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濮议

濮议

　　英宗治平二年夏四月戊戌，诏议崇奉濮王典礼。初，知谏院司马光以帝必将追隆所生，尝因奏事言：“汉宣帝为孝昭后，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上继元帝，亦不追尊巨鹿南顿君。此万世法也。”既而韩琦等言：“礼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礼，请下有司议。王及夫人王氏、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合行典礼，用宜称情。”帝令须大祥后议之。至是，诏礼官与待制以上议。翰林学士王圭等相视莫敢先发，司马光独奋笔立议，略云：“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若恭爱之心分于彼则不得专于此。秦、汉以来，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统者，或推尊其父母以为帝后，皆见非当时，取讥后世，臣等不敢引以为圣朝法。况前代入继者，多宫车晏驾之后，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龄未衰，深惟宗庙之重，于宗室中简推圣明，授以大业。陛下亲为先帝之子，然后继体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虽于陛下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恩，然陛下所以负扆端冕，子孙万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窃以为濮王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尊以高官大国，谯国、襄国、仙游并封太夫人，考之古今，实为宜称。”于是圭即命吏具以光手稿为案。议上，中书奏“圭等所议，未见详定濮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圭等议濮王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宜称皇伯而不名。欧阳修引《丧服大记》，以为“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降服三年为期，而不没父母之名，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进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请下尚书，集三省、御史台详议。”而太后手诏，诘责执政。帝乃诏曰：“如闻集议不一，权宜罢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闻。”

　　三年春正月，濮王崇奉之议久而未定，侍御史吕诲、范纯仁、监察御史吕大防引义固争，以为王圭议是，乞从之。章七上，不报，遂劾韩琦专权导谀罪，曰：“昭陵之土未干，遂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继，隆小宗而绝大宗。”又共劾“欧阳修首开邪议，以枉道说人主，以近利负先帝，陷陛下于过举，而韩琦、曾公亮、赵概附人不正。乞皆贬黜。”不报。时中书亦上言：“请明诏中外，以皇伯无稽，决不可称。今所欲定者，正名号耳，至于立庙京师，干纪乱统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向中书，然未即下诏也。既而皇太后手诏中书，宜尊濮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帝下诏谦让，不受尊号，但称亲，即园立庙，以王子宗朴为濮国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讳。时论以为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谦让，皆中书之谋也。于是吕诲等以所论奏不见听用，缴纳御史敕诰，家居待罪。帝命阁门以诰还之。诲力辞台职，且言于辅臣势两立。帝以问执政，琦、修等对曰：“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臣等有罪，当留御史。”帝犹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迁诲知蕲州，纯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宁县。时，赵鼎、赵瞻、傅尧俞使契丹还，以尝与吕诲言濮王事，即上疏乞同贬，乃出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帝眷注尧俞，独进除侍御史，尧俞曰：“诲等已逐，臣义不当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知制诰韩维及司马光皆上疏乞留诲等，不报。遂请与俱贬，亦不许。侍读吕公著言：“陛下即位以来，纳谏之风未彰，而屡诎言何以风天下。”帝不听。公著乞补外，乃出知蔡州。诲等既出，濮议亦寝。

　　程颐曰：“言事之臣知称亲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礼，使濮王与诸父等。若尊称为皇伯父濮国大王，则在濮王极尊崇之道，于仁宗无嫌贰之生矣。”

　　欧阳修《为后或问》上篇曰：

　　“为人后者不绝其所生之亲，可乎。曰：可矣，古之人不绝也而降之。何以知之。曰：于《经》见之。何谓降而不绝。曰：降者所以不绝，若绝则不待降也。所谓降而不绝者，《礼》“为人后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以为期，而不改其父母之名。”者是也。问者曰：“今之议者以谓，为人后者必使视其所生，若未尝生巳者，一以所后父为尊卑疏戚，若于所后父为兄，则以为伯父。为弟，则以为叔父。如此，则如之何。余曰：吾不知其何所稽也，苟如其说，没其父母之名，而一以所后父为尊卑疏戚，则宗从世数，各随其远近轻重自有服矣，圣人何必特为制降服乎。此余所谓若绝则不待降者也。稽之圣人则不然，昔者圣人之制礼也，为人后者于其父母，不以所后之父尊卑疏戚为别也，直自于其父子之间为降杀尔。亲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尔，丧服是也。其必降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为之屈尔，屈于此以伸于彼也。生莫重于父母，而为之屈者，以见承大宗者亦重也，所以勉为人后者，知所承之重，以专任人之事也。此以义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临之以大义，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于至仁，则不可绝其天性。绝人道而灭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为也。故圣人之于制服也，为降三年以为期，而不没其父母之名，以着于《六经》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以见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没也。此所谓降而不绝者，以仁存也。夫事有不能两得，势有不能两遂，为子于此，则不能为子于彼矣。此里巷之人所共知也，故其言曰：“为人后者为之子。”此一切之论，非圣人之言也，是汉儒之说也，乃众人之所能道也。质诸《礼》则不然，方子夏之传丧服也，苟如众人一切之论，则不待多言也，直为一言曰：“为人后者为之子。”则自然视其父母绝若未尝生己者矣，自然一以所后父为尊卑疏戚矣，柰何彼子夏者独不然也。其于传《经》也，委曲而详言之曰：“视所后之某亲，某亲则若子。”若子者，若所后父之真子以自处，而视其族亲一以所后父为尊卑疏戚也，故曰：“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犹嫌其未备也，又曰：“为所后者之兄弟之子若子。”其言详矣，独于其所生父母不然，而别自为服曰：“为其父母报。”盖于其所生父母，不使若为所后者之真子者，以谓遂若所后者之真子以自处，则视其所生如未尝生己者矣，其绝之不已甚乎。此人情之所不忍者，圣人亦所不为也。今议者以其所生于所后为兄者，遂以为伯父，则是若所后者之真子以自处矣。为伯父则自有服，不得为齐衰期矣，亦不得云：“为其父母报。”矣。凡见于《经》而子夏之所区区分别者，皆不取，而又忍为人情之所不忍者，吾不知其何所稽也。此大义也，不用《礼经》而用无稽之说，可乎。不可也。问者曰：古之人皆不绝其所生，而今人何以不然。曰：是何言欤。今之人亦皆然也，而又有加于古焉。今《开宝礼》及《五服图》，乃国家之典礼也，皆曰：“为人后者为其所生父母齐衰期”。服虽降矣，必为正服者，示父母之道在也。“为所后父斩衰三年。”服虽重矣，必为义服者，示以义制也。而律令之文亦同五服者，皆不改其父母之名，质于《礼经》，皆合无少异，而《五服之图》又加以心丧三年。以谓三年者，父母之丧也，虽以为人后之故，降其服于身，犹使行其父母之丧于其心，示于所生之恩，不得绝于心也。则今人之为礼，比于古人又有加焉，何谓今人之不然也。”

　　下篇曰：

　　“子不能绝其所生，见于《经》，见于《通礼》，见于《五服之图》，见于律，见于令，其文则明矣。其所以不绝之意，如之何。曰：圣人以人情而制礼者也。问者曰：事有不能两得，势有不能两遂，为子于此则不得为子于彼，此岂非人情乎。曰：是众人之论也，是不知仁义者也。圣人之于人情也，一本于仁义，故能两得而两遂，此所以异乎众人而为圣人也，所以贵乎圣人而为众人法也。父子之道，正也，所谓天性之至者，仁之道也。为人后者，权也，权而适宜者，义之制也。恩莫重于所生，义莫重于所后，仁与义，二者常相为用而未尝相害也，故人情莫厚于其亲。抑而降其外物者，迫于大义也，降而不绝于其心者，存乎至仁也。抑而降则仁不害乎义，降而不绝则义不害乎仁，此圣人能以仁义而相为用也。彼众人者不然也，其为言曰：“不两得者，是仁则不义，义则不仁矣夫。”夫所谓仁义者，果若是乎。故曰，不知仁义者，众人也。呜呼。圣人之以人情而制礼也，顺适其性而为之节文尔，有所强焉不为也，有所拂焉不为也，况欲反而易之，其可得乎。今谓为人后者必绝其所生之爱，岂止强其所难而拂其欲也，是直欲反其天性而易之，曰：“尔所厚者，为我绝之。易尔之厚于彼者，一以厚于此。”是岂可以强乎。夫父母犹天地，其大恩至爱无以加者，以其生我也。今苟以为人后之故，一旦反视若未尝生我者，其绝之固已甚矣。使其真绝之与。是非人情也。迫于义而绝之与。则是仁义者教人为伪也。是故圣人知其无一可也，以谓进承人之重而不害于仁，退得伸其恩而不害于义，又全其天性而使不陷于伪，惟降而不绝，则无一不可矣，可谓曲尽矣。夫惟仁义能曲尽人情，而善养人之天性以济于人事，无所不可也。故知义可以为人后，而不知仁不绝其亲者，众人之偏见也。知仁义相为用以曲尽人情，而善养人之天性使不入于伪，惟达于礼者可以得圣人之深意也。问者曰：为人后而有天下者，不绝其所生，则将干乎大统，奈何。曰：降则不能干矣。自汉以来，为人后而有天下者尊其所生，多矣，何尝干于大统。使汉宣、哀不立庙京师以乱昭穆，则其于大统亦何所干乎。”

　　曾巩《为人后议》曰：

　　“《礼》，大宗无子，则族人以支子为之后。为之后者，为所后服斩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礼》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谓人之所知者近，则知亲爱其父母而已。所知者远，则知有严父之义。知有严父之义，则知尊祖。知尊祖，则知大宗者上以继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绝，故有以支子为之后者。为之后者，以受重于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为之降己亲之服，则尤恐未足以明所后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为之降己亲之服，然后以谓可以明所后者之重，而继祖之道尽，此圣人制礼之意也。夫所谓收族者，《记》称与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别以礼义之类。是特诸侯别子之大宗，而严之如此，况如《礼》所称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为天地、宗庙、百神祭祀之主，族人万世之所依归，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继立而崇其本亲，加以号位，立庙奉祀者，皆见非于古今，诚由所知者近，不能割弃私爱，节之以礼，故失所以奉承正统尊无二上之意也。若于所后者以尊服服之，又为之降己亲之服，而于己亲号位不敢以非礼有加也，庙祀不敢以非礼有奉也，则为至恩大义，固已备矣。而或谓又当易其父母之名，从所后者为属，是未知考于《礼》也。《礼》为人后者，为所后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所后者而非为已也。为其父母期，为其昆弟大功，为其姊妹适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为已而非为所后者也。使于其父母服则为己名为所后者，是则名与实相违，服与恩相戾矣，圣人制礼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为人后者，不必皆亲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为之，则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为之者矣。若当从所后者为属，则亦当从所后者为服，则于其父母，有宜为大功、为小功、为缌麻、为袒免、无服者矣。而圣人制礼，皆为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后者重而已，非遂谓当变其亲也。亲非变则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肃《丧记》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降一等，服齐衰期，其服之节、居倚庐、言语、饮食，与父在为母同，其异者不祥、不禫。虽除服，心丧三年。故至于今，着于服令，未之有改也。岂有制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绝乎。又崔凯《丧服驳》曰：本亲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则足以明所后者为重，无缘乃绝之矣。夫未尝谓可以绝其亲，而辄谓可以绝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后大宗者，为推其严父之心以尊祖也，顾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岂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礼》适子不可为人后者，以其传重也，支子可以为人后者，以非传重也。使传重者后已宗，非传重者后人宗，其意可谓即乎人心而使之两义俱安也。今若使为人后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变革其名，不以为父母，则非使之两义俱安，而不即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于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绝，尊尊也。人子之于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绝，亲亲也。尊尊、亲亲，其义一也，未有可废其一者。故为人之后者，为降其父母之服，《礼》则有之矣。为之绝其父母之名，则《礼》未之有也。或以谓欲绝其名者，盖恶其为二，而使之为一，所以使为人后者之道尽也。夫迹其实，则有谓之所后，有谓之所生。制其服，则有为已而非为所后者，有为所后而非为己者。皆知不可以恶其为二而强使之为一也。至于名者，盖生于实也，乃不知其不可以恶其为二而欲强使之为一，是亦过矣。藉使其名可以强使之为一，而迹其实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终不可易，则恶在乎欲绝其名也。故古之圣人知不以恶其为二而强使之为一，而能使其属之疏者相与为重，亲之厚者相与为轻，则以礼义而已矣。何则。使为人后者，于其所后，非己亲也而为之服斩衰三年，为其祭主，是以义引之也。于其所生，实己亲矣而降服齐衰期，不得与其祭，是以礼厌之也。以义引之，则属之疏者相与为重。以礼厌之，则亲之厚者相与为轻，而为人后之道尽矣。然则欲为人后之道尽者，在以礼义明其内，而不在于恶其为二而强易其名于外也。故《礼丧服齐衰不杖期章》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此见于经为人后者于其本亲称父母之明文也。汉祭义以谓宣帝亲谥宜曰悼，魏相以谓宜称尊号曰皇考，立庙。后世议者皆以其称皇立庙为非，至于称亲、称考，则未尝有以为非者也。其后魏明帝尤恶为人后者厚其本亲，故非汉宣加悼考以皇号，又谓后嗣有由诸侯入继正统者，皆不得谓考为皇，称妣为后。盖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号，而未尝废其考妣之称。此见于前世议论为人后者于其本亲称考妣之明文也。又晋王坦之《丧服议》曰：罔极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后之身所以有服本亲也。又曰：情不可夺，名不可废，崇本叙恩，所以为降。则知为人后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人之常理，故坦之引以为制服之证。此又见于前世议论为人后者于其本亲称父母之明文也。是则为人后者之亲，见于经，见于前世议论，谓之父母，谓之考妣者，其大义如此，明文如此。至见于他书及史官记，亦谓之父母，谓之考妣，谓之私考妣，谓之本亲。谓之亲者则不可一二数，而以为世父、叔父者，则不特《礼》未之有，载籍以来固未之有也。今欲使从所后者为属，而革变其父母之名，此未尝异义也。不从经文，于前世数千载之议论，亦未尝异义也，而无所考据以持其说将，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国之所以为贵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经》与前世数千载之议论以治之故也。今忽欲弃之而伸其无所考据之说，岂非误哉。或谓为人后者，于其本亲称父母，则为两统二父，其可乎。夫两统二父者，谓加考以皇号，立庙奉祠，是不一于正统，怀二于所后，所以着其非，而非谓不变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则加考以皇号与《礼》及立庙称皇考者有异乎。曰：皇考一名而为说有三：《礼》，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是则以皇考为曾祖之庙号也。魏相谓汉宣帝父宜称尊号曰皇考，既非《礼》之曾祖之称，又有尊号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号。至于光武亦于南顿君称皇考庙，义出于此，是以加皇号为事考之尊称也。屈原称：朕皇考曰伯庸。又晋司马机为燕王，告祢庙文称：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是又达于群下以皇考为父没之通称也。以为曾祖之庙号者，于古用之。以为事考之尊称者，于汉用之。以为父没之通称者，至今用之。然则称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号为事考之尊称者，施于为人后之义，是干正统，此求之于《礼》而不可者也。达于群下以皇考为父殁之通称者，施于为人后之义，非干正统，此求之于《礼》而可者也。然则以为父殁之通称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汉哀帝之亲称尊号曰恭皇，安帝之亲称尊号曰孝德皇，是又求之于《礼》而不可者也。且《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无爵父之义，尊父母也。前世失礼之君崇本亲以位号者，岂独失为人后奉祀正统尊无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亲也。前世崇饰非正之号者，其失如此，而后世又谓宜如期亲故事增官广国者，亦可谓皆不合于《礼》矣。夫考者，父没之称，然施于礼者，有朝廷典册之文，有宗庙祭祀之辞而已。若不加位号，则无典册之文。不立庙奉祀，则无祝祭之辞，则虽正其名，岂有施于事者。顾言之不可不顺而已。此前世未尝以为可疑者，以《礼》甚明也。今世议者纷纷，至于旷日累时，不知所决者，盖由不考于《礼》，而率其私见也。故采于经，列其旨意，庶得以商榷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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