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兵志·廪禄之制

廪禄之制

　　廪禄之制，为农者出租税以养兵，为兵者事征守以卫民，其势然也。唐以天下之兵分置藩镇，天子府卫，中外校卒，不过十余万，而国用不见其有余。宋惩五代之弊，收天下甲兵数十万，悉萃京师，而国用不见其不足者，经制之有道，出纳之有节也。国初，太仓所储才支三、二岁。承平既久，岁漕江、淮粟六百万石，而缣帛、货贝、齿革百物之委不可胜用。其后军储充溢，常有余羡。内外乂安，非偶然也。

　　凡上军都校，自捧日、天武暨龙卫、神卫左右厢都指挥使遥领团练使者，月俸钱百千，粟五十斛；诸班直都虞候、诸军都指挥使遥领刺史者半之。自余诸班直将校，自三十千至二千，凡十二等；诸军将校，自三十千至三百，凡二十三等，上者有傔；厢军将校，自十五千至三百五十，凡十七等，有食盐；诸班直自五千至七百，诸军自一千至三百，凡五等；厢兵阅教者，有月俸钱五百至三百，凡三等，下者给酱菜钱或食盐而已。自班直而下，将士月给粮，率称是为差；春冬赐衣有绢绵，或加紬布、缗钱。凡军士边外，率分口券，或折月粮，或从别给。其支军食，粮料院先进样，三司定仓敖界分，而以年月次之。国初，诸仓分给诸营，营在国城西，给粮于城东，南北亦然。相距有四十里者，盖恐士卒习堕，使知负檐之勤。久之，有司乃取受输年月界分，以军次高下给之。

　　凡三岁大祀，有赐赉，有优赐。每岁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特支有大小差，亦有非时给者。边戍季加给银、鞵鞋，邠、宁、环、庆缘边难于爨汲者，两月一给薪水钱，苦寒或赐絮襦裤。役兵劳苦，季给钱。戍岭南者，增月奉。自川、广戍还者，别与装钱。川、广递铺卒或给时服、钱、履。屯兵州军，官赐钱宴犒将校，谓之旬设，旧止待屯泊禁军，其后及于本城。

　　天圣七年，法寺裁定诸军衣装，骑兵春冬衣各七事，步兵春衣七事、冬衣六事，敢质卖者重寘之法。

　　景祐元年，三司使程琳上疏，论：“兵在精不在众。河北、陕西军储数匮，而召募不已，且住营一兵之费，可给屯驻三兵，昔养万兵者今三万兵矣。河北岁费刍粮千二十万，其赋入支十之三；陕西岁费千五百万，其赋入支十之五。自余悉仰给京师。自咸平逮今，凡二边所增马步军指挥百六十。计骑兵一指挥所给，岁约费缗钱四万三千，步兵所给，岁约费缗钱三万二千，他给赐不预。合新旧兵所费，不啻千万缗。天地生财有限，而用无纪极，此国用所以日屈也。今同、华沿河州军，积粟至于红腐而不知用；沿边入中粟，价常踊贵而未尝足。诚愿罢河北、陕西募住营兵，勿复增置，遇阙即迁厢军精锐者补之，仍渐徙营内郡，以便粮饷。无事时番戍于边，缓急即调发便近。严戒封疆之臣，毋得侵轶生事以觊恩赏，违令者重寘之法。如此，则疆场无事，而国用有余矣。”帝嘉纳之。

　　康定元年，诏战场士卒给奉终其身。宰臣张士逊等言禁兵久戍边。其家在京师者，或不能自给。帝召内侍即殿隅条军校而下为数等，特出内藏库缗钱十万赐之。

　　庆历五年，诏：“湖南路发卒征蛮，以给装钱者，毋得更予带甲钱。”

　　七年，帝因阅军粮，谕仓官曰：“自今后当足数给之。”初，有司以粮漕自江、淮，积年而后支，惟上军所给斗升仅足，中、下军率十得八九而已。

　　嘉祐八年，殿前诸班请粮，比进样异，辄不受散去。御史中丞王畴以为言。诏：“提点仓官自今往检视，有不如样，同坐之。军士不时请及有喧哗，悉从军法。”

　　皇祐二年，诏：“在外禁军，凡郊赉折色，并给以实估之直。”

　　五年，诏：“广南捕蛮诸军岁满归营，人赐钱二千，月增奉钱二百。度岭阵亡及瘴疠物故者子孙或弟侄，不以等样收一人隶本营者，支衣廪之半。”

　　治平二年，诏：“泾原勇毅军拣为三等，差给奉钱一千至五百为三等，勿复置营，以季集渭州按阅。”

　　熙宁三年，帝手诏：“仓使给军粮，例有亏减，出军之家，侵牟益甚，岂朕所以爱养将士意哉！自今给粮毋损其数，三司具为令。”于是严河仓乞取减刻之事。

　　四年，诏付赵禼：“闻鄜延路诸军数出，至鬻衣装以自给，可密体量振恤之。”先是，王安石言：“今士卒极窘，至有衣纸而擐甲者，此最为大忧，而自来将帅不敢言振恤士卒，恐成姑息，以致兵骄。臣愚以为亲士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爱而不能令，譬如骄子不可用也。前陛下言郭进事，臣案《进传》，言进知人疾苦，所至人为立碑纪德；士卒小有违令，辄杀之。惟其能犒赏存恤，然后能杀违令者而人无怨。今宜稍宽牵拘将帅之法，使得用封桩钱物随宜振恤，然后可以责将帅得士卒死力也。”

　　四年，枢密院言：“不教阅厢军拨并，各带旧请外，今后招到者，并乞依本指挥新定请受。河北崇胜、河东雄猛、陕西保宁、京东奉化、京西壮武、淮南宁淮各酱菜钱一百，月粮二石，春衣绢二匹、布半匹、钱一千，冬衣绢二匹、紬半匹、钱一千、绵十二两。两浙崇节、江东西效勇、荆南北宣节、福建保节、广东西清化除酱菜钱不支外，余如六路。川四路克宁已上各小铁钱一千，粮二石，春衣绢一匹、小铁钱十千，冬衣绢一匹、紬一匹、绵八两、小铁钱五千。”并从之。

　　七年，增桥道、清塞、雄胜诸军奉满三百。又诏：“今后募禁军等赏给，并减旧兵之半。”

　　十年，诏：“安南道死战没者，所假衣奉咸蠲除之。弓箭手、民兵、义勇等有贷于官者，展偿限一年。又中外禁军有定额，而三司及诸路岁给诸军亦有常数。其阙额未补者，会其岁给并封桩，枢密承旨司簿其余数，辄移用，论如法。”

　　元丰二年，诏：“荆南雄略军十二营南戍，瘴没者众，其议优恤之。军校子孙降授职。有疾及不愿为兵若无子孙者，加赐缗钱；军士子孙弟侄收为兵，并给赙，除籍后仍给粮两月；即父母年七十已上无子孙者，给衣廪之半，终其身。”

　　哲宗即位，悉依旧制。

　　徽宗崇宁四年，诏：“诸军料钱不多，比闻支当十钱，恐难分用，自今可止给小平钱。”初，蔡京谋逐王恩，计不行，欲阴结环卫及诸士卒，乃奏皇城辅兵月给食钱五百者，日给一百五十。自是，每月顿增四贯五百。欲因以市私恩也。

　　五年，枢密院言：“自熙宁以来，封桩隶枢密院，比因创招广勇、崇捷、崇武十万人，权拨封桩入尚书省。缘禁军见阙数多，若专责户部及转运司应副，恐致误事。”诏：“尚书省候极足十万人外，理合拨还。自今应禁军阙额封桩钱，仍隶枢密院。”

　　宣和七年，诏：“国家养兵，衣食丰足。近岁以来，官不守法，侵夺者多；若军司乞取及因事率敛，刻剥分数，反致不足。又官吏冗占猥多，修造役使，违法差借。杂役之兵，食浮于禁旅，假借之卒，役重于厢军。近因整缉军政，深骇听闻。自今违戾如前者，重寘之法。”

　　靖康元年，诏：“诸路州军二税课利，先行桩办军兵合支每月粮料、春衣、冬赐数足，方许别行支散官吏请给等。禁军月粮，并免坐仓。”

　　自国初以来，内则三司，外则漕台，率以军储为急务，故钱粮支赐，岁有定数。至于征戍调发之特支，将士功劳之犒赏，与夫诸军阙额而收其奉廪以为上供之封桩者，虽无定数，而未尝无权衡于其间也。封桩累朝皆有之，而熙宁为盛。其后虽有“今后再不封桩”之诏，然军司告乏，则暂从其请，稍或优足，则封桩如旧。盖宰执得人，则阙额用于朝迁；枢筦势重，则阙额归之密院。此政和军政所以益不逮于崇宁、大观之间者，由两府之势互有轻重，而不能恪守祖宗之法也。

　　中兴以后，多遵旧制。绍兴四年，御前军器所言：“万全杂役额五百，户部廪给有常法。比申明裁减，尽皆遁逃。若依部所定月米五斗五升，日不及二升；麦四斗八升，斗折钱二百，日餐钱百，实不足赡。”诏户部裁定，月米一石七斗，增作一石九斗。

　　五年，诏：“效用入资旧法，内公据、甲头名称未正，其改公据为守阙进勇副尉，日餐钱二百五十、米二升；甲头为进勇副尉，日餐钱二百、米二升。非带甲入队人自依旧法。”宣抚使韩世忠言：“本军调发，老幼随行，缘效用内有不调月粮，不增给日请，军兵米二升半、钱百，效用米二升、钱二百，乞日增给赡米一升半，庶几战士无家累后顾忧，齐心用命。”诏分屯日即陈请。

　　十三年，诏：“殿司诸统领将官别无供给职田，日赡不足，差兵营运，浸坏军政。可与月支供给：统制、副统制月一百五十千，统领官百千，正将、同正将五十千，副将四十千，准备将三十千，皆按月给。既足其家，可责后效。若仍前差兵负贩，从私役禁军法，所贩物计赃坐之，必罚无赦。州县知而不举，同罪。”主管步军司赵密言：“比定诸军五等请给，招填阙额，要以屏革奸弊。第数内招收白身效用，填马步军使臣阙。其五等请给例内，马军效用依五人衙官例，步军效用依三人衙官例。缘旧效用曾经带甲出入，日止餐钱二百、米二升；有少壮善射者，既见初收效用廪给稍优，因逃他军以希厚请。今拟五等招收白身效用与旧效用，不以马步军论，概增其给，人日支钱二百、米二升，填使臣阙。”

　　隆兴二年，殿前司言：“诸军法，兵级年六十，将校年六十五，减充剩员给请，内有战功亦止半给。比来年及不与减落，乞每营置籍，乡贯、年甲、招刺日月悉书之，一留本营，一留户部，一留总领，以备开落。”

　　乾道八年，枢密院言：“二月为始，诸军七人例以上，二分钱、三分银、五分会子；五人例，三分钱、四分银、三分会子。军兵折麦餐钱，全支钱。使臣折麦、料钱，统制、军佐供给分数仍旧。”

　　淳熙三年，枢密院言：“兵部定请受格：效用一资守阙毅士，二资毅士，三资守阙效士，月各钱三千，折麦钱七百二十，米一石五升，春冬衣绢各二匹；四资效士，钱三千，折麦钱九百七十二，米一石一斗三升有奇，衣绢各二匹；五资守阙听候使唤，钱四千五百，折麦钱一千八十，米一石二斗，绢三匹有半；六资听候使唤，钱四千五百，折麦钱一千二百六十，米一石四斗七升，绢五匹；七资守阙听候差使，八资听候差使，钱四千五百，折麦钱一千四百四十，米一石六斗八升，绢各五匹；九资守阙准备使唤，十资准备差使，钱五千，折麦钱一千四百四十，米六石八升，绢各五匹。”

　　绍熙元年，知常德府王铢言：“沿边城砦之官，以备疆埸不虞，廪禄既薄，给不以时，孤寒小吏，何以养廉？致使熟视奸猾泄漏禁物，公私庇盖，恬不加问，从而徇私受赇者有矣。弓手、士军、戍卒佣直粮食，累月不支，迫于饥寒，侵渔蛮獠，小则致讼争，大则启边衅。乞严敕州、军按月廪给，如其未支，守倅即不得先请己奉。庶俾城砦官兵有以存济，缓急之际，得其宣力。安边弭盗，莫此为急。”

　　厥后弊日以滋，迨至咸淳，军将往往虚立员以冒稍食。以建康言之，有神策二军，有游击五军，有亲兵二军，有制效二军，有靖安、唐湾水军，有游击采石水军，有精锐破敌军，有效用、防江军，原其初起，惟骑、戎两司额耳。后仍各创军分，额多而员少。一统制月请，以会子计之，则成一万五百千，推之他军，概可见矣。

　　九年，四川制司有言：“戍兵生券，人月给会子六千，蜀郡物贾翔贵，请增人月给九千。”当是时财赋之出有限，廪稍之给无涯，浚民膏血，尽充边费，金帛悉归于二三大将之私帑，国用益竭，而宋亡矣。

　　臣僚尝言：“古者兵与农一，官无供亿之烦，国有备御之责。后世兵与农二，竭国力以养兵，奉之若骄子，用之若佣人。今守边急务，非兵农合一不可。其说者有二：曰屯田，曰民兵。川蜀屯田为先，民兵次之；淮、襄民兵为先，屯田次之。此足食足兵之良策也。”其言厄于权奸，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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