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朝义仓_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仁宗朝义仓

　　庆历元年九月乙亥，诏天下立义仓。自乾德初置义仓，未久而罢。明道二年，诏议复之，不果。景祐中，集贤校理王琪上疏，引隋唐故事请复置，曰：　“唐贞观中，自王公以下，垦田亩税二升，其实太重。至永徽以后，自上户以降，计户以粟，亦复不均。今宜令五等以上户计夏、秋二斗别输一升，随税以人，水旱税减则免输，州县择便地别置仓贮之，领于转运使。今以一中郡计之，正税岁入十万石，则义仓岁得五千石，推而广之，其利博矣。”因言：“明道中最为饥歉，国家欲尽贷饥民则兵食不足，故民有流转之患。是时兼并之家，出粟数千石即补官，是岂以爵为轻欤？特爱民济物不获已而为之尔，与夫乘岁之丰收羡余之人，于天下之广，为无穷之利，岂不大哉？且兼并之家，占田常广，则义仓所人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狭，则义仓所人常少。及水旱赈给，则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济，中下之家实先受其赐矣。损有余补不足，天下之利也。”事下有司，会议者异同而止，于是琪复上其议，上纳之。已而众论纷然，以为不便，遂诏令第上三等户输粟，寻复罢。

　　止令上三等戶输义仓，乃明年正月戊午日事。

　　皇佑五年十二月，左司谏贾黯建言：“天下无事，年谷丰熟，则民人安乐，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则流离死亡，捐弃道路。发仓廪以赈之则籴不足，课粟富人则力不瞻，转输千里则不及事，移民就谷则远近交困。朝廷之臣、郡县之吏，仓卒不知所出，则民饥而死者，已过半矣！夫水旱之灾，虽尧、汤所不克，今不思所以备灾之术，而岁幸年谷之熟，则是求出于尧、汤所不可必者也。臣尝读隋史，见所谓立民社义仓者，取之以时而藏之于民，下足以备凶荒，而上实无所利焉。愿仿隋制，诏仿天下州军，遇年谷丰熟，立法劝课，蓄积以备灾，此孟子所谓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亦不为虐者也。况取之以为民耶？”下其议司农寺，且命李兑与黯合议以闻，乃下诸路度可否，而以为可行者才四路，余或谓赋税之外两重供输，或谓恐招盗贼，或谓已有常平足以赡给，或谓置仓烦扰。于是黯复上奏曰：“臣尝判尚书刑部，见天下岁断死刑多至四千余人，其间盗贼率十七八。原其所自，盖愚民迫于饥寒，因之水旱，枉陷重辟，故臣请立民社义仓，以备凶岁。今诸路所陈，类皆妄议。若谓赋税之外两重供输，则义仓之意，乃教民储积，以备水旱。官为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乐输。若谓恐招盗贼，则盗贼利在轻货，不在粟麦。今乡村富室，有贮粟数万石者，亦不闻有劫掠之虞。且盗贼之起，本由贫困。臣建此议，欲使民有贮积，虽遇水旱，不忧乏绝，则人人自爱而重犯法，此正销除盗贼之原也。若谓已有常平仓足以赡给，则常平之设，盖以准平谷价，使无甚贵甚贱之伤，或遇凶荒，发以赈救，则已失其本意，而常平之费又出公帑。方今国用颇乏，所蓄不厚。近岁非无常平，而小有水旱，辄致流离，饿莩起为盗贼，则是常平果不足仰以赈给也。若谓置仓廪敛材木恐为烦扰，则臣闻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义仓之设，本为百姓，晓谕诚至，约束诚勤，则下民虽愚，宜无所惮。况今州县修治邮传驿舍，皆敛于民，岂于义仓，独畏烦扰？人情可与乐成，不可与虑始。如臣言可采，愿自朝廷断而行之。”然当时牵于众论，终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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