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治平四年闰三月

治平四年闰三月

　　闰三月甲申，夏国主谅祚遣使来献方物，谢罪，请戒饬酋长守封疆，如去冬所赐诏旨。复以诏答之曰：“苟封奏所叙，忠信弗渝，则恩礼所加，岁时如旧。”仍赐绢及银各五百匹两。

　　己丑，京西转运使、刑部郎中刘述兼侍御史知杂事。先是，苏寀迁度支副使，中书奏以述代之，中丞王陶言述任非所长，上因赐陶手诏曰：“朕固疑述朝望不著，士大夫罕有称者，方欲以访卿，而卿适有论列，甚符朕意，岂得不谓君臣一心？览章赏叹，至于三四。大凡执政选言事者，利在循默录录辈，此意了然可见，诚如卿论。吕诲、傅尧俞朕固知其方正可使，止为先朝所逐，未欲遽用，俟其岁月稍久，任之亦未晚也。知杂御史谁可当者，朝夕密以名闻。”然上亦竟用述也。

　　御史吴申言：“窃见先召十人试馆职，而陈汝义亦预，渐至冗滥。兼所试止于诗赋，非经国治民之急，欲乞兼用两制荐举，仍罢诗赋。试策三道，问经史时务，每道问十事，以通否定高下去留。其先召试人，亦乞用新法考试，明诏两制详定以闻。”其后翰林学士承旨王珪等言，宜罢诗赋如申言。于是诏自今馆职试论一首，策一道。

　　枢密使、永兴军节度使文彦博言：“蒙赐本镇公使钱三分之一，向因奏事略具陈述，盖枢府无燕犒之费，公钱无虚受之理，伏望寝罢。仍乞自今枢密使领节度使准此。”从之。旧例，在京公使钱，惟宗室减一半，管军三分给一，余悉罢。后增枢密使例，至是因彦博辞而罢之。

　　知谏院邵亢、傅卞、御史刘庠、吕景言：“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王举元薄有干能，本无德望，四年之间，八易差遣，迁官改职，恩渥便蕃。望别选近臣知永兴军，仍乞臣僚到任未及二年移差遣者，更不推恩。”诏待制以上因差遣推恩者，具职位除授年月取旨。

　　庚子，诏曰：“朕以菲德承至尊，托于公卿兆民之上，惟治忽在朕躬，夙夜兢兢，上思有以奉天命，下念所以修政事之统，愧不敏明，未烛厥理。夫辟言路，通上下之志，欲治之主所同趣也。其布告内外文武群臣，若朕知见思虑之所未及，至于朝之阙政，国之要务，边防戎事之得失，郡县民情之利害，各令直言抗疏以闻，无有所隐。言若适用，亦以得人，观其器能，当从甄擢。惟尔文武，其各体朕兹令之非徒也。”

　　御史中丞王陶言：“臣奉诏别举台官，缘有才行可举之人，多以资浅不应敕文，欲乞许举三任以上知县资序人为御史里行。”从之。先是，陶乞复用吕大防、郭源明，执政以为意欲逼己，不悦。

　　工部郎中、知制诰王安石既除丧，诏安石赴阙，安石屡引疾乞分司。上语辅臣曰：“安石历先帝一朝，召不起，或为不恭，今召又不起，果病耶？有要耶？”曾公亮对曰：“安石文学器业，时之全德，宜膺大用。累召不起，必以疾病，不敢欺罔。”吴奎曰：“安石向任纠察刑狱，争刑名不当，有旨释罪，不肯入谢，意以为韩琦沮抑己，故不肯入朝。”公亮曰：“安石真辅相之才，奎所言荧惑圣听。”奎曰：“臣尝与安石同领群牧，备见其临事迂阔，且护前非，万一用之，必紊乱纲纪。公亮荧惑圣听，非臣荧惑圣听也。”上未审，奎重言之。癸卯，诏安石知江宁府，众谓安石必辞，及诏到，即诣府视事。或曰：“公亮力荐安石，盖欲以倾韩琦也。”龙图阁直学士韩维言：“臣今日闻除王安石知江宁府，然未知事之信否。若诚然者，臣窃以为非所以致安石也。何则？安石知道守正，不为利动，其于出处大节，料已素定于心，必不妄发。安石久病不朝，今若才除大郡，即起视事，则是安石偃蹇君命，以要自便，臣固知安石之不肯为也。又其精神可以为一大郡，而反不能奉朝请，从容侍从之地，岂是人情？臣久知安石之不肯为也。所可致者，惟有一事，即陛下向所宣谕，臣向所开陈者是也。若人君始初践阼，慨然想见贤哲，与图天下之治，孰不愿效其忠，伸其道哉？使安石甚病而愚则已，若不至此，必幡然而来矣。臣窃恐议者以为安石可以渐致，而不可以猝召，若如此，是诱之也，是不知安石者之言也。惟贤者可以义动而不可以计取，陛下稽古讲道，必于此理粲然不惑，唯在断而行之，毋以前议为疑，则天下幸甚！”韩维论王安石，据维奏议具载之，足明安石进退失据也。

　　学士院言屯田员外郎夏倚、雄武节度推官章惇，诗赋中等。诏以倚为江南西路转运判官，惇为著作佐郎。倚及惇皆治平三年十月两府所荐者，及是召试，而御史吕景、蒋之奇言倚素无学术，尝任麟倅败事。惇佻薄秽滥，向以擢第不高，辄掷敕于廷。皆不可奖。故不除馆职。惇，浦城人，欧阳修所荐也。惇，得象族子，已见治平三年十月。

　　甲辰，诏诸路帅臣及副总管有移易，可依庆历故事，中书、枢密院参议。庆历中，尝诏宰臣贾昌朝，凡军国机务及沿边兵马事，知州、钤辖，宜同枢密使陈执中参议。自后寝废，至是复之。

　　龙图阁直学士、知蔡州吕公著，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并为翰林学士。光累奏固辞，不许。上面谕光曰：“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扬雄兼之。卿有文学，尚何辞！”光曰：“臣不能为四六。”上曰：“如两汉制诏可也。”光曰：“本朝事不可。”上曰：“卿能举进士高等，而不能为四六，何也？”光趋出，上遣内侍至閤门强光受告，光拜而不受，诏趣光入谢，光入至庭中犹固辞，诏以告置光怀中，光不得已乃受。它日，上问王陶曰：“公著及光为学士，当否？”陶曰：“二人者，臣尝论荐矣，用人如此，天下何忧不治？”

　　学士院言：“奉诏详定颍、许二州进士、僧道所贡贺登位银。本朝之制，太宗自开封尹、晋王即位，真宗自开封尹、寿王，仁宗自建康军节度、升王册为皇太子即位，皆无推恩旧领封镇故事。大行皇帝自齐州防御使即位，本州举人、父老、僧道诣阙进奉，故特推恩。今皇帝以忠武军节度、颍王册为皇太子即位，与先朝异。今两州贡奉无典故稽考。”诏却其贡，各赐茶彩遣归。

　　丙午，屯田员外郎刘攽、著作佐郎王存为馆阁校勘，太常丞张公裕、殿中丞李常为秘阁校勘，著作佐郎胡宗愈为集贤校理，并以召试学士院诗赋入等也。攽试入优等，故事当除直馆，又员外郎例不为校勘，而攽素与王陶有隙，陶及侍御史苏寀共排之，执政但拟校勘。

　　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又奏疏论国计曰：“天之生民，以衣食为命，圣人因而均节之，立君臣贵贱等威之分，以止其争且乱。故礼也者，文饰此者也，刑也者，防禁此者也，凡谓赏罚法令仁义廉耻，皆缘此而后立者也。衣食不足，何礼刑之有哉？故食货者，人事之确论，非高谈虚辞之可致者也。今京师砥平冲会之地，连营设卫以当山河之险，则国依兵而立，兵待食货而后可聚，此今天下之大势也。臣在仁宗朝庆历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领邦计，尝为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议，所陈利害安危之体，究其本原，冗兵最为大患。略计中等禁军一卒，岁给约五十千，十万人岁费五百万缗。臣前在三司勘会庆历五年禁军之数，比景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余指挥，四十余万人，是岁增费二千万缗也。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天下徒，初置壮城、牢城，备诸役使，谓之厢军，后乃展转增创军额，今遂与禁军数目几等，其岁增衣粮几何，是皆出于民力，则天下安得不困？臣庆历五年取诸路盐酒商税岁课，比景德计会录皆增及三数倍以上，景祐中收商税四百五十余万贯，庆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万余贯；景德中收酒课四百二十八万余贯，庆历中收一千七百一十万余贯；景德中收盐税课三百五十五万余贯，庆历中收七百一十五万余贯，但茶亦有增而不多尔。天下和买紬绢，本以利民，初行于河北，但资本路军衣，遂通其法以及京东、淮南、江、浙，景祐中诸路所买不及二百万匹，庆历中乃三百万匹，自尔时及今二十年，但闻比较督责，不闻有所宽减也。如此朘取，天下岂复有遗利？自古有国者，货利之入，无若是之多，其费用亦无若是之广也。昔唐自天宝之乱，肃、代之后，国力大窘，禁卫乏饷，畿甸百姓，至挼穗以供兵食，登城门以望四方贡奉之至，可谓危蹙矣。然患难既平，则兵有时而解，兵解则民力纾矣。今中外诸军，坐而衣食，无有解期，天下困敝已如此，而恬然不图营救。宝元、康定中，夏寇阻命，西师在野，既聚军马，即须入中粮草，在京支还交钞银钱物帛，一岁约支一千万贯以上，三司无以计置，即须内帑供给。庆历二年、三年，连年支拨内库银紬绢，只此两次六百万匹两，三司以补不足，寻即支尽。西事已定，二纪于兹，中间亦不闻有所处置者。邦家不幸，大变仍臻，颁赉之余，府库虚匮，宿藏旧积，盖无余几。万一因之以饥馑，加之以寇患，臣恐智者难以善于后矣。夫苟且者，臣下及身之谋，远虑者，陛下家国之计，兹事重大，在陛下所忧，无先于此。计财之任，虽三司之职，日生烦务，常程计度，簿书期会，则在有司。至于议有系于军国之体，事有关于安危之机，其根本在于中书、枢密院，非有司可得而预也。今夫赋敛必降敕，支给必降宣，是祖宗规条，二府共司邦计之出入也。今欲保泰丰财，安民固本，当自中书、枢密院同心协力，修明祖宗已前旧典，先由兵籍减省，以次举其为弊之大，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诸生事造端非简便者，裁而正之。至于微末细故，于国计盈虚不足为损益，属之有司可矣。提其纲则众目张，澄其源则下流清，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又曰：‘变而通之以尽利。’节卦之辞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故伤财害民之事，当为制度以节之尔。若但遵常守故，龊龊细文，避猜嫌，顾形迹，恤近议而废远图，忽人谋而徼天幸，‘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后虽噬脐，何嗟及矣！臣叨在近列，荷恩三朝，窃见时事日以迫急，不胜忧愤，辄罄狂瞽，惟陛下留神省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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