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藩及其《中国历代演义》(4)

　　三、本书的历史观点

　　蔡东藩是个旧知识分子，受封建思想影响很深。但同时他又受到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洗礼，曾醉心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为经过革命一切都可以好了。不想辛亥革命以后，军阀割据，政客朝三暮四，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步步加紧，这种情况，使他感到苦闷，以致愤慨。在他编的《中等新论说文范》中就有“国耻论”一篇云：

　　革命以后，耳目一新，若可与谋雪耻矣。乃二三雄桀，偶一得志，或且营宫室，拥妻妾，但顾行乐，不顾雪耻。……嗟乎！寇深矣。可若何？而环顾吾国，仍无一誓雪国耻者。夫无一誓雪国耻之人，是终于无耻者也。

　　我不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即亡也，我亦不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不即亡也。惟外族方张，鉴吾国民之不复知耻，将奴我辱我，我国民乃真万劫不复矣！

　　蔡东藩这种议论，一方面反映辛亥革命本身的不彻底，一方面也反映这一时期头脑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的苦闷。随着时势的发展，这种苦闷越来越深，愤慨也越来越甚。他在《民国演义》自序中说：

　　回忆辛亥革命，全国人心，方以为推翻清室，永除专制，此后得享共和之幸福。而不意狐埋狐搰，迄未有成。……所幸《临时约法》，绝而复苏，人民之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尚得蒙“约法”上之保障，草茅下士，就见闻之所及，援笔直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此则犹是受共和之赐，而我民国之不绝如缕，未始非赖是保存也！

　　本此宗旨，他在《民国演义》中，对当时军阀政客冷讽热嘲，对汉奸卖国贼如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贬斥不遗余力，而对“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则予以大力赞扬。他在《五代史演义》第一回中说：

　　照此看来，欲要内讧不致蔓延，除非是国家统一；欲要外人不来问鼎，亦除非是国家统一。若彼争此夺，上替下凌，礼教衰微，人伦灭绝，无论什么朝局，什么政体，总是支撑不住。眼见得神州板荡，四夷交侵，好好一个大中国，变做了盗贼世界，夷虏奴隶，岂不是可悲可痛吗！

　　他这种爱国忧民的思想，在他的“演义”中常常可以看到。不过他的思想仅止于此，没有再向前发展了。

　　蔡东藩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正直廉洁的人物，表示尊敬，加以表扬，但也不是盲目崇拜。像陆秀夫这样的人，他当然是崇拜的，但对陆在厓山患难之中，“尚日书大学章句，训导嗣君”，他批了一句：“其行甚迂，其志可哀！”像方孝孺这种硬汉，他也为之歌咏赞叹，但他对孝孺当军事紧急时向建文帝的屡次奏语，一则批曰：“此老又出迂谋”；再则批曰：“还是迂说”；三则批曰：“迂腐极矣”。这可以说他是有自己见解的，不随人短长。可也有偏激之见，他在《民国演义》中却欣赏张勋，第八十四回的总批中说：

　　但观民国诸当局之各私其私，尚不若张辫帅之始终如一，其迹可訾，其心尚堪共谅也。

　　这虽是有所为而发，究竟不能算是正论。

　　蔡东藩对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虽然承袭了旧史的大汉族主义观点，但也有实事求是的地方。他对元朝初年的历史叙述很详，并无多大贬语；对清朝历史的评论，也有不少地方比较公正。他在《清史演义》第一回中说：

　　后来武昌发难，各省响应，竟把那二百六十八年的清室推翻了，二十二省的江山光复了。自此以后，人人说清朝政治不良，百般辱骂；甚至说他是犬羊贱种，豺虎心肠。又把那无中生有的事情附会上去，好像清朝的皇帝，无一非昏淫暴虐；清朝的臣子，无一非卑鄙龌龊，这也未免言过其实哩！……小子无事时，曾把清朝史事，约略考究，有坏处，也有好处；有淫暴处，也有仁德处。若照时人所说，连两三年的帝位都保不牢，如何能支撑到二百六十多年？

　　像这种说法，还是比较客观的。他又在第三十回中说：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守成之中，兼寓创业。……自奉勤俭，待民宽惠。……满族中得此奇人，总要算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了！

　　这个对康熙的评语，更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在全书中反对迷信，对宗教迷信采取否定的态度，这一点比较突出。但他毕竟是封建思想浓厚的人，他的历史观点有比旧史学家进步的一面，可是主要面仍是传统的唯心史观。贯穿在《中国历代演义》中最显著的错误观点，是贬低农民起义。以陈胜、吴广那样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司马迁曾把陈胜列入世家，比之于汤武革命；蔡东藩在《前汉演义》第九回总批中却说陈胜、吴广是：

　　贪富贵，孳孳为利。……起兵于蕲，实则皆为叛乱之首而已。杀将驱卒，斩木揭竿，乱秦有余，平秦不足。

　　这些话，充分表示他的地主阶级立场是根深蒂固的。所谓“乱秦有余，平秦不足”，明明是农民起义推翻暴秦统治以后，胜利的果实被地主阶级的野心家篡夺了，他却反过来说农民只能破坏社会安宁，不能安定社会秩序，这是因果倒置。

　　最严重的问题是关于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认识。《中等新论说文范》有“论洪杨失败之原因”一文，其中有一段说：

　　洪杨有革命之思想，而无革命之政术。洪杨皆盗魁，托天父天兄以愚人，犹是白莲、天理诸教徒之末算耳！堂堂正正之师，彼固未尝耳闻及之也。且其起事以后，蹂躏十余省，戮杀无算，至今父老犹痛嫉之。

　　这是他在辛亥革命那一年的思想，他反对洪杨，但总算还承认洪杨“有革命之思想”。到写《清史演义》六十二回时，他不但不承认洪杨有革命思想，甚至于说：

　　曾国藩始练湘勇，继办水师，沿湖出江，为剿平洪杨之基础。后人目为汉贼，以其辅满灭汉故。平心而论，洪杨之乱，毒痡海内，不特于汉族无益，反大有害于汉族。是洪杨假名光复，阴张凶焰，实为汉族之一大罪人。曾氏不出，洪杨其能治国乎？多见其残民自逞而已！故洪杨可原也而实可恨，曾氏可恨也而实可原。

　　第七十三回又说：

　　后人还说“长毛”乃是义兵，实是革命的大人物，小子万万不敢赞同。这两段话露骨地反映了蔡东藩反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根本立场。他明知辛亥革命时期的人已经把曾国藩叫做“汉贼”，把太平军称为“义兵”，而他却左一个“长毛”，右一个“罪人”。这比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远远落后。

　　其次，他对旧的历史评论中的所谓“女祸”，看得非常严重。在前后汉“演义”中大说女宠，在《唐史演义》开篇就发挥“唐乌龟”的议论，他说：唐朝演义，好做了三段立论：第一段是女祸，第二段是阉祸，第三段是藩镇祸。若从根本问题上解决起来，实自宫闱淫乱，造成种种的恶果。所以评断唐史，用了最简单的三字，叫做“唐乌龟”。这真所谓一言以蔽呢！

　　把女祸作为亡国乱政的主要原因，这是旧的历史学家轻视妇女的结果。这部书中，常常把亡国的罪过推给后妃，即使在一般叙述中，也常常有轻视妇女的议论，特别是在批注中，随处可见。像《南北史演义》第十六回注云：

　　“世间最毒妇人心”；《五代史演义》第二十九回注云：“妇人心肠究比男子为毒。”

　　这都是旧社会轻视妇女的恶毒语言。不仅如此，作者对“演义”中男女关系，虽自言不敢导淫，可是在不少地方却有意渲染，这也是和轻视妇女思想分不开的。

　　此外，这部书中还有许多旧的历史观点，这里就不及一一指出了。总之，我们对于《中国历代演义》，既要重视其中的精华，也要批判其中的糟粕，才是对待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

　　一九六二年十月

　　（柴德赓（1908～1970），字青峰，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代表作有：《史学丛考》、《史籍举要》、《资治通鉴介绍》、《清代学术史讲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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