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藩及其《中国历代演义》(3)

　　二、本书的史料根据

　　《中国历代演义》的特点，是取材比较审慎可靠，它主要根据正史及各类比较可信的历史记载，也参考一些野史。蔡东藩没有而且也不主张像一般演义小说那样用虚构故事来写历史演义，他自认为《中国历代演义》是历史演义，不过较为通俗而已，却不是一般演义小说。像《三国演义》，大家已认为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见章学诚《丙辰札记》），总算和史实不很相远了。他是学《三国演义》的，但他又不满意罗贯中的写法。他在《后汉演义》第一回里说：

　　罗贯中尝辑《三国演义》……风行海内，几乎家喻户晓，大有掩盖陈寿《三国志》的势力。若论他内容事迹，半涉子虚。一般社会，能有几个读过正史？甚至正稗不分，误把罗氏《三国演义》当作《三国志》相看。……小子所编历史演义，恰是取材正史，未尝臆造附会；就使采及稗官，亦思折衷至当，看官幸勿诮我迂拘呢！

　　他这种主张，和章学诚《丙辰札记》所说：“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不虚实错杂，如‘三国’之淆人耳！”可谓不谋而合。他在《唐史演义》自序中说：

　　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徐懋功（勣）未作军师，李药师（靖）何来仙术？罗艺叛死，乌有子孙？叔宝（秦琼）扬名，未及儿女。唐玄奘取经西竺，宁惹妖魔？……则天淫秽，不闻私产生男；玉环伏诛，怎得皈真圆耦？种种谬妄、琐亵之谈，辞而辟之，破世俗之迷信者在此，附史家之羽翼者亦在此。子虚、乌有诸先生，谅无从窃笑于旁也。《宋史演义》序亦云：

　　宋代小说，亦不一而足，大约荒唐者多，确凿者少。龙虎争雄，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子虚。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羡？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种种谬谈，不胜枚举。而后世则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为问先民之辑诸书者，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以诬古而欺今乎？

　　从这里可以看出蔡东藩是注重历史的真实性，极力反对杜撰的。小说可以出于虚构，旧小说中有涉及历史人物故事的，往往无中生有，故弄玄虚，无非引人入胜，达到它宣传讽喻的目的。这是小说的特定体裁所决定的，即使是所谓历史小说，也不能纯粹以历史的角度来要求。蔡东藩写《中国历代演义》，是当作通俗的历史读本来写的，这就和旧的演义小说有很大的不同。他的全书中体现最强烈的是忠实于史料，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是考证异同。他这些“演义”都是根据旧有史书的记载写的，史料彼此舛互时，他必须决定采取一种说法。大概一般的问题，他只是根据比较可信的史书来写，不作说明。有时他觉得非要说明不可，那就在正文或批注中加点考证，注明出处。像《后汉演义》八十二回，讲到刘备请到了诸葛亮，与关、张同至新野，由徐庶接入，故人聚首，注云：

　　“徐庶走马荐诸葛，出自罗氏‘演义’，按‘蜀志’诸葛传中，庶尚留新野，未曾诣操，今从之。”

　　八十四回徐庶辞刘备归曹操，注云：

　　《三国志》诸葛亮传详载此事，庶归曹操，系在备当阳败后，且庶毋亦不闻自杀，与罗氏“演义”不同。

　　《唐史演义》十七回吐谷浑伏允自经死，注云：“从李靖传文，不从《通鉴》。”《宋史演义》三十七回知广德军朱寿昌弃官寻母条注云：

　　《宋史》寿昌本传谓刘氏方娠即出，寿昌生数岁还家。但据王偁《东都事略》、苏轼《志林》皆云寿昌三岁出母，今从之。

　　这些考证办法，大致是学《通鉴考异》的，以演义而加考证功夫，他不以一般演义自视可想而知。

　　第二，是大力辟妄。这里所谓辟妄，主要是指史书上没有记载，而由演义小说虚构出来的事情，他怕读者把这种虚构当作实有其事，故在正文或批注中大力驳斥。如《宋史演义》十六回写陈抟之死，有云：

　　陈抟系一隐君子，独行高蹈，不受尘埃。若目他为仙怪一流，实属未当。俗小说中或称为陈抟老祖，捏造许多仙法，作为证据，其实是荒唐无稽，请看官勿为所惑哩！

　　第三，是存疑。如《宋史演义》十二回中说：

　　小子遍考稗官野乘，也没有一定的确证。或说是太祖生一背疽，苦痛得了不得，光义入视，突见有一女鬼，用手捶背，他便执着柱斧，向鬼劈去。不意鬼竟闪避，那斧反落在疽上，疽破肉裂，太祖忍痛不住，遂致晕厥，一命呜呼。或说由光义谋害太祖，特地屏去左右，以便下手。致如何致死，旁人无从窥见，因此不得证实。独《宋史》太祖本纪只云：“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把太祖所有遗命及烛影斧声诸传闻，概屏不录。小子也不便臆断，只好将正史野乘，酌录数则，任凭后人评论罢了。

　　从这三种情况看来，蔡东藩对史料的选择和运用是经过一番审慎考核的，这不是小说家的任务，而是历史学家的工作。他这十一部“演义”可取之处和可贵之处就在这里。当然，他是一个旧知识分子，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选用史料不可能完全正确，解释史料更有他的局限性。何况史料本身还有很多问题，他亦不可能一一加以考核和辨别。像明建文帝这个人，当“靖难”之师入南京后，他是死了呢？还是做和尚去了？这个问题，明朝人谈得很热闹，像《致身录》等书，写从亡诸臣及飘泊经过，绘影绘声，究竟可信程度有多少，这是很成为问题的。但蔡东藩却相信它，他在《明史演义》廿五回中大写特写，在总批中又说：

　　建文出亡，剃度为僧，未必无据。就王鏊、陆树声、薛应旗、郑晓、朱国桢诸人所载各书，皆历历可稽。即有舛讹，亦未必尽由附会。

　　这种说法，仿佛能自圆其说。其实，他所举这几个人，都不是明初人，他们也是传闻而来，蔡东藩这种看法，未免有点武断了。

　　不过，总的说来，蔡东藩是个史学湛深的学者，他对待史料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即使个别地方取舍未必尽当，也不能不承认他是尽了相当的力量的。特别是《元史演义》的前十回，他从蒙古先世写起，包括西征和四大汗国的建立，事情是极复杂的。蔡东藩嫌《元史》记得太简单，从《元秘史》、《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元史译文证补》，旁搜东西洋有关蒙古史籍译本，源源本本地写。这段历史今天我们读来还觉得费力，他写这些事情所费的力量更可想见。这个人也可以说是有历史考证癖的。

　　正因为他有考证癖，我们觉得他有些注中的考证还可精简。如辽、金、元各族的人名，原来史书是根据当时实际用的名字写的，到清乾隆时有意把它改译一次，这种改译，只有引起混乱，毫无意义。清代历史学者如钱大昕、赵翼等都避免用它，而蔡东藩于《宋史演义》和《元史演义》内经常将人名注明一作某某，如阿保机一作安巴坚之类，实在无此必要。他怕不注读者不知道，不知注了更易引起混淆，这是他所意识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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