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全文·元丰五年

宋神宗元丰五年

　　壬戌元丰五年春二月，两浙路转运司言知润州鞠真卿侮法专威，上曰：“刺史县令，治民为最近。汉自刺史有入为三公者，盖重其任耳。今之藩郡不过数十，往往多不得人，则县令可知也。自今更宜谨择。”

　　乙亥，分命辅臣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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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乙酉，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刘谊言：“闻道途汹汹，以卖盐为患。望稍变法以便民。”又上书云：“陛下所立新法本以为民，为民有倍称之息，故与之贷钱；为民有破产之患，故与之免役；为民无联属之任，故教伍保；为民有积货之不售，故设市易，皆良法也。

　　行之数年，天下讼之，法弊而民病，色色有之。其于役法尤甚。”又言：“蹇周辅元立盐法以救淡食之民，于今民间积盐不售，以致怨嗟。卖既不行，月钱欠负，追呼刑责，将满江西。其势若此，则安居之民转为盗贼，其将奈何？”上批：“刘谊职在奉行法度，既有所见，自合公心陈露。辄敢张皇上书，特勒停。”司天监言：“四月朔，日当食于寅。”诏自己亥易服避正殿，减常膳。其日百司守职。

　　乙巳，御雠英殿，赐进士、明经、诸科黄裳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五百九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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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四月壬子朔，云阴，日不见食。知开封府王安礼言三院狱空，揭诸府门。辽使过见叹息，称为异事。上曰：“昔由余聘秦观政，内史廖辈从容俎豆以夺其谋者。秦有人也。安礼留意吏事，能骇动外夷，于古无愧矣。”

　　壬戌，崇文殿校书杨完编类元丰以来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成三十卷以进。

　　癸酉，王珪依前官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依前官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讲义》曰：“建官之制，不惟其名，而惟其实，不惟其官，而惟其人。君子观元丰五年官制之成，左右仆射之名初正也。而以王珪、蔡确为之，则有忝于左右仆射之名矣。观政和三年官名之正，太宰、少宰之名初立也，而以何执中、蔡京为之，则有忝于太宰、少宰之名矣。

　　甲戌。诏中书五月朔行官制。知定州章惇守门下侍郎，参知政事张璪守中书侍郎，翰林学士、承议郎蒲宗孟为中大夫，守尚书左丞，翰林学士、朝奉郎王安礼为中大夫，守尚书右丞。翰林学士、承议郎李清臣试吏部尚书，寻诏清臣特迁朝奉大夫。通直郎、馆阁校勘、检正中书礼房公事王震试右司员外郎，于是开天章阁，初用官制除拜，诏震及雍从辅臣执笔入记圣语，面授以左右司，仍使自书，时论荣之。诏自今更不除余职，见带馆职人依旧，如除职事官，校理以上转一官，校勘减磨勘三年，校书减二年，并罢所带职。

　　丁丑，同知枢密院吕公著为资政殿学士、知定州。始议五路举兵伐夏，公著谏不听，寻上表求罢。上封还其奏。及西师无功，公著言：“外议皆谓王中正宜正典刑。”于是用李宪策将图再举，公著又固谏，上不悦。会章惇自定州召为门下侍郎，公著因乞代惇守边。章继上，乃有是命。又李舜举入奏，上意悟，欲罢西师。公著入辞，上慰劳之曰：“卿不当居外，行且召卿矣。”五月，手诏：“朝廷议更官制，本欲核正吏治，非徒胶古希奇而巳。比命官置司，修讲逾年，逮令颁行，尚爽条理。其详定官恐须益得深晓文法之人。御史中丞徐禧可同详定官制。如顷所论体统，令以此意著为式令。盖上尝论苏绰建复官制，上自朝廷，下至州县，悉分为六曹，财赋如一。令先自京师，候推排有序，即监司、州县皆可施行矣。王珪言：“故事，中书进熟进草，唯执政书押。今官制，门下省给事中独许书画黄而不得书草。”舒亶疑之，因以为请。上曰：“造令行令，职分宜别，给事中不当书草。著为令。”三省言：“九寺三监分隶六曹，欲申明行下。”上曰：“不可。一寺一监，职事或分属诸曹，岂可专有所隶？宜曰九寺三监于六曹随事统属。著为令。”上以命令稽缓语辅臣，颇悔改官制。蔡确等虑上意遂欲罢之，乃力陈新官制置禄比旧月省俸钱二万余贯，上意遽止。诏尚书六曹分隶六察。

　　上谓辅臣曰：“虽周之盛时，亦以为才难。唯能以道泛观，不拘流品，随才任使，则取人之路广。苟不称职，便可黜逐，不可谓已与之官禄反以系吝而难于用法。如臣下有劳，朝廷见知，虽有过失，亦当宽贷。故律有议贤议劳之法，亦周之八柄诏王之遗意。然有司议罪自当守官，诛宥则系主断，如此，则用人之道无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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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甲寅，修两朝正史成一百二十卷。上批：“昨据李宪奏进，置堡障以为驻兵讨贼之地。近李舜举奏财粮未备，朝廷以舜举所言忠实可听信，已罢深入攻取之策。若贼犯边，自当应敌掩击。”先是，舜举退，诣执政，王珪迎劳之曰：“朝廷以边事属押班及李留后，无西顾之忧矣。”舜举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当国而以边事属二内臣，可乎？内臣正宜供禁庭洒扫之职耳，岂可当将帅之任耶？”闻者代珪发惭。诏自今事不以大小，并中书省取旨，门下省覆奏，尚书省施行。三省同得旨事，更不带三省字行出。是日，辅臣有言：“中书省独取旨事体太重。”上曰：“三省体均，中书省拟而议之，门下省审而覆之，尚书省承而行之。苟有不当，自可论奏，不当缘此以乱体统也。”先是，官制所莫能究其分省设官之意，乃厘中书、门下、尚书为三，各得取旨出命。既纷然无统纪，至是，上一言遂定。上临御久，群臣俯伏听命，无能有所论说。时因奏事有被诘责者，王安礼进说曰：“陛下固圣矣，而左右辅弼宜择自好之士有廉隅者居之，则朝廷尊。至于论事，苟取容悦偷为一切之计而已，人主将何便于此？”上善其言。

　　戊午，宰臣王珪言：“天圣中修真宗正史成，别录《三朝宝训》以备省览。今当修仁宗、英宗两朝宝训。”诏秘书省著作局依例修进，差林希、曾巩。诏尚书省得弹奏六察御史失职。

　　壬申，广南西路转运使马默言安化州蛮作过，上曰：“默意欲用兵耳。用兵大事，极须谨重。向者郭逵安南与昨来西师兵夫死伤皆不下二十万。有司失入一死罪，其责不轻，今无罪置数十万人于死地，朝廷不得不任其咎。天下大事盖常起于至细。”章惇曰：“唐虞君臣相戒，亦曰一日二日万几。”上曰：“知几至难，惟圣贤为能图于未形，所以无智名勇功。其次于其几兆而图之，则易为力。其下事至于著见而谋之，故用力多而见功寡。”章惇又曰：“善师者不陈，盖图之未兆耳。”上曰：“事之将兆，天常见象，但人不能知。彗孛示人事甚直，犹如语言，顾今无深晓天道之人耳。古人能知之，则能消伏。”王珪曰：“天象既如此，必至于用兵，此亦数也。”上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能正厥事，虽必至于用兵，可以无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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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七月，上因论刑，曰：“先王之肉刑盖不可废，至汉文帝罢之，若革秦之敝，欲休养生民则可矣。如格以先王之法，则不得为无失。三代之时，民有疆井，分别圻域，彰善瘅恶，人重迁徙，故以流为重。后世之民迁徙不常，而流不足治也，故用加役流。又未足惩也，故有刺配，犹未足以待，故又有远近之别。盖先王教化明习俗成，则肉刑不为过也。”

　　戊子，鄜延路计议边事，徐禧等言：“银州故城形势不便，当迁筑于永乐堞上，自永乐堞至长城岭置六寨，自背罔川至布娘堡置六堡。”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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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癸丑，诏三盛枢密院、秘书、殿中、内侍、入内内侍省听御史长官及言事御史弹纠。

　　先是，置监察，随所隶察盛曹、寺、监，而三省至内侍省无所隶，故以长官言事御史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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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甲申，永乐城成，以兵四千人守之。

　　丙戌，徐禧、李舜举复入永乐城。

　　丁亥，贼三十万众攻城，遂围城。

　　戊戌，永乐城陷，禧及舜举俱死，稷为乱兵所杀，曲珍及王湛、李浦逃归，士卒得免者十无一二。或言禧实不死，有自虏还者尝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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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十月戊申朔，李秬、种谔、沈括奏永乐城陷，汉蕃官二百三十人、兵万二千三百余人皆没。上涕泣悲愤，为之不食。早朝对辅臣恸哭，莫敢仰视。既而叹息曰：“永乐之举，无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进曰：“臣尝言之。”上正色曰：“何尝有言？在内惟吕公著，在外惟赵卨尝言用兵不是好事耳。”自是之后，上始知边臣不可信，亦厌兵事，无意西伐矣。

　　壬申，诏户部右曹于京东、淮、浙、江、湖、福建十二路发常平钱八百万缗输元丰库。自熙宁以前，诸道榷酤场率以酬衙前之陪备官费者，至熙宁行役，乃罢收酒场，听民增直以雇取其价，以给衙前。时有坊场钱。至元丰初，法既久，储积嬴羡，司农请岁发坊场百万缗输中都，三年，遂于寺南作元丰库贮之，几百楹，凡钱帛之隶诸司、非度支所主输之数益广，欲以待非常之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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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戊寅朔，上谓臣曰：“御史分家中都官，事已多矣。又令察举四方，将何以责治办？且于体统非是。可罢御史察诸路官司。如有不职，令言事御史弹奏。著为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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