青苗法，抃独欲俟安石参假，由是新法不罢。抃大悔，复上言：“臣近以制置条例司遣使四十余人，驰传天下，人情惊扰，物论諠哗，累具奏陈，并与宰臣等数尝面奏，乞罢诸路提举官属，其常平等事，一切责成监司，信赏必罚，孰敢慢者？而王安石强辨自用，动辄忿争，以天下之公论，为流俗之浮议，顺非文过，违众罔民。近制置司所差官，如张次山、吴师孟、范世京等七八人，恳辞勇退，惟恐不得所请。夫要职显任，人之所欲，彼不愿就者，盖知事悉乖戾，不敢当之。昨日安石再举西川、福建提举官四员，其愎如此，而欲止人浮言，是所谓恶醉而强酒也。近臣、侍从、台谏官力言制置司不便，司马光因罢枢密副使之命，中外人情，莫不怪骇；李常家居待罪多日；孙觉、张戬、程颢三人，各与安石论列于中书，又悉尝上殿乞罢言职；今日吕公著、范镇俱请郡。朝廷事有轻重，体有大小。以言乎财利于事为轻，而天下之民心得失为重矣；以言乎提举官于体为小，而禁近与耳目之臣用舍为大矣。今夫不罢财利，而失天下民心，是去重而取轻也；不罢提举官，而弃禁近耳目之臣，是失大而得小也。今中外人情恟恟如此，更乞酌事之重，惜体之大，罢其轻者小者，变祸为福，易于反掌耳。”因累章乞罢，遂命出守杭州。杭故多盗，闻抃性宽，细民益聚为盗，抃捕获情重者配他州，遂散去，境内以清。

　　吏部侍郎、枢密副使韩绛参知政事。绛间与王安石同奏条例司事，尝赞上曰：“臣见王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此语据王安石五月五日所录。侍御史知杂事陈襄言：“窃闻已制命除韩绛枢密副使、兼参知政事，绛以才望序迁，固未为过。然朝廷所以用绛之意，似乎不厚矣。陛下始以王安石参预大政，首为兴利之谋，先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制置三司条例司，未几，升之用事迁为丞相，而绛又领之。曾不数月，今又以绛参预政事，则是中书选任大臣，皆以利进，自古至治之朝，未有此事也。臣欲乞罢绛参知政事。今后中书选任大臣，必求道德经术之贤以处之，而不得以利进。如陛下不欲追罢已行之命，即乞将制置条例司与青苗补助之法只归三司，及责之守令相度施行，庶不害于王政，而足以全大臣之节矣。”

　　前秀州军事判官李定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案：宋史以定除御史里行为癸未日事，未知孰是。定素与王安石善，孙觉归自淮南，荐定极口，因召至京师。定初至，谒李常，常问南方之民以青苗为如何，定言皆便之，无不善者。常谓曰：“今朝廷方争此，君见人切勿为此言也。”定即日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甚，遂奏以定编三司岁计及南郊式，且密荐于上，乞召对；谓定曰：“君上殿当具为上道此。”及见，上果问常平新法，定对如安石所教。上悦，批付中书，欲用定知谏院，曾公亮、陈升之以为前无此例，固争之，乃改命焉。编式乃二年十二月三日。

　　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程颢权发遣京西路提点刑狱。颢先上疏言：“臣闻天下之理，本诸简易，而行之以顺道，则事无不成。故曰智者如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而之于险阻，则不足以言智矣。盖自古兴治，虽有专任独决能就事功者，未闻辅弼大臣人各有心，暌戾不一，致国政异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为者也。况于措置沮废公议，一二小臣实与大计，用贱陵贵，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设令由此徼幸事小有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寖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复天时未顺，地震连年，四方人心，日益摇动，此皆陛下所当仰测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职不肖，议论无补，望允前奏，早赐降责。”故罢。朱本削去颢疏，云：时政记不载。颢被责非缘此疏，前史官妄载。改书云：以数言常平新法乞责降，故有是命。按：颢此疏岂非言新法？绍圣史官猥为王安石讳，遂欲盖抹正论，辄加删修，今仍从元祐新本。吕本中杂说：正叔尝说新法之行，正缘吾党之士攻之太力，遂至各成党与，牢不可破。且如青苗一事，放过何害？伯淳作谏官，论新法，上令至中书议。伯淳见介甫，与之剖析道理，气色甚和，且曰：“天下自有顺人心底道理，参政何必须如此做？”介甫连声谢伯淳曰：“此则极感贤诚意，此则极感贤诚意。”此时介甫亦无固执之意矣。却缘此日张天祺至中书力争，介甫不堪，自此彼此遂分。

　　辛巳，祁国长公主进封卫国长公主。

　　淮南转运使、屯田郎中谢景温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景温雅善安石，又与安石弟安国通姻。吕公著之为中丞也，人谓景温必先举御史，及公著罢，乃有此除。先是安石独对，问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纷纷否？”上曰：“此由朕置台谏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无术，数失事机，别置台谏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不能免其纷纷也。”此安石三月十六日对上语。于是专用景温。司马光日记云，自是不复置中丞。按：此时已除冯京中丞，但未到耳，陈荐权台事。不知日记何以云耳，恐误也。

　　知遂州、职方郎中向宗道都大催遣广济河辇运。初，张次山力诋新法，辞提举常平仓弗就。会广济遣运阙官，曾公亮在病告，安石摄禘祭致斋。次山与陈升之有连，升之亟言次山可用。命既下，而中旨谓次山资浅，改付宗道。其实安石恶次山异己，言于上而罢之。

　　右谏议大夫、知制诰宋敏求言：“中书送李定除权监察御史里行词头，伏以御史之官，旧制须太常博士经两任通判方许奏举。景祐初，以资任相当者少，始许举通判未满任者。去岁骤用京官，今又幕职官便升朝著，处纠绳之地。臣恐弗循官制之旧，未厌群议，其词头未敢具草。”且以疾辞知制诰。

　　壬午，宋敏求罢知制诰，以上批敏求“文字荒疏，旷其职业，不能者止，于义可从”也。于是王安石曰：“敏求草吕公著制，臣谕圣旨，令明著罪状，反用曾公亮语，止云‘援据匪宜’而已，此是自违圣旨，已幸朝廷不问，乃更辞职。”上乃令从敏求请罢职。及呈敏求诰词，上又令因著其前者失职之罪。曾公亮以为无罪可著。上曰：“令作公著诰辞，初不依旨明言罪状，乃宣言于外，以为朝廷改诰词须当乞免知制诰。改诰词亦常事，何致如此？此乃挟奸，见朝廷前者不加罪，故今敢如此尔。”安石曰：“敏求作公著诰词，曾公亮虽云‘但言援据失宜’，而臣即谕圣旨，令明著罪状。敏求不用臣所谕旨，而从公亮之言，此岂得无罪？”公亮曰：“舍人是中书属官，止合听宰相处分。”安石曰：“舍人乃行圣旨，岂是行宰相处分？”上曰：“若止一人说与则可，缘王安石又说圣旨，既所传不同，即合覆奏，如何即草制？”公亮不肯从。上曰：“但止说‘文字荒芜，失其职守’罢之可也。”公亮曰：“若失守，即是臣致其如此。”时已日旰，安石曰：“改作‘旷其职业’亦可。”上从之。公亮因请罪，上曰：“不须尔。”公亮曰：“不敢更上章。”拜谢于上前而退。墨本云上批十六字。朱本云元无上批，止是司马记事云有此语，不可便为上批，改云舍人院草制。新本复用墨本，今从之。旧纪书宋敏求论李定以军事推官为御史非旧制，罢知制诰。新纪不书，当从旧纪。十二月十四日，敏求为修撰。

　　右正言、秘阁校理李常落职为太常博士、通判滑州。常言：“散常平钱流毒四海，又州县有钱未尝出而徒使民入息者。”上令具州县吏姓名至五六，终不肯具，而求罢职，故黜。前此，上谓执政曰：“李常终不肯分析，朕再三谕以此止是欲行遣违法官吏，常坚云体不合分析。”曾公亮曰：“台谏官自前许风闻言事，难令分析也。”上曰：“欲令说是何人言，或以所言不实罪谏官，即壅塞言路。今令说违法官吏是何人，因何却不肯？”王安石曰：“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今所令分析，止欲行遣官吏，何妨风闻？”及是，上令改常正言为博士，仍明著常罪曰：“言事反复，专为诋欺。”是日，又呈常疏，有云：“陛下一宫殿之费百余万，一宴游之费十余万，乃令大臣剥肤椎髓掊敛百姓。”上笑曰：“近闻人谤如此，乃是常疏中语。”安石曰：“陛下即位，未尝营缮及事外游宴，惟修太皇太后、皇太后两宫尔，而常敢于诬上如此！”

　　上批：“监察御史里行张戬侵侮柄臣，诬罔事实；王子韶外要守正之名，内怀朋奸之实，所入章疏，与面奏事前后反复不一。”并落职知县：戬，江陵府公安；子韶，江宁府上元。戬屡言青苗不便，最后上疏曰：“近乞罢制置司及诸路使者，并言散钱取利为害；及安石处事乖谬，专为聚敛，好胜遂非，很愎日甚；吕惠卿险薄奸凶，尚留君侧；而曾公亮、陈升之、赵抃等，心知其非，依违不断，观望畏避，颠危莫扶，及识昧知几，言乖误主，均为有罪，乞正严诛等事，并未施行。今大恶未去，横敛未除，不正之司尚存，无名之使方扰，臣自今更不敢赴台供职，居家待罪。”又言：“韩绛代陈升之领条例司，左右徇从安石，与为死党，遂参政柄。李定邪谄，自幕官擢台职。陛下惟安石是信，今辅以绛之诡随，台臣又得李定之比，继继其来，牙蘗渐盛，臣岂敢爱死而不言哉？”戬论韩绛、李定，据戬附传增入。按：绛除参政、定御史，皆四月十九日，戬责以二十二日。墨本云臣自今月十二日以后更不赴台供职。盖二十二日也，墨本偶脱“二”字耳。若十二日以后既不赴台供职，则不应更论绛、定，今附本月日。戬二十三日家居待罪，其日便责，亦可见当时事势云。子韶尝乞追孙觉、吕公著谪命，及言台谏方论青苗，乞罢兄子渊管勾京东常平差遣。先是，上谓执政曰：“王子韶言‘青苗法实不便，但臣先与此议，不敢论列’。小人首鼠两端，当黜之。”知杂陈襄亦奏子韶回邪反复，阴荐子渊为常平使者，请罢其言职故也。朱本删陈襄论子韶，以为时政记所无，今依新史复存之。又据襄奏增荐子渊事。

　　戬、子韶皆以知县资序为御史，至是，曾公亮请皆以为通判，王安石不可，上从安石议。戬既上疏，又诣中书力争，辞气甚厉。公亮俯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戬怒曰：“参政笑戬，戬亦笑参政所为。岂但戬笑，天下谁不笑者？”陈升之解之曰：“察院不须如此。”戬顾曰：“只相公得为无过耶？”退即家居待罪，其日遂与子韶同黜。

　　诏：“累戒河东、陕西诸路经略司，禁止边民与西贼交市，颇闻禁令不行。自今有违者，经略司并干官吏劾罪重断；能告捕者厚赏之。委转运司觉察。”

　　癸未，虞部员外郎苏梲、秘书丞陈睦并为秘阁校理，秘书郎李清臣为集贤校理，江宁府推官刘挚为馆阁校勘，大理寺丞乐咸为太子中舍。梲等先朝得旨召试，至是试入等，独咸论入四等上、策四等下故也。梲、睦、挚已见治平三年十一月，咸未详。

　　刑部郎中、侍御史知杂事陈襄同修起居注，罢知杂事。襄累奏乞罢青苗法，其第三奏曰：“陛下圣性聪明，固已晓然开悟，但以王安石执议不变，重违其意，物论喧然，不加听察。事之可者则置勿问，其不可者则无所不行。岂非条例之臣为自安之计，巧为饰说，诬罔圣聪？近者韩琦上言，以河北俵散青苗钱，立定贯伯，均与等第人户，比之他路，独取利息三分，显是提举官违条抑配，而朝廷并无黜责。琦之论列，足以知其非便，而特寝不行。吕景以畿县之民逋负官物尚有五十余万，不宜更与预支，实虑亏陷官本，而却令取勘。故臣前奏，谓‘此法一行，骚动天下。’正谓此也。陛下近以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中外翕然，皆以陛下知光之言是，而悟制置司之为非。今复遽罢之者，岂又以光言为非邪？必以其辞而不受也。然则光之所以不受者，以陛下不行其言尔。如欲用之，行其言而已矣，何吝而不为哉！轻进退于大臣，失孚号于天下，非所谓令出弗反之义也。李常职在谏官，既闻中外之议，不敢不言，事虽不实，诚亦得之舆论。况国朝旧制，自许风闻言事，若令分析，是欲使其必去，将以杜言者之口，恐非所以待谏臣之体，而广言路之道也。凡此数事，虽圣虑一时之失，岂非听察之误乎！礼曰：‘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亦在陛下追而正之尔。书云‘改过不吝’，汤之德也。自陛下临政以来，事无过举，惟用安石，然后有更事之暴，而致兴利之非。圣人施为，自有法度，不合于道者去之。任天下之群才，收天下之公议，尧、舜、三王之治，可以指期而至，又何必徇一士之曲议，以贻黎元之患哉！所有制置条例司如有可行事件，欲乞只归三司相度施行。青苗之法，早赐停寝，则天下幸甚。”

　　襄又奏：“臣观制置司元降指挥，莫非引经以为言，而其实贷民以取利，事体削弱，为天下讥笑。是特为管仲、商君之术，非陛下之所宜行。臣愿陛下为尧、舜之君，以义治天下，不愿其为霸主也。陛下富有中国，广轮万里，内无强臣悍族之患，外无侵夺凭陵之难。凡四海九州之赋入，又足以供吾之用，不为不足。陛下不于此时与庙堂之臣坐而论道，以行王政，而反屑屑为均输举贷之事，臣窃为陛下惜之！今日之弊，在于国家因循，制度未立，而侈用日广。陛下但遴选主计之臣，付与利柄，取天下赋入之籍，度县官调度之数，百用为之均节，而归之艺极，则浮费省而财用足。省徭役，薄赋敛，宽关市之征，弛山泽之禁，修庠序之教，劝之以忠、信、孝、悌，尊贤而使能，才者进，不肖者退。农有余财，民服其教，吏称其治，然而国不富而政不王者，未之有也。”

　　又奏：“陛下以至仁求治，凡欲更张法度皆以为民，安有取民脂膏以为贷息，而谓周公太平已试之法哉！陛下之心必不为此，然则天下之人皆知误陛下者王安石也，误安石者吕惠卿也。以陛下之聪明，观天下之论议，其法制利害固已灼然可知。柰何安石恃强辨以荧惑于前，惠卿画诡谋以阴助于后，加以反复比周之小人随时观望，平日公论，则举知其法之非，一挠于利，则又言其法之是。此虽陛下之至圣，不能无惑，虽臣等之至忠，亦不免指为朋党也。近者，谏官李常以言事待罪，尚令分析；孙觉以奏对反复，落职外迁；御史中丞吕公著而下，皆以不职为言，乞从责降。而臣独区区未敢以请者，尚冀犬马之诚，一悟圣意，许以青苗之法下议百官。如臣言非，则甘从远窜，以戒妄言；如臣言是，则安石、惠卿亦乞特行贬斥，以谢天下。”

　　既而有旨召襄试知制诰于中书，襄以言不行，辞不就试，乞补外。王安石请用为集贤殿修撰、陕西转运使。命未下，上批别进呈，而改是命。于是上谓安石曰：“经筵殊少人。”安石曰：“何用多？”上曰：“吴申全不能讲，欲候襄受职，留之经筵，朕见襄每引经亦粗可故也。”襄五奏，据襄集。司马光日记云：襄虽论常平新法，而辞婉，故除官独优。必当时以此议襄也。襄五月辛卯除直舍人院兼侍讲，卒辞之。

　　太子中允、同提点京西刑狱程颢签书镇宁节度判官事。颢既罢御史，恳辞京西故也。上谓王安石曰：“人情如此纷纷，柰何？”安石曰：“尧御众以宽，然流共工、放驩兜。驩兜止是阿党，共工止是‘静言庸违，象共滔天’。如吕公著真所谓‘静言庸违，象共滔天’。陛下察见其如此非一事，又非一日，然都无行遣，直待公著所为熟烂，自不肯安职，复除三学士，令在经筵，又不肯留，乃始除侍读、知颍州。诰词又初极称其材行，中乃用数字言其罪，后乃令带侍读学士。以此示天下，天下皆知朝廷无纲纪，小人何缘退听？陈襄、程颢专党吕公著，都无助陛下为治之实。今天下事不如理至多，人臣为奸罔至众，襄与颢曾有一言及之否？专助吕公著言常平法，此即是驩兜之徒。而陛下于邪说纷纷之时，张戬之徒皆未出，即奖用襄知制诰、颢提点刑狱，又称其平实。此辈小人若附吕公著，得行其志，则天下之利皆归之；既不得志，又不失陛下奖用，何为肯退听而不为奸？臣愚窃恐陛下非不知陈襄辈情状，但患斥逐人多，故以言假借涵容，且使安职。此大不然，彼不谓陛下涵容，乃谓陛下尚可欺罔，故纷纷不止也。”

　　龙图阁直学士陈荐权发遣御史台事，西京左藏库副使、閤门通事舍人高遵裕提举秦州西路蕃部。日录与王韶相关，四月十八日、六月七日当参考。

　　甲申，翰林学士司马光读资治通鉴汉贾山上疏，言“秦皇帝居灭绝之中而不自知”，因言从谏之美，拒谏之祸：“晏子曰：‘和与同异，水火、酰醢、盐梅皆相反之物，宰夫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若羹已咸，复济以盐；已酸，复济以梅，何可食也？’伊尹戒太甲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人之情，谁不欲顺己而恶其逆，惟圣贤知顺之损，知逆之益。譬如酒醴虽适口而醉人，药物虽苦口而除病。是以臣之于君，刚则和之，柔则掖之，明则晦之，晦则明之。非故相反，欲裁其有余，补其不足，以就皇极耳。若逆己者即黜降，顺己者即不次拔擢，则谄谀日进，忠正日疏，非庙社之福也。”上曰：“舜‘堲谗说殄行’。若台谏欺罔为谗，安得不黜！”光曰：“臣因进读及之耳，时事臣不敢尽论也。”及退，上留光，谓曰：“吕公著言藩镇欲兴晋阳之甲，岂非谗说殄行？”光曰：“公著平居与侪辈言，犹三思而发，何故上前轻发乃尔？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谓‘静言庸违’者也。”光曰：“公著诚有罪，不在今日。向者朝廷委公著专举台官，公著乃尽举条例司之人，与条例司互相表里，使炽张如此。逼于公议，始言其非，所谓有罪也。公著与韩琦亲，何故以险语谗之？”上曰：“非谗琦也，志在君侧之人耳。”光曰：“据诰词则谗琦也。公著有罪无罪在于事实，不在诰词。诰词虽云尔，外人皆云公著坐乞罢条例司及言吕惠卿奸邪，不云坐为谗也。”上曰：“王安石不好官职及自奉养，可谓贤者。”光曰：“安石诚贤，但性不晓事而愎，此其短也。又不当信任吕惠卿，惠卿奸邪，而为安石谋主，安石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为奸邪也。”上笑。光曰：“李定有何异能，而拔用不次？”上曰：“孙觉荐之，邵亢亦言定有文学，恬退。朕召与之言，诚有经术，故欲以言职试之。”光曰：“宋敏求缴定辞头，何至夺职？”上曰：“敏求非坐定也。朕令草吕公著诰词，言兴晋阳之师，除君侧之恶。王安石以谕敏求，而曾公亮以为不可，敏求不遵圣旨，而承公亮之语，但云援据非实而已。”光曰：“公著诚有此言，亦不过欲朝廷从琦言罢青苗耳。语虽过差，原情亦可恕也。今明著于诰词，暴之内外，‘君不密则失臣’，造膝之言若皆暴以为罪，自今群臣谁敢为陛下尽言者？臣以为敏求隐晦其语，亦未为失体也。且敏求非亲承圣旨，据曾公亮之言而为之耳。”上曰：“公亮、安石所传圣旨不同，亦当奏禀也。”上曰：“李常非佳士，属者安石家居，常求对，极称其贤，以为‘朝廷不可一日无也，以臣异议青苗之故，宁可逐臣，不可罢安石也’。既退，使人且以此言告安石以卖恩。”光曰：“若尔，诚罪人也。”上曰：“有诈为谤书，动摇军众，且曰‘天不佑陛下，致圣嗣不育’。或云卿所上书。”光曰：“臣所上书，陛下皆见之，且臣未尝以奏草示人也。”上曰：“卿所言，外人无知者；台谏所言，朕未知，外人已徧知矣。”上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察其是非，然后守之。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吕惠卿以为是，天下皆以为非也。陛下岂能独与三人共为天下耶？”

　　诏诸路州军遇正、至、寒食、端午、重阳节序，无得以酒相馈。初，知渭州蔡挺言陕西有公使钱许造酒处，每五节以酒交遗，以行经二十驿者挈负去来，道路烦苦，请禁止。许之。至是，都官郎中沈衡复言知莫州柴贻范送别州酒至九百余瓶，所差兵夫至二百余人，其违法劳人可知。故并诸路禁止焉。

　　乙酉，条例司言：“青苗钱以半为夏料，半为秋料，使仓储不空，以备非常。然今诸路农时早晚，夏秋所获多少，及民间所须缓急，所在不同，恐不可为一定之法。欲令有司因民缓急，量入为出，各随其时，不拘以数。”诏诸路转运、开封府界提点、提举常平仓司，约定岁散青苗钱可以实散若干数目闻奏。

　　诏馆阁校勘刘攽与外任。攽初考试开封，与王介争言，为台谏所劾，既赎铜，又罢考功及鼓院，至是求外任，王安石因之并逐攽。此据司马光日记。汪应辰云：恐只是御史劾攽。

　　丙戌，特支修大河东流堤埽及浚御河役兵缗钱有差。

　　丁亥，秘书丞、集贤校理孙洙，兼史馆检讨。

　　大理寺丞、鄜延经略司勾当公事嶭昌朝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王安石言昌朝可用也。安石欲用昌朝，此据日录。

　　知涪州乐温县钟浚为著作佐郎。以考课院言浚治状入优等故也。

　　司马光读资治通鉴张释之论啬夫利口，光曰：“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何至覆邦家？盖其人能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人主苟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则邦家之覆，诚不难矣。”时吕惠卿在坐，光所论，专指惠卿也。此据日记。

　　陈升之以母老乞退，上不许。此据日录。

　　戊子，中书言：“宗室令晏等状，袒免以下亲当出官及外居，奏荐并接宾客，并已有法。其文移表奏欲乞亦如外官例。”上批：“令晏虽系袒免，止是法许外居，非换官出官人数，不可一用外官例。可再详度，令诸事相称，毋使亲疏轻重不等。”于是中书再定：“袒免将军以下愿出官，委尊属同教授保明，宗正司审察以闻。见任外官奏子孙，依外官法。若祖宗袒免以下已有官，而父祖俱亡，不愿出官，愿出外居者，许置田宅产业；愿出官者，置田宅如外官法。”从之。

　　韩琦乞徐州养疾。上曰：“琦必缘吕公著事也。”曾公亮曰：“琦当乞相州，今乃乞徐州，意或在此。”上曰：“何故？”公亮曰：“相州实屯重兵处。”王安石曰：“琦意未必然。”上曰：“须开谕令无自疑。”安石曰：“彼初无此意，何用开谕，但如常批答可也。候琦以人言为辞，开谕未晚。”上从之。琦章四上，上卒遣内侍李舜举开谕，琦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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