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道学崇诎(2)

道学崇诎(2)

　　二年二月，以端明殿学士叶翥知贡举。翥与刘德秀奏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乞将语录之类，尽行除毁。”故是科取士，稍涉义理者悉皆黜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为世大禁。淮西总领张釜上言：“迩者伪学盛行，赖陛下圣明斥罢，天下皆洗心涤虑，不敢复为前日之习。愿明诏在位之臣，上下坚守勿变，毋使伪言伪行乘间而入，以坏既定之规模。”乃除釜尚书左司郎官。

　　八月，申严道学之禁。时，中书舍人汪义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伪学之党皆名士，欲尽除之。帝颇知其非，乃诏台谏、给舍“论奏不必更及旧事，务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诏下韩，侂胄及其党皆怒，刘德秀遂与御史张伯垓、姚愈等上疏，言：“自今旧奸宿恶，或滋长不悛。臣等不言，恐误陛下之用人，且俟其败坏国事如前日而后言，则徒有噬脐之悔。愿下此章，播告中外，令旧奸知朝廷纪纲尚在，不致放肆。”从之。自是侂胄与其党攻治之志愈急矣。

　　太常少卿胡纮上言：“比年以来，伪学猖獗，图为不轨，动摇上皇，诋诬圣德，几至大乱。赖二三大臣台谏，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恶殒命，群邪屏迹。自御笔有救偏建中之说，或者误认天意，急于奉承，倡为调停之议，取前日伪学之奸党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报复。往者建中靖国之事，可以为戒。”遂诏伪学之党，宰执权住进拟。大理司直邵褎然言：“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乞诏大臣审察其所学。”诏“伪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已而言者又论伪学之祸，乞鉴元祐调停之说，杜其根原。遂有诏“监、司、帅、守荐举改官，并于奏牍前声说非伪学之人。”会乡试，漕司前期取家状，必令书“委不是伪学。”五字。抚州推官柴中行独申漕司云：“自幼习《易》，读程氏易《传》，未审是与不是伪学。如以为伪，不愿考校。”士论壮之。

　　十二月，削秘阁修撰朱熹官。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带从臣职名，义不容默，乃草封事数万言，陈奸邪蔽主之祸。子弟诸生更进迭谏，以为必且贾祸，熹不听。蔡元定请以蓍决之，遇《遁》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遂六奏力辞职名，诏仍充秘阁修撰。时，台谏皆韩侂胄所引，汹汹争欲以熹为奇货，然无敢先发者。胡纮未达时，尝谒熹于建安，熹待学子惟脱粟饭，遇纮不能异也。纮不悦，语人曰：“此非人情，只鸡斗酒，山中未为乏也。”及是，为监察御史，乃锐然以击熹自任。物色无所得，经年酝酿，章疏乃成。会改太常少卿，不果。

　　有沈继祖者，为小官时，尝采摭熹《语》、《孟》之语以自售，至是以追论程颐，得为御史。纮以疏草授之，继祖谓可立致富贵，遂论“熹剽窃张载、程颐之绪余，寓以吃菜事魔之妖术，簧鼓后进，张浮驾诞，私立品题，收召四方无行义之徒以益其党，伍潜形匿，迹如鬼如魅。乞加少正卯之诛，以为欺君罔世、污行盗名者之戒。其徒蔡元定，佐熹为妖，乞编管别州。”诏熹落职，罢祠，窜元定于道州。已而选人余嚞上书，乞斩熹以绝伪学。谢深甫抵其书子地，获免。

　　三年十二月，知绵州王沇上疏“乞置伪学之籍，仍自今曾受伪学举荐关升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并令省部籍记姓名，与闲慢差遣。”从之。于是伪学逆党得罪着籍者，宰执则有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蔺等四人，待制以上则有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薛叔似、章颖、郑湜、楼钥、林大中、黄由、黄黼、何异、孙逢吉等十三人，余官则有刘光祖、吕祖俭、叶适、杨芳、项安世、李、沈有开、曾三聘、游仲鸿、吴猎、李祥、杨简、赵汝谠、赵汝谈、陈岘、范仲黼、汪逵、孙元卿、袁燮、陈武、田澹、黄度、张体仁、蔡幼学、黄灏、周南、吴柔胜、王厚之、孟浩、赵巩、白炎震等三十一人，武臣则有皇甫斌、范仲壬、张致远等三人，士人则有杨宏中、周端朝、张道、林仲麟、蒋傅、徐范、蔡元定、吕祖泰等八人，共五十九人。

　　四年五月，右谏议大夫姚愈覆上言：“近世行险徼幸之徒，倡为道学之名，聋瞽愚俗，权臣力主其说，结为死党。陛下取其罪魁之显然者，止从窜免。余悉不问，所以存全之意，可谓至矣。柰何习之深者，怙恶不悛，日怀怨望，反以元祐党籍自比。臣愿特降明诏，播告天下，使中外晓然知邪正之实，庶奸伪之徒，不至假借疑似，以盗名欺世。”帝从之，为下诏戒饬。

　　六年三月，朱熹卒。将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伪徒，聚于信上，欲送伪师之葬，人聚之间，非妄谈时人短长，则谬议时政得失。乞下守臣约束。”从之。

　　嘉泰二年二月，弛伪学党禁。时韩侂胄已厌前事，张孝伯谓之曰：“不弛党禁，恐后不免报复之祸。”侂胄然之，故有此令。

　　嘉定四年十二月，著作郎李道传上奏，言：

　　“孔、孟既没，正学不明，汉、唐非无儒者，然于圣门大学之道，或语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真，理未能尽穷，义未能尽精，施之于事，未能尽得其当。故千数百年之间，虽有随时以就功名之臣，不过极其天资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职此之由。至于本朝，河、洛之间，大儒并出，于是孔、孟之学复明于世，用虽未究，功则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说而推明之，择益精，语益详，凡学者修已接物，事君临民之道，本末精粗，殆无余蕴。诚使此学益行，则人才众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权臣顾以此学为禁，十数年间，士气日衰，士论日卑，士风日坏，识者忧之。今其禁虽除，而独未尝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说，臣窃谓当世先务，莫要于此。今有人焉，入则顺于亲，出则信于友，上则不欺其君，下则不欺其民，义不可进不肯苟进以易其终身之操，义不可生不忍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诚得此等人，布满中外，平居可任，缓急可恃，岂非陛下所愿哉。如此等人，岂皆天资。知而行之，非学不可。然则学术成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务乎。臣愿陛下特出明诏，崇尚此学，指言前日所禁之误，使天下晓然知圣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应之机捷于影响。此诏一下，必有振厉激昂以副陛下作成之意者。

　　臣闻学莫急于致知，致知莫大于读书，书之当读者莫出于圣人之经，经之当先者莫要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讲朱熹有《论语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或问》，学者传之，所谓择之精而语之详者，于是乎在。臣愿陛下诏有司取是四书，颁之太学，使诸生以次诵习，俟其通贯浃洽，然后次第以及诸经，务求所以教育天下人才，为国家用。

　　臣闻绍兴中，从臣胡安国尝欲有请于朝，乞以邵雍、程颢、程颐、张载四人，春秋从祀孔子之庙。淳熙中，学官魏掞之亦言宜罢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颢、颐兄弟。厥后虽诏罢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者相与论说，谓宜推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师周敦颐。臣愿陛下诏有司，考安国、掞之所尝言者，议而行之，上以彰圣朝崇儒正学之意，下以示学者所宗，其所益甚大，其所关甚重，非特以补祀典之缺而已。陛下不以臣言为迂，诚能下除禁之诏，颁四者之书，定诸儒之祀，三事既行，人心兴起，当见天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岁加一岁。其或不然，臣请伏妄言之罪。”

　　会西府中有不喜道学者，未及施行。

　　九年春正月，潼川府路提点刑狱魏了翁状奏：

　　“臣窃见故虞部郎中周敦颐尝为合州佥书判官，州事不经其手，吏不敢决。苟下之，民不肯从。蜀之贤人君子莫不喜称之，其流风所渐，迄今未泯，士竞讲学，民知向风，春秋奉尝，有永勿替。臣始到官，尝遣吏即其祠而用币焉。退复惟念，是特敦颐所以施诸一方，见诸行事之一二耳。盖自周衰，孔、孟氏没，更秦、汉、魏、晋、隋、唐，学者无所宗主，支离泮涣，莫适其归。醇质者滞于呫哔训诂，俊爽者溺于记览词章，言理则清虚寂灭之归，论事则功利智术之尚，诬民惑世，至于沦浃肌髓，不可救药。敦颐独奋乎百世之下，穷探造化之赜，建图著书，阐幽抉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际，示学者穷理尽性之归，使诵其遗言者始得以晓然于洙、泗之正传，而知世之所谓学，非滞于俗师，则沦于异端，盖有不足学者。于是河南程颢、程颐亲得其传，而圣学益以大振。虽三人于时皆不及大用，而其嗣往圣，开来哲，发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绝学独盛于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系，治理所关，诚为不小。臣愚欲望圣慈先将敦颐特赐美谥，其于表章风厉，盖非小补。”

　　诏下太常定议。

　　十三年，追谥周敦颐曰元，程颢曰纯，程颐曰正，张载曰明，从魏了翁、任希夷之请也。

　　理宗宝庆三年春正月，诏曰：“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朕方励志讲学，缅怀典刑，深用叹慕。可特赠熹太师，追封信国公。”

　　三月，朱熹子工部侍郎朱在入对，言人主学问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详，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也。”绍定二年九月，改封朱熹徽国公，用邹、兖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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