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全文·皇祐二年

宋仁宗皇祐二年

　　庚寅皇祐二年

　　春正月。自庆历八年河北行四税法，盐居其一，而并边刍粟皆虚估至数倍，券至京师，反为富贾所抑，盐八百斤，旧售钱十万，至是止六万。商人以贱估券取盐，不复入钱，京师帑藏益乏。于是诏三司详定。王尧臣、王守忠、陈旭请复入钱京师法，视旧入钱数稍增予盐，而并边入中先得券受盐者，河东、陕西入刍粟直钱十万，止给盐直七万，河北又损为六万三千。且令入钱十万于京师，乃得兼给，谓之“对贴”，自是入钱京师稍复矣。先是，宋庠建议，以今年当郊而日至在晦，用建隆故事，宜有所避，因请季秋大享于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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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戊子朔，诏罢今年冬至亲祠南郊之礼，以九月择日有事于明堂。上谓辅臣曰：“明堂者，布政之宫，天子路寝，乃大庆殿是也。况明道初，合祀天地于此。”

　　己丑，诏以大庆殿为明堂。

　　戊戌，诏群臣毋得上尊号。文彦博等伏奏至于三四，上固拒之。诏祠明堂宜尽物以遵典礼，自乘舆服御诸物，务令有司裁简之。诏两浙流民男女不能自存者，听人收养后不得复取。

　　丙辰，宋祁上《明堂通议》二篇，祁自序略曰：“上薄三代，旁搜汉、唐，礼之过者折之，说之缪者正之，以合开宝一王之典，聊佐乙夜观书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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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四月乙丑，内出手诏：“祖宗以来，三岁一亲郊，即遍祭天地，而百神靡不从祀。今祀明堂，而礼官所定止祭昊天五帝，不及地祇；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况比年水旱地震，稼穑不登，移郊为大享，盖亦为民祈福。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并配，而五帝、神州亦亲献，日月、河海诸神悉如圜丘从祀。”因谓文彦博曰：“礼非天降地出，缘人情尔。礼官习拘儒之旧传，舍三朝之成法，非朕所以昭孝息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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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己酉，内出明堂乐曲及二舞名，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曰《成功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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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己未，内出御撰明堂乐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属五音，凡二十声为一曲。

　　丁卯，以御撰黄钟五音五曲凡五十七声下太常隶习之。

　　辛巳，屯田员外郎吕公著同判事部南曹。公著，夷简之子也，尝召试馆职，不就，于是上谕曰：“知卿有恬退之节。”因赐五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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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七月戊子，出御选明堂无射宫乐曲谱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变七律一曲，饮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亚献彻豆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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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辛亥，大享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从祀如圜丘。大赦。文武职官、致仕官并特与转官，不为永例。诏内降指挥：“百司执奏毋辄行，敢因缘干请者，谏官、御史察举之。”初议肆赦，上谓辅臣曰：“比有贵戚近习寅缘请托，以图内降。可于赦文中严切禁止。”辅臣对曰：“载之赦条，恐未尽圣意。”乃别为手诏，与赦同降。先是，彭思永入为侍御史，极论内降之弊。及祀明堂前一日，有传赦书语百官迁官者。时参知政事缺员，张尧佐朝暮待命，而王守忠亦求为节度使，思永遂奏：“陛下覃此缪恩，无意孤寒，独为尧佐、守忠尔。”且言外戚秉政、宦官用事，皆非宗社之福。疏入，上震怒，诏诘思永安从得此？谏官吴奎言：“御史许风闻。若必穷主名，则后无敢以事告御史者，是朝廷自蔽耳目也。”上寤，不复致诘。思永寻罢侍御史，知宣州，而尧佐、守忠之议遂格。入内都知麦允言卒，赠司徒、武安节度使。又诏允言有军功，特给卤簿。同知礼院司马光言：“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卫人使之繁缨以朝。孔子曰：‘惜也。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夫爵位尊卑之谓名，车服等威之谓器，二者人主所以保畜其臣而安治其国家，不可忽也。今允言近习之臣，赠以三公之官，给以一品卤簿，其为繁缨，不亦大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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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十月，初议覃恩，高若讷谓文彦博曰：“官滥巳久，未有以节止，今又启之，何也？”彦博不听。

　　辛未，诏宰臣文彦博、宋庠、参知政事高若讷、史馆检讨王洙编修《大享明堂记》。十一月乙酉，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太乐所，同定钟磬制度。

　　戊子，命中丞郭劝、知谏院包拯放天下欠负。

　　壬辰，赐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发运使、金部员外郎许元进士出身。上尝谓执政曰：“发运使总领六路八十八州军之广，宜得其人而久任之。今许元累上章求解，朕思之，不若奖励，以尽其才。”故特有是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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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闰十一月丙辰，出内藏库缗钱四十万、绸绢六十万下河北便籴粮草。先是，河北沿边水灾，朝廷蠲民税几尽。至秋禾稼将登，而镇、定复大水，沿边尤被其害。上忧军储不给，故特出内府钱帛以助之。

　　丁巳，手诏：“宜委中书门下、集贤院及太堂礼乐官，将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庙社？祭享所用登歌、宫县审定声律是非，按古今调谱中和，使经久可用，以发祖宗之功德。”于是中书门下集两制、太常官置局于秘阁，详定太乐。承旨王尧臣等言待制赵师民博通古今，愿令预详定，及乞借参知政事高若讷所校十五等古尺。并从之。已未，三司使、户部侍郎张尧佐为宣徽南院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是日，诏后妃之家无得除二府职位。

　　庚申，又加张尧佐同群牧制置使。

　　辛酉，赐贵妃张氏从弟希甫、及甫并进士出身，尧佐之子也。是夜，秀州地震，有声如雷，自西北起。

　　癸亥，知谏院包拯等言：“陛下即位仅三十年，未有失道败德之事。乃五六年，超擢张尧佐，群臣皆窃议其过皆不在陛下，在女谒、近习及执政大臣也。盖女谒、近习知陛下继嗣未立而有所私，莫不潜有趋向而附结之。执政大臣不思规陛下以大谊，乃从谀顺指，高官要职，惟恐尧佐不满其意。况下制之日，阳精暗塞，氛雾继起。伏望陛下断以大义，稍割爱情，必不得已，宣徽、节度使择与其一。如此则仰合天意，俯顺人情，而重光盛德矣。”初，执政希上旨，一日除尧佐四使，又以王举正重厚寡言，同日授御史中丞。

　　甲子，举正上殿，力言擢用尧佐不当。疏入，不报。

　　戊辰，朝退，举正留百官班廷争，复帅殿中侍御史张择行、唐介及谏官包拯、吴奎、陈旭，吴奎于上前极言，且于殿庑切责宰相。上闻之，遣中使谕旨，百官乃退。

　　己巳，诏：“近台谏官累乞罢张尧佐三司使，及言不可用为执政之臣。若优与官爵，于体差便。遂除宣徽使。兼已指挥，自今后妃之家毋得除两府职任。今台谏官重有章疏，其言反覆，在法当黜。朝廷特示含容。”时上怒未解，枢密副使梁适独进曰：“台谏官盖有言责，然宠尧佐太厚，恐非所以全之。”是日，尧佐亦奏辞宣徽使、景灵宫使。乃诏学士院贴麻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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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甲申朔，诏班三品以上家庙之制，凡得立庙者，许嫡子孙袭爵，世降一等。其后终以有庙者之子孙或官微不可以承祭，又朝廷难尽推袭爵之恩，遂不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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