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纪·汉章帝纪(8)

汉章帝纪(8)

　　建初八年〔公元83年〕

　　春正月壬辰，东平王苍薨。

　　初，苍疾病，上忧念苍，使道上置驿马，以知疾之增损。薨问至，上悲不自胜，诏东平傅录王建武以来所上章奏及作词赋，悉封上，不得妄有阙。司空第五伦见上悼怆不已，求依东海王故事，自请护丧事。上以东海王行天子礼，旧制无三公出者，乃遣大鸿胪持节护丧事，诏诸王及公主、京师诸侯悉诣东平王葬，哀策曰：“咨王丕显，勤劳王室，亲命受策，昭于前世，出作蕃辅，克慎明德。昊天不吊，不报上仁，使屏余一人，茕茕靡有所终。今诏有司加赐鸾辂车、乘马、龙旗九旒、虎贲百人，谥曰献王。”

　　秋，即择班超为将兵长史，以徐干为司马。遣卫侯李邑使乌孙，到于阗，上言西域功不可成，盛毁超云：“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超闻邑言，叹曰：“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恐见疑于当世。”遂出其妻。上知超无二心，乃诏责邑，超遣邑将乌孙侍子还京师。徐干谓超曰：“邑前亲毁君，欲败西域，今可缘诏留之，遣他吏送侍子。”超曰：“是言之狭也。以邑毁超，故遣之，内省不疚，何恤邑言。今留之，一时快意，然非忠臣也。”

　　于是疏勒王忠反，保乌即城。超乃立其府丞成大为疏勒王。其后忠设诈伪降，愿弃前罪，为杀新王。超内知其谋，而伪许之。忠大喜，将轻骑三百诣超。超密勒兵，待酒数行，超叱吏执忠，斩之，放击其众，大破之。

　　冬十二月，行幸陈留、梁国、淮阳、颍川。

　　戊申，诏曰：“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传说，难以正义，恐先师道丧，微言遂绝，非所稽古求道也。其令诸儒学《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传，以扶明学教，网罗圣旨。”

　　《古文尚书》者，出孔安国。武帝世，鲁恭王坏孔子宅，欲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及礼、《论语》、《孝经》数十篇，皆古字也。恭王入其宅，闻琴瑟钟磬之音，瞿然而止。孔安国者，孔子后也，尽得其书。尚书多于伏生所传十篇，安国献之。

　　毛诗者，出于鲁人毛苌。自谓子夏所传，河间献王好之。

　　谷梁者，瑕丘江公受之鲁申公。武帝时，董仲舒善说公羊，江公讷于口辩，义不如董仲舒，故谷梁学寝微，唯卫太子善谷梁。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乃求能为谷梁学者，得沛人蔡子秋，与公羊家并说。上善谷梁，后大儒萧望之等廷论二家同异，多从谷梁，由是谷梁学复兴。

　　汉初张苍、贾谊、张敞皆修《春秋左传》，谊为左氏训故。御史张禹与萧生同官，数言左氏于望之，望之善之，及翟方进、贾护、刘歆并传左氏学。故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此四学虽传于世，至建武初议立左氏学，博士范升议讥毁左氏，以为不宜立。章帝即位，左氏学废，乃使郎中贾逵叙明左氏大义。逵又言《古文尚书》多与经传尔雅相应，于是《古文尚书》、毛诗、周官皆置弟子，学者益广。

　　逵字景伯，右扶风平陵人。身长八尺二寸，弱冠能诵五经、左传，兼通谷梁诸家之说，沈深有用，其所学者，可为人师。明帝时为郎，使与班固校书。帝即位，雅好古学，诏逵入讲白虎观，使说左氏传，上善其说。逵母尝病，上以逵居贫，欲赐之，以校书比例多，乃以钱二十万，使颍阳侯马防与逵。逵让曰：“逵母病甚，子贫无事于外，屡空，且从孤竹于首阳矣。”其思厚若此。迁卫士令。逵才学皆通，其所著论，为学者所宗。性佚，不修小节，当世以此讥焉，故不至大官。

　　袁宏曰：尧舜之传贤，夏禹、殷汤授其子，此趣之不同者也。夏后氏赏而不罚，殷人罚而不赏，周人兼而用之，此德刑之不同者。殷人亲尽则婚，周人百世不通，此婚姻之不同也。立子以长，三代之典也，文王废伯邑考而立武王，废立之不同者也。“君亲无将，将而必诛。”周之制也；《春秋》杀君之贼，一会诸侯，遂得列于天下，此褒贬之不同者。彼数圣者，受之哲王也，然而会通异议，质文不同，其故何耶？所遇之时异。

　　夫奕者之思，尽于一局者也；圣人之明，周于天下者也。苟一局之势未尝尽同，则天下之事岂必相袭哉！故记载废兴，谓之典谟；集叙歌谣，谓之诗颂；拟议吉凶，谓之易象；撰录制度，谓之礼仪；编述名迹，谓之《春秋》。然则经籍者，写载先圣之轨迹者也。圣人之迹不同如彼，后之学者欲齐之如此，焉可得哉！故曰“诗之失愚，书之失诬，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不可不察。圣人所以存先代之礼，兼六籍之文，将以广物惯心，通于古今之道。

　　今去圣人之世，几将千年矣，风俗民情，治化之术，将数变矣。而汉初诸儒，多案《春秋》之中，复有同异。其后殷书礼传，往往间出，是非之伦，不可胜言。六经之道可得详，而治体云为迁易无度矣。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诸子之言纷然殽乱。太史公谈判而定之，以为六家；班固演其说，而明九流。观其所由，皆圣王之道也，支流区别，各成一家之说。夫物必有宗，事必有主，虽治道弥纶，所明殊方，举其纲契，必有所归。寻史谈之言，以道家为统；班固之论，以儒家为高。二家之说，未知所辩。

　　尝试论之曰：夫百司而可以总百司，非君道如何情动，动而非已也。虚无以应其变，变而非为也。夫以天下之事，而为以一人，即精神内竭，祸乱外作。故明者为之视，聪者为之听，能者为之使，惟三者为之虑，不行而可以至，不为而可以治，精神平粹，万物自得，斯道家之大旨，而人君自处之术也。夫爱之者，非徒美其车服，厚其滋味，必将导之训典，辅其正性，纳之义方，闲其邪物。故仁而欲其通，爱而欲其济，仁爱之至，于是兼善也。然则百司弘宣，在于通物之方，则儒家之算，先王教化之道。居极则玄默之以司契，运通则仁爱之以教化。故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其可知也矣。

　　夫大道行，则仁爱直达而无伤；及其不足，则抑参差而并陈。患万物之多惑，故推四时以顺，此明阴阳家之所生也。惧天下扰扰，竟故辩加位以归真，此名家之所起。畏众寡之相犯，故立法制以止杀，此法家之所兴也。虑有国之奢弊，故明节俭以示人，此墨家之所因也。斯乃随时之迹，总而为治者也。后之言者，各演一家之理，以为天下法，儒道且犹纷然，而况四家者乎！夫为棺椁，遂有厚葬之弊；丧欲速朽，亦有弃尸之患。因圣人之言迹，而为支辩之说者，焉可数哉？故自此以往，略而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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