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八經部二十八

卷二八經部二十八

　　卷二八　經部二十八

　　春秋類三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十二卷（內府藏本）1

　　元俞皋撰。皋字心遠，新安人。初，其鄉人趙良鈞，宋末進士及第，授修職郎、廣德軍教授。宋亡不仕，以《春秋》教授鄉里。皋從良鈞受學，因以所傳著是書。經文之下，備列三《傳》。其胡安國《傳》亦與同列。吳澄序謂“兼列胡氏，以從時尚”，而“四《傳》”之名亦權輿於澄序中。胡《傳》日尊，此其漸也。然皋雖以四《傳》並列，而於胡《傳》之過偏過激者實多所匡正。澄序所謂“玩經下之釋，則四《傳》之是非不待辯而自明，可謂專門而通者”，固亦持平之論矣。觀皋自序，稱所定十六例，悉以程子《傳》為宗。又引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時宜，於義不同而辭同、事同而辭不同”者，反覆申明不可例拘之意。又稱學者宜熟玩程《傳》，均無一字及安國。蓋其師之學本出於程子，特以程《傳》未有成書，而胡《傳》方為當代所傳習，故取與三《傳》並論之。統覈全書，其大旨可以概見，固未嘗如明代諸人竟尊胡《傳》為經也。

　　【彙校】

　　1.文淵閣《四庫》本尚有卷首三卷。（沈治宏：《中國叢書綜錄》訂誤）

　　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七卷（兩淮鹽政採進本）1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是書採摭諸家傳註，而閒以己意論斷之。首為《總例》，凡分七綱、八十一目。其天道、人紀二例，澄所創作。餘吉、凶、軍、賓、嘉五例，則與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互相出入，似乎蹈襲。然澄非蹈襲人書者，蓋澄之學派兼出於金谿、新安之閒，而大亨之學派則出於蘇氏。澄殆以門户不同，未觀其書，故與之闇合而不知也。然其縷析條分，則較大亨為密矣。至於經文行款多所割裂，而經之闕文亦皆補以方空，於體例殊為未協。蓋澄於諸經率皆有所點竄，不獨《春秋》為然。讀是書者取其長而置其所短可也。明嘉靖中，嘉興府知府蔣若愚嘗為鋟木，湛若水序之。歲久散佚，世罕傳本。王士禎《居易錄》自云未見其書，又云：“朱檢討曾見之吳郡陸醫其清家。”是朱彝尊《經義考》之註“存”，亦僅一覩。此本為兩淮所採進，殆即傳寫陸氏本歟？久微而著，固亦可寶之笈矣2。

　　【彙校】

　　1.“七卷”，底本作“一卷”，據文淵閣《四庫》本及殿本改，書前提要不誤。（沈治宏：《中國叢書綜錄》訂誤）

　　2.《四庫採進書目》中《兩淮鹽政李呈送書目》未見是書，《兩淮商人馬裕家呈送書目》有“春秋纂纂言十二卷，元吳澄，十本”即上海圖書館藏清初抄本。《浙江省第四次汪啟淑家呈送書目》有“春秋纂言十二卷，元吳澄著，十本”，《浙江採集遺書總錄》乙集著錄“刊本”。可知四庫採進非只一部，且有刊本。（崔富章：《四庫提要補正》）

　　春秋提綱十卷（浙江總督採進本）1

　　舊本題鐵山先生陳則通撰，不著爵里，亦不著時代，其始末未詳。朱彝尊《經義考》列之劉莊孫後、王申之前，然則元人也。是書綜論《春秋》大旨，分門凡四，曰征伐2，曰朝聘，曰盟會，曰雜例。每門中又區分其事，以類相從，題之曰例。然大抵參校其事之始終，而考究其成敗得失之由。雖名曰例，實非如他家之說《春秋》以書法為例者。故其言閎肆縱橫，純為史論之體。蓋說經家之别成一格者也。其雜例門中論《春秋》為用夏正，猶堅守胡安國之說。然安國解《文公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解《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全襲董仲舒、劉向之義，則通災異例中獨深排漢儒事應之謬，則所見固勝於安國矣。

　　【彙校】

　　1.此條底本置於《春秋集傳釋義大成》條之前，與文淵閣庫書次序不符，據殿本移正。

　　2.“征伐”，據此書卷四卷端所題，當作“侵伐”，文津閣本書前提要不誤。（江慶柏等：《四庫全書薈要總目提要》）

　　春秋諸國統紀六卷目錄一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1

　　元齊履謙撰。履謙字伯恒，大名人。官至太史院使。事蹟具《元史》本傳。此書乃其延祐丁巳為國子司業時所作。前有自序，謂：“今之《春秋》蓋聖人合二十國史記為之。自三《傳》專言褒貶，於諸國分合與《春秋》所以為《春秋》，概未之及。故敘類此書，以備諸家之闕。”凡二十有二篇，首魯、次周、次宋、次齊、次晉、次衛、次蔡、次陳、次鄭、次曹、次秦、次薛、次杞、次滕、次莒、次邾、次許、次宿、次楚、次吳。自內魯尊周外，各以五等之爵為次。其入春秋後降爵者，則隨所降之爵列之，而楚、吳以僭王殿焉。目錄謂：“此皆國史具在，聖人據以作《春秋》者。”又以諸小國、諸亡國釐為二篇，附錄於末。目錄謂：“此無國史，因二十國事所及而載者。”皆先於各國下列敘大勢與其排比之意，題曰《某國春秋統紀》。蓋據《墨子》有百國《春秋》、徐彥《公羊疏》有“孔子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之文，故不主因魯史從赴告之義也。案《春秋》如不據魯史，不應以十二公紀年；如不從赴告，不應僖公以後晉事最詳，僖公以前晉乃不載一事。此蓋掇拾雜說，不考正經。且魯史不紀周年，內魯可也。履謙分國編次而魯第一、周第二，不曰“王人雖微，加于諸侯之上”乎？況天王也。至於隱公八年葬蔡宣公，宣公十七年葬蔡文公，並經有明文。履謙漏此二條，乃於《桓公十七年》“葬蔡桓侯”，謂諸國皆僭稱公，惟蔡仍舊章。反引《左傳》為證，殊為疏舛。又經書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其事更無疑義。《穀梁》“傳疑故志之”之說2，已為不覈事實。履謙乃竟以莊公為齊侯之子，尤為乖謬。以其排比經文，頗易尋覽，所論亦時有可採，故錄存之。吳澄序稱其“縷數旁通，務合書法。閒或求之太過，要之不苟為言”，蓋瑕瑜不掩，澄已有微辭矣。

　　【彙校】

　　1.“六卷”，殿本作“一卷”，誤，明抄本與文淵閣《四庫》本均為六卷。

　　2.“志”，殿本作“明”，誤，據《春秋穀梁傳》卷三原文。

　　春秋本義三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1

　　元程端學撰。端學字時叔，號積齋，慶元人。至治元年舉進士第二2，官國子助教，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事蹟附載《元史·儒學傳·韓性傳》中。是書乃其在國學時所作。所採自三《傳》而下凡一百七十六家，卷首具列其目。《寧波府志》及《千頃堂書目》均稱所採一百三十家，未喻其故也。首為《通論》一篇、《問答》一篇、《綱領》一篇。其下依經附說，類次羣言，閒亦綴以案語。《左傳》事蹟即參錯於衆說之中，體例頗為糅雜。其大旨仍主常事不書，有貶無褒之義。故所徵引，大抵孫復以後之說。往往繳繞支離，橫加推衍，事事求其所以貶。如經書“紀履緰來逆女”、“伯姬歸于紀”，此自直書其事，舊無褒貶。端學必謂履緰非命卿，紀不當使來迎，魯亦不當聽其迎。夫履緰為命卿，固無明文，其非命卿，又有何據乎？紀叔姬之歸酅，舊皆美其不以盛衰易志，歸於夫族。端學必以為當歸魯而不當歸酅，斯已刻矣。乃復誣以失節於紀季，此又何所據乎？至於宋儒之駁《左傳》，不過摘其與經相戾，如經曰“楚子麇卒3”，而《傳》曰“遇弑”之類耳。端學乃事事皆云未知信否，則天下無可據之古書矣。以其尚頗能糾正胡《傳》，又所採一百七十六家4，其書佚者十之九，此書猶略見其梗概，姑錄之以備參考焉。

　　【彙校】

　　1.文淵閣《四庫》本尚有卷首四卷。（沈治宏：《中國叢書綜錄》訂誤）

　　2.康熙《鄞縣志》卷一三《人物·程端學傳》云：“至治三年鄉舉，泰定元年進士。”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一〇〇《元史·儒學傳》程端學條云：“案，端學以泰定甲子（即元年）登第，見歐陽原功所撰《墓誌》，史誤。”（楊武泉：《四庫全書總目辨誤》）

　　3.“麇”，殿本作“麋”，誤，據《春秋·昭公元年》原文。

　　4.應為一百七十九家。（文廷海：《清代春秋榖梁學研究》）

　　春秋或問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程端學撰。端學既輯《春秋本義》，復歷舉諸說得失以明去取之意，因成此書。蓋與《本義》相輔而行者也。其中最紕繆者，莫過於堅執“周用夏正”一條。反覆引譬，至於一萬餘言，無一不郢書燕說。甚至於隱公元年不書即位，亦謂即位當在前年十一月，故正月不書，以為改正不改月之證。其陋殆不足與辨。然其他論說，乃轉勝所作之《本義》。蓋《本義》由誤從孫復之說，根柢先乖，故每事必穿鑿其文，務求聖人所以貶。即本條無可譏彈，亦必旁引一事或旁引一人以當其罪，遂至於支離轇轕，多與經義相違。此書則歷舉諸家，各加抨擊。雖過疑三《傳》，未免乖方。至於宋代諸儒一切深刻瑣碎之談、附會牽合之論，轉能一舉而摧陷之。然則《本義》之失，失於芟除糾結之後又自生糾結耳。若此書所辨訂，則未嘗盡不中理也。棄短取長，固亦未可竟廢焉。

　　春秋三傳辨疑二十卷（永樂大典本）

　　元程端學撰。是書以攻駁三《傳》為主。凡端學以為可疑者，皆摘錄經文、傳文而疏辨於下。大抵先存一必欲廢傳之心，而百計以求其瑕纇。求之不得，則以“不可信”一語概之。蓋不信三《傳》之說創於啖助、趙匡（案，韓愈《贈盧仝》詩有“《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之句。仝與啖、趙同時，蓋亦宗二家之說者。以所作《春秋摘微》已佚，故今據現存之書惟稱啖、趙），其後析為三派。孫復《尊王發微》以下，棄傳而不駁傳者也；劉敞《春秋權衡》以下，駁三《傳》之義例者也；葉夢得《春秋讞》以下，駁三《傳》之典故者也。至於端學，乃兼三派而用之，且併以《左傳》為偽撰。變本加厲，罔顧其安，至是而橫流極矣。平心而論，左氏身為國史，記錄最真。公羊、穀梁去聖人未遠，見聞較近。必斥其一無可信，世寧復有可信之書？此真妄搆虚辭，深誣先哲。至於褒貶之義例，則左氏所見原疏。公、穀兩家書由口授，經師附益，不免私增，誠不及後來之精密。端學此書於研求書法，糾正是非，亦千慮不無一得，固未可惡其剛愎，遂概屏其說也。《通志堂經解》所刊有《本義》，有《或問》，而不及此書。據納喇性德之序，蓋以殘闕而置之。此本為浙江吳玉墀家所藏，第一卷蠹蝕最甚，有每行惟存數字者，然第二卷以下則尚皆完整。今以《永樂大典》所載校補其文，遂復為全帙。吳本於《左氏》所載諸軼事，每條之下俱註“非本義，不錄”字。疑為端學定稿之時加以簽題，俾從删削，而繕寫者仍誤存之也。以原本如是，今亦姑仍其舊焉。

　　春秋讞義九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元王元杰撰。元杰字子英，吳江人。至正閒領鄉薦。以兵興不仕，教授鄉里以終。昔程子作《春秋傳》未成，朱子之論《春秋》亦無專書。元杰乃輯其緒言，分綴經文之下，復删掇胡安國《傳》以盡其意。安國之書在朱子前，而其說皆列朱子後。欲别所尊，故不以時代拘也。其閒如隱公四年“州吁”條下，備錄朱子《邶風·擊鼓篇傳》，於《春秋》書法無關。亦以意所推崇，一字不欲芟削耳。三家之末，元杰以己意推闡，别標曰“讞”。如桓公四年“紀侯大去”條下，程子以“大”為紀侯之名，意主責紀不責齊。元杰之“讞”則委曲恕紀，不從程子之說。而全書之內，於朱子無一異辭，其宗旨概可見矣。恭讀御題詩註，以程、朱之重儓目之，允足破鄉曲豎儒守一先生之錮見。又其書襲葉夢得之謬，以“讞”為名，亦經御題嚴闢，尤足以戒刻深鍛錬，以法家說《春秋》者1。以其謹守舊文，尚差勝無師瞽說，故仍錄存之。而敬述聖訓，明正其失如右。原書十二卷，久無刊本。今諸家所藏皆佚脱其後三卷，無從校補，亦姑仍之焉2。

　　【彙校】

　　1.“讞”者不過論斷之意。（胡玉縉：《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續編》）

　　2.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並著錄抄本十二卷，後三卷皆全。（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

　　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1

　　元李廉撰。廉字行簡，廬陵人2。明楊士奇《東里集》云：“廉於至正壬午以《春秋》舉於鄉，擢陳祖仁榜進士3。官至信豐令。遇寇亂，守節死。時南北道梗，未及旌褒。明初修《元史》時，故交無在當路者，有司又不知採錄以聞，故史竟遺之。”則廉實忠義之士，非以空言說經者矣。此書以諸家之說薈萃成編。自序謂：“先《左氏》，事之案也，次《公》、《穀》，傳經之始也，次三《傳》，註專門也，次疏義，釋所疑也。總之以胡氏，貴乎斷也；陳、張並列，擇其長也。又備採諸儒成說及他傳記略加疏剔，於異同是非始末之際，每究心焉。”然是編雖以胡氏為主，而駁正殊多。又參考諸家，並能掇其長義。一事之疑，一辭之異，皆貫串全經以折衷之。如謂仲子非嫡，隱公不得謂之攝；齊桓之霸基於僖、襄；三桓之盛兆於魯僖；不書吳敗越夫椒，責其不能復讎；書“葬昭公”，罪魯不以季氏為逆；書“葬劉文公”，罪畿內諸侯之僭；書“築蛇淵囿”，責定公受女樂而荒，持論俱明白正大。總論百餘條，權衡事理，尤得比事屬辭之旨，故《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多採錄焉。廉自序題“至正九年己丑”，又稱：“讀經三十年，竊第南歸，叨錄劇司，乃成是書。”考《元史》陳祖仁榜在順帝至正二年。蓋廉於鄉舉之歲即登進士第，而通籍頗晚，閉户著書。故得潛心古義，不同於科舉之學也。

　　【彙校】

　　1.文淵閣《四庫》本書名作《春秋會通》，尚有卷首二卷。（沈治宏：《中國叢書綜錄》訂誤）

　　2.李廉為安福人，見《寰宇通志》卷三八《吉安府·人物》李廉條、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十《春秋諸傳會通》條及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引《豫章書》。

　　3.楊士奇《東裏續集》卷十六《春秋會通》條云：“（李廉）先生字行簡，元至正壬午，以是經舉，擢陳祖仁榜第三甲進士。”即謂以治《春秋經》而擢陳祖仁榜進士。館臣於“舉”下增“於鄉”二字，視為鄉試得舉，大誤。考雍正《江西通志》卷五一《選舉志》，李廉中鄉試在元統三年乙亥（1335年），而成進士在至正二年壬午（1342年）。《東裏續集》之言，不涉“舉於鄉”。（楊武泉：《四庫全書總目辨誤》）

　　春秋經傳闕疑四十五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鄭玉撰。玉事蹟詳《元史·忠義傳》。其體例以經為綱，以傳為目。敍事則專主《左氏》，而附以《公》、《穀》。立論則先以《公》、《穀》，而參以歷代諸儒之說。經有殘闕則考諸傳以補其遺；傳有舛誤，則稽於經以證其謬。大抵平心靜氣，得聖人之意者為多。所著《師山集》中有《屬王季溫刊〈春秋闕疑〉書》，至被執就死之時，惟惓惓以此書為念，蓋其平生精力所註也。其序謂：“常事則直書而義自見，大事須變文而義始明。蓋《春秋》有魯史之舊文，有聖人之特筆。不可字求其義，如酷吏之刑書；亦不可謂全無其義，如史官之實錄。”又曰：“聖人之經，辭簡義奧，固非淺見臆說所能窺測所以。歲月既久，殘闕滋多，又豈懸空想像所能補綴？與其通所不可通，以取譏於當世，孰若闕其所當闕，以俟知於後人。”其論皆洞達光明，深得解經之要。故開卷周正、夏正一事，雖其理易明，而意有所疑，即闕而不講，慎之至也。昔程端學作《春秋本義》等三書，至正中官為刊行，而日久論定，人終重玉此書。豈非以玉之著書主於明經以立教，端學之著書主於詆傳以邀名，用心之公私迥不同哉？玉字子美，歙縣人。元末除翰林待制，以疾辭。明兵入徽州，守將迫之降，玉不屈死。與宋吕大圭及同時李廉均可謂能明大義，不愧於治《春秋》矣。明郎瑛《七修類稿》乃謂玉既不受元爵，自當仕明，謂之當生而不生。其說殊謬。伯夷、叔齊豈嘗受殷爵哉？瑛所云云，所謂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也。

　　春秋集傳十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趙汸撰。汸有《周易文詮》，已著錄。是書有汸自序及其門人倪尚誼後序。尚誼稱是書“初稿始於至正戊子。一再删削，迄丁酉成編。既而復著《屬辭》，義精例密，乃知《集傳》初稿更須討論。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經義，猶有未至。歲在戊寅，重著是傳。草創至昭公二十八年，乃疾疢難厄，閣筆未續。至洪武己酉，遂卒1”。自昭公二十八年以下，尚誼據《屬辭》義例續之，序中所謂“策書之例十有五、筆削之義八”者，亦尚誼更定，而原本有訛誤疏遺者咸補正焉。則此書實成於尚誼之手。然義例一本於汸，猶汸書也。汸自序曰：“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虚辭說經者皆不攻而自破。”可謂得說經之要領矣。

　　【彙校】

　　1.戊寅為洪武三十一年（1398），己酉為洪武二年（1369）。四庫本《春秋集傳》末附倪尚誼識語云：“歲在壬寅，重著《集傳》，方草創至昭公二十七年，乃疾疢難危，閣筆未續，序久亦未及改。洪武己酉仲冬，先生遽謝世矣。”則“歲在戊寅”乃“歲在壬寅（元至正二十二年）”之誤，“昭公二十八年”當作“昭公二十七年”。至正丁酉（1357）與洪武己酉閒有壬寅（1362），無戊寅。（楊武泉：《四庫全書總目辨誤》）

　　春秋師說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1

　　元趙汸撰。汸常師九江黄澤。其初一再登門，得《六經》疑義十餘條以歸2。已復往留二載，得口授六十四卦大義與學《春秋》之要。故題曰《師說》，明不忘所自也。汸作《左傳補註》序曰：“黄先生論《春秋》學以左丘明、杜元凱為主。”又作澤《行狀》，述澤之言曰：“說《春秋》須先識聖人氣象3，則一切刻削煩碎之說自然退聽。”又稱：“嘗考古今禮俗之不同，為文十餘通，以見虚辭說經之無益。”蓋其學有原本，而其論則持以和平，多深得聖人之旨。汸本其意，類為十一篇。其門人金居敬又集澤《思古十吟》，與吳澂二序及《行狀》附錄於後。《行狀》載澤說《春秋》之書，有《元年春王正月辨》、《筆削本旨》、《諸侯取女立子通考》、《魯隱不書即位義》、《殷周諸侯禘祫考》、《周廟太廟單祭合食說》、《作丘甲辨》、《春秋指要》，蓋即所謂“為文十餘通”者。朱彝尊《經義考》又載有《三傳義例考》。今皆不傳。惟賴汸此書，尚可識黄氏之宗旨。是亦讀孫覺之書得見胡瑗之義者矣。

　　【彙校】

　　1.文淵閣《四庫》本尚有附錄二卷。（沈治宏：《中國叢書綜錄》訂誤）

　　2.據此書金居敬跋，“十餘條”乃“千餘條”之誤。

　　3.底本“人”下有“之”字，據此書附錄《黄楚望先生行狀》原文及殿本删。

　　春秋左氏傳補註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趙汸撰。汸尊黄澤之說，《春秋》以《左氏傳》為主，註則宗杜預。《左》有所不及者，以《公羊》、《穀梁》二傳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陳傅良《左傳章旨》通之。是書即採傅良之說，以補《左傳集解》所未及。其大旨為杜偏於《左》，傅良偏於《穀梁》。若用陳之長以補杜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傳》之非，則兩者兼得。筆削義例，觸類貫通，傳註得失，辨釋悉當。不獨有補於杜《解》，為功於《左傳》，即聖人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見。蓋亦《春秋》家持平之論也。至杜預《釋例》，自孔穎達散入疏文，久無單行之本。《永樂大典》所採錄，得見者亦稀。陳傅良之《章旨》，世尤罕睹。汸所採錄，略存梗概。是固考古者所亟取矣。

　　春秋金鎖匙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趙汸撰。其書撮舉聖人之特筆與《春秋》之大例，以事之相類者，互相推勘，考究其異同，而申明其正變。蓋合比事屬辭而一之。大旨以春秋之初，主於抑諸侯，春秋之末，主於抑大夫。中閒齊、晉主盟，則視其尊王與否而進退之。其中如謂聖人貶杞之爵，降侯為子；與毛伯錫命稱天王、稱錫為以君與臣之詞，召伯賜命稱天子、稱賜為彼此相與之詞。雖尚沿舊說之陋，而發揮書法，條理秩然。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亦庶幾近之矣。考宋沈棐嘗有《春秋比事》一書，與此書大旨相近。疑汸未見其本，故有此作。然二書體例各殊，沈詳而盡，趙簡而明，固不妨於並行也。

　　春秋屬辭十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1

　　元趙汸撰。汸於《春秋》用力至深。至正丁酉，既定《集傳》初稿，又因《禮記·經解》之語，悟《春秋》之義在於比事屬辭，因復推筆削之旨，定著此書。其為例凡八：一曰存策書之大體，二曰假筆削以行權，三曰變文以示義，四曰辨名實之際，五曰謹內外之辨，六曰特筆以正名，七曰因日月以明類，八曰辭從主人。其說以杜預《釋例》、陳傅良《後傳》為本，而亦多所補正。汸《東山集》有《與朱楓林書》曰：“謂《春秋》隨事筆削，決無凡例，前輩言此亦多。至丹陽洪氏之說出，則此段公案不容再舉矣。其言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跡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曆家即周天之數以為度。’此論甚當。至黄先生，則謂‘魯史有例，聖經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為例，隱而不彰。’則又精矣。今汸所纂述，卻是比事屬辭法。其閒異同詳略，觸事貫通，自成義例，與先儒所纂所釋者殊不同。然後知以例說經，固不足以知聖人，為一切之說以自欺而漫無統紀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屬辭》名書。”又有《與趙伯友書》曰：“承筆削《行狀》，作《黄先生傳》，特奉納《師說》一部、《屬辭》一部。尊兄既熟《行狀》，又觀《師說》，則於《六經》復古之學，艱苦之由，已得大概。然後細看《屬辭》一過，乃知區區抱此二十餘年，非得已不已，强自附於傳註家，以徼名當世之謂也。其書參互錯綜，若未易觀。然其入處只是屬辭比事法，無一義出於杜撰”云云。其論義例頗確，其自命亦甚高。今觀其書，删除繁瑣，區以八門，較諸家為有緒。而目多者失之糾紛，目少者失之强配，其病亦略相等。至“日月”一例，不出《公》、《穀》之窠臼，尤嫌繳繞，故仍為卓爾康所譏（語見爾康《春秋辨義》），蓋言之易而為之難也。顧其書淹通貫穿，據傳求經，多由考證得之，終不似他家之臆說。故附會穿鑿雖不能盡免，而宏綱大旨則可取者為多。前有宋濂序，所論《春秋》五變，均切中枵腹游談之病。今並錄之，俾憑臆說經者知情狀不可揜焉。

　　【彙校】

　　1.底本此條置於《春秋左氏傳補註》條之前，與文淵閣庫書次序不符，據殿本改。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三十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1

　　元汪克寬撰。克寬有《經禮補逸》2，已著錄。是書前有克寬自序，稱：“詳註諸國紀年諡號，可究事實之悉；備列經文同異，可求聖筆之真。益以諸家之說，而裨胡氏之闕疑；附以《辨疑》、《權衡》，而知三《傳》之得失。”然其大旨終以胡《傳》為宗。考《元史·選舉志》，延祐二年定經義、經疑取士條格，《春秋》用三《傳》及胡安國《傳》。虞集序中亦及其事，蓋兼為科舉而設。吳澄序俞皋《春秋釋義》所謂“以胡《傳》從時尚”者也。陳霆《兩山墨談》譏其以魯之郊祀為夏正，復以魯之烝嘗為周正，是亦遷就胡《傳》，不免騎牆之一證。然能於胡《傳》之說一一考其援引所自出，如註有疏。於一家之學，亦可云詳盡矣。明永樂中，胡廣等修《春秋大全》，其凡例云：“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通》，經文以胡氏為據，例依林氏。”其實乃全剿克寬此書。原本具在，可以一一互勘也。

　　【彙校】

　　1.文淵閣《四庫》本尚有卷首二卷。（沈治宏：《中國叢書綜錄》訂誤）

　　2.“《經禮補逸》”，底本作“《禮經補逸》”，據殿本改。《總目》卷二十著錄汪克寬撰《經禮補逸》九卷。

　　春王正月考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張以寧撰。以寧字志道，古田人。元泰定丁卯進士，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入明仍故官。洪武二年奉使册封安南王，還卒於道。事蹟具《明史·文苑傳》。史稱以寧“以《春秋》致高第，故所學尤專《春秋》，多所自得。撰《胡傳辨疑》最辨博，惟《春王正月考》未就。寓安南踰半歲，始卒業。”今《胡傳辨疑》已佚，惟此書存1。考三正疊更，時月並改。經書正月繫之於王，則為周正不待辨。“正月”、“正歲”二名載於《周禮》，兩正並用，皆王制也。左氏發《傳》，特曰“王周正月”，則正月建子亦無疑。自漢以來，亦無異議。至唐劉知幾《史通》，始以《春秋》為夏正，世無信其說者。自程子泥於“行夏之時”一言，盛名之下，羽翼者衆。胡安國遂實以“夏時冠周月”之說。程端學作《春秋或問》，遂堅持門户2，以梅賾偽書為據，而支離蔓引以證之，愈辨而愈滋顛倒。夫左氏失之誣，其閒偶爾失真，或亦閒有。至於本朝正朔，則婦人孺子皆知之，不應左氏誤記。即如程子之說，以左氏為秦人，亦不應距周末僅數十年，即不知前代正朔也。異說紛紛，殆不可解。以寧獨徵引《五經》，參以《史》、《漢》，著為一書，決數百載之疑案，可謂卓識。至於當時帝王之後，許用先代正朔，故宋用商正，見於長葛之傳。諸侯之國亦或用夏正，故傳載晉事，與經皆有兩月之差。古書所記，時有參互。後儒執為論端者，蓋由於此，以寧尚未及抉其本原。又《伊訓》、《泰誓》諸篇皆出《古文》，本不足據，以寧尚未及明其偽託。而《周禮》“正歲”、“正月”之兼用，僅載鄭註數語，亦未分析暢言之，以祛疑似，於辨證尚為未密。然大綱既得，則細目之少疎亦不足以病矣。

　　【彙校】

　　1.張以寧撰《春秋春王正月考》一卷《辨疑》一卷，有《通志堂經解》本。文淵閣《四庫》本同。（章鈺：《錢遵王讀書敏求記校證》；沈治宏：《中國叢書綜錄》訂誤）

　　2.“遂”，殿本作“更”。

　　春秋鉤元〈玄〉四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石光霽撰。光霽字仲濂，泰州人。張以寧之弟子也。洪武十三年以薦為國子監學正，擢《春秋》博士。《明史·文苑傳》附載《張以寧傳》中。史稱：“元故官來京者，危素及以寧名尤重。素長於史，以寧長於經。素宋元史稿俱失傳，而以寧《春秋》學遂行。門人石光霽作《春秋鉤元》”云云，則此書猶以寧之傳也。大旨本張大亨、吳澄之意，以《春秋》書法分屬五禮，凡失禮者則書之以示褒貶。因考《周禮》經註，詳錄吉、凶、軍、賓、嘉五禮條目。其有五禮不能盡括者，如年月日時、名稱爵號之類，則别為雜書法以冠於首。每條書法之下，採集諸《傳》之詞，以切要者為綱，發揮其義者為目。大概以《左傳》、《公》、《穀》、胡氏、張氏為主。義有未備者，亦閒採啖、趙諸儒之說，而總以己意折衷之。其所稱張氏，即以寧也。史稱以寧長於《春秋》，著有《春秋胡傳辨疑》及《春王正月考》。今《辨疑》已佚1，賴光霽能傳其說。是編所引以寧之言為最多，尚可見其梗概。前有序文一篇，無撰人名氏。言“啖、趙之《纂例》，詳於經而略於傳。《纂疏》、《會通》之書，備於傳而略於經。兹能損益其所未備。”其稱許頗當。朱彝尊《經義考》作四卷。此本不分卷數，疑傳寫者所合併。今從彝尊之說，仍析為四卷著錄焉。

　　【彙校】

　　1.“其所稱張氏，即以寧也。史稱以寧長於《春秋》，著有《春秋胡傳辨疑》及《春王正月考》。今《辨疑》已佚”，殿本作“其所稱‘張氏’者，即以寧也。以寧《春秋胡傳辨疑》今已散佚”。

　　春秋大全七十卷（內府藏本）1

　　明永樂中胡廣等奉敕撰。考宋胡安國《春秋傳》，高宗時雖經奏進，而當時命題取士，實兼用三《傳》，《禮部韻略》之後所附條例可考也。《元史·選舉志》載延祐科舉新制，始以《春秋》用胡安國《傳》定為功令。汪克寬作《春秋纂疏》，一以安國為主，蓋遵當代之法耳。廣等之作是編，即因克寬之書稍為點竄。朱彝尊《經義考》引吳任臣之言曰：“永樂中敕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其《發凡》云：‘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通》，經文以胡氏為據，例依林氏。’實則全襲《纂疏》成書。雖奉敕纂修，實未纂修也。朝廷可罔，月給可糜，賜予可邀，天下後世詎可欺乎”云云，於廣等之敗闕，可為發其覆矣。其書所採諸說，惟憑胡氏定去取，而不復考論是非。有明二百餘年，雖以經文命題，實以《傳》文立義。至於元代合題之制，尚考經文之異同。明代則割《傳》中一字一句，牽連比附，亦謂之合題。使《春秋》大義日就榛蕪，皆廣等導其波也。迨我聖祖仁皇帝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於胡《傳》谿刻不情、迂闊鮮當之論，始一一駁正，頒布學宫。我皇上又刊除場屋合題之例，以杜穿鑿。筆削微旨，乃灼然復著於天下。廣等舊本，原可覆瓿置之。然一朝取士之制，既不可不存以備考。且必睹荒途之蒙翳，而後見芟蕪除穢之功；必經歧徑之迷惑，而後知置郵樹表之力。存此一編，俾學者互相參證，益以見前代學術之陋而聖朝經訓之明也。

　　【彙校】

　　1.文淵閣《四庫》本為《春秋大全》三十七卷卷首四卷。（沈治宏：《中國叢書綜錄》訂誤）

　　春秋經傳辨疑一卷（內府藏本）1

　　明童品撰。品字廷式，號慎齋，蘭溪人。宏治丙辰進士。朱彝尊《經義考》稱其官至兵部員外郎。朱國楨《湧幢小品》則稱其“登第後為兵部主事。僅兩考，引年致仕。家居十九年，以讀書喪明而卒”。其學問行誼不後於章懋，而以有傳有不傳為惜。所述本末甚詳，知《經義考》以傳聞誤也。是書前有自序，題“成化戊戌冬十一月”。末又有宏治壬戌二月跋，云：“是歲品以儒學生教授於陸生震汝亨之家，成此一帙，距今二十五年”云云。考國楨所紀，品以成化丙午始舉於鄉。是書之成在前八年，故自稱曰儒學生。其登第在宏治丙辰，下距壬戌七年，正僅滿兩考之歲。蓋序作於未第時，跋作於致仕後也。《春秋》三傳，《左氏》採諸國史，《公》、《穀》授自經師。草野之傳聞2，自不及簡策之記載，其義易明。是編論《左氏》所載事蹟凡九十三條，於三《傳》異同者，大抵多主《左氏》而駁《公》、《穀》，蓋由於此。然於“宋師圍曹”，則疑《左氏》所載不甚明曉；於“華元出奔晉”一條，亦有疑於《左氏》。則亦非堅持門户，偏黨一家者也。刻本久佚，故朱彝尊《經義考》註云“未見”。此蓋傳鈔舊本，幸未佚亡者，固宜亟錄而存之矣。

　　【彙校】

　　1.文淵閣《四庫》本為二卷。（沈治宏：《中國叢書綜錄》訂誤）

　　2.“之”，殿本無。

　　春秋正傳三十七卷（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1

　　明湛若水撰。若水有《二禮經傳測》，已著錄。此書大旨以《春秋》本魯史之文，不可强立義例，以臆說汩之。惟當考之於事，求之於心，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皆可得。因取諸家之說釐正之。其曰“正傳”者，謂正諸傳之謬也。其體例先引三《傳》，次列諸儒之言，而以己意為之折衷，頗與劉敞《權衡》相近。中閒如論“隱公不書即位”，則謂：“以不報故不書，乃史之文，非夫子之所削。”論“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則謂：“若以稱爵稱人有褒貶，則人衛可矣，人蔡何為？其不人宋又何為？決非聖人之義。”其論“衛人立晉”，則謂：“衛人者，他國稱之之詞，諸說皆不足泥。”其論“滕侯卒”，則謂：“諸侯宜薨而書卒，或葬或不葬，皆魯史之舊，聖人無所加損。”論“宋公、衛侯遇于垂”，則謂：“史因報而書之，聖人因史而存之。”前後議論，率本此意。《春秋》治亂世之書，謂聖人必無特筆於其閒，亦不免矯枉過正。然比事屬辭，《春秋》之教。若水能舉向來穿鑿破碎之例，一掃空之，而覈諸實事以求其旨，猶說經家之謹嚴不支者矣。

　　【彙校】

　　1.文淵閣《四庫》本尚有附錄二卷。（沈治宏：《中國叢書綜錄》訂誤）

　　左傳附註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1

　　明陸粲撰。粲字子餘，長洲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工科給事中。以劾張璁、桂萼謫都鎮驛驛丞，終於永新縣知縣。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前三卷駁正杜預之註義，第二卷駁正孔穎達之疏文，第五卷駁正陸德明《左傳釋文》之音義。多旁採諸家之論，亦閒斷以己意，於訓詁家頗為有裨。顧炎武《日知錄》於駁正《左傳註》後附書曰：“凡邵、陸、傅三先生所已辨者不錄。”邵者，邵寶《左傳觽》，傅者，傅遜《左傳屬事》，陸即粲也。蓋炎武亦甚重此書矣。粲又有《春秋左傳鐫》二卷，大意以《左傳》為戰國人作，而劉歆又以意附益，故往往卑淺不中道2，或為奇言怪說，騖於末流。考粲以《左傳》為出戰國，蓋因程子謂臘為秦禮，庶長為秦官，已為膠固。其以竄亂歸之劉歆，蓋因林栗謂《左傳》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詞，尤無佐證。未免務為高論，仍蹈明人臆揣之習，所謂畫蛇添足者也。故惟錄此編，而《左傳鐫》則别存其目焉。

　　【彙校】

　　1.文淵閣《四庫》本尚有後錄一卷。（沈治宏：《中國叢書綜錄》訂誤）

　　2.“卑淺”，底本作“卑賤”，據明嘉靖刻本《左傳春秋鐫》卷首題辭原文及殿本改。

　　春秋胡氏傳辨疑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陸粲撰。前有自序，謂胡氏說經或失於過求，詞不厭煩而聖人之意愈晦，故著此以辨論之。大旨主於信經而不信例。其言曰：“不以正大之情觀《春秋》，而曲生意義，將焉所不至矣。”又曰：“昔之君子有言：《春秋》無達例。如以例言，則有時而窮。惟其有時而窮，故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又曰：“《春秋》褒善貶惡，不易之法。今用此說以誅人1，又忽用此說以賞人，使後世求之而莫識其意，是直舞文吏所為，而謂聖人為之乎？”其抉摘說經之弊，皆洞中癥結。其例皆先列胡《傳》於前，而以己說糾正於後。如以《春秋》始於隱公，獨取歐陽氏之說，以為遠而難明者不修，而不取胡氏罪平王之說；於“紀履緰來逆女”，以為為齊侯滅紀葬伯姬書，而不取胡氏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之說；於“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以為聲姜、敬嬴、穆姜皆稱婦，以文、宣、成皆有母稱婦，以别於君母，而不取胡氏貶稱婦以見惡之說；於“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以為魯及齊平而歸田，不必以夾谷之會悉歸功於孔子，三《傳》、《家語》及《史記》皆未足據2，而不取胡氏所稱攝相卻齊兵之說。如此者凡六十餘條，大抵明白正大，足以破繁文曲說之弊。自元延祐二年立胡《傳》於學官，明永樂纂修《大全》，沿而不改。世儒遂相沿墨守，莫敢異同。惟粲及袁仁始顯攻其失。其後若俞汝言、焦袁熹、張自超等，踵加論辨3，乃推闡無餘。雖卷帙不多，其有功於《春秋》固不尟也。朱彝尊《經義考》作四卷，註云“未見”。此本祇上、下二卷，實無所闕佚。殆彝尊考之未審歟4？

　　【彙校】

　　1.“說”，殿本作“法”，誤，據此書卷下“吳子使劄來聘”條原文。

　　2.“《史記》”，殿本作“史說”，誤，據此書卷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條：“以歸三田為仲尼之功，自三《傳》、《家語》及太史遷所記皆然。以予考之……而於仲尼何與焉？”。

　　3.“加”，殿本作“以”。

　　4.今存明嘉靖四十二年陸延枝（粲子）刻本《左氏春秋鐫》二卷《春秋胡氏傳辨疑》二卷，明陸粲撰。是陸氏《辨疑》原本二卷，《經義考》作四卷者誤。（崔富章：《四庫提要補正》）

　　春秋明志錄十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熊過撰。過有《周易象指決錄》，已著錄1。其註《周易》2，頗不主先儒舊說。此書亦多自出新意，辨駁前人。於《公羊》、《穀梁》及胡安國《傳》俱有所糾正，而攻《左傳》者尤甚。如以邢遷於夷儀為邢自遷，非桓公遷之；以城楚丘為魯備戎而城，非桓公城以封衛；以晉人執虞公為存於其國，制之使不得他去，而非執以歸；以甯母之會辭子華為不實；以洮盟謀王室為誣說；以用鄫子為出自邾人，非宋公之命；以晉懷公為卓子之諡，文公未嘗殺子圉；以趙盾並未使先蔑逆公子雍於秦；以衛石惡為孫氏黨，非甯氏黨；以楚殺慶封非以罪討，無負斧鉞徇軍事，俱不免鑿空立說。又如以郭公為鳥名，謂如螟蜮之類，書以紀異；以梁亡為魯大夫會盟所聞，歸而言之，不由赴告，故不著其亡之由，亦多出於臆斷。大抵務黜三《傳》，如程端學。端學不過疑傳，過乃至意造事蹟，其弊更甚於端學。然端學多繳繞拘牽，格格然不能自達。過則斷制分明，紕繆者極其紕繆，平允者亦極其平允。卓爾康《春秋辨義》謂其“頗出新裁，時多微中，亦《春秋》之警策者”，語固不誣。故今糾其廢傳之失，以彰炯戒，而仍不沒其所長焉。

　　【彙校】

　　1.《總目》卷五著錄熊過撰《周易象旨決錄》七卷。

　　2.“註”，底本作“著”，據殿本改。

　　春秋正旨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高拱撰。拱字肅卿，新鄭人。嘉靖辛丑進士，官至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諡文襄。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之作，蓋以宋以來說《春秋》者穿鑿附會，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欲明書法而不知所以明，乃推原經意，以訂其謬。首論《春秋》乃明天子之義，非以天子賞罰之權自居。次論孔子必不敢改周正朔而用夏時。次論託之魯史者以其尚存周禮，非以其周公之後而假之。次論王不稱天乃偶然異文，滕侯稱子乃時王所黜，聖人斷無貶削天子降封諸侯之理。次論齊人歸鄆、讙、龜陰田非聖人自書其功，深斥胡《傳》以天自處之非。次論《春秋》作於哀公十四年，乃孔子卒之前一歲，適遇獲麟，因而書之1.經非感麟而作，麟亦非應經而至。次論說經以左氏為長，胡氏為有激而作，餘諸家之紛紛皆由誤解“天子之事”一語。其言皆明白正大，足破說《春秋》者之痼疾。卷帙雖少，要其大義凜然，多得經意，固迥出諸儒之上矣。

　　【彙校】

　　1.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四月，獲麟在哀公十四年春，即孔子卒之前二歲。（楊武泉：《四庫全書總目辨誤》）

　　春秋輯傳十三卷宗旨一卷春秋凡例二卷（直隸總督採進本）1

　　明王樵撰。樵有《周易私錄》，已著錄。是編朱彝尊《經義考》作十五卷，又别出《凡例》二卷，註曰“未見”。此本凡《輯傳》十三卷，前有《宗旨》三篇、《附論》一篇，共為一卷，與十五卷之數不符。蓋彝尊偶誤。又《凡例》二卷今實附刻書中，彝尊亦偶未檢也。其《輯傳》以朱子為宗，博採諸家，附以論斷，未免或失之冗，然大旨猶為醇正。其《凡例》則比類推求，不涉穿鑿，較他家特為明簡。明人之說《春秋》，大抵範圍於胡《傳》。其為科舉之計者，庸濫固不足言2。其好持議論者，又因仍苛說，彌用推求，巧詆深文，爭為刻酷，尤失筆削之微旨。樵作此書，差為篤實。其在當日，亦可云不移於俗學者矣。

　　【彙校】

　　1.“宗旨一卷”，殿本脱，據文淵閣庫書。

　　2.“庸濫”，殿本無。

　　春秋億六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徐學謨撰。學謨字叔明，嘉定人。嘉靖庚戌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是編序題《春秋億》，而卷首題曰《徐氏海隅集》，目錄又題曰《外編》。蓋其全集之一種。十二公各為一篇，不載經文，而一一排比年月，隨經詮義。蓋漢代經、傳别行，原不相屬。似乎創例，實古法也。大旨以《春秋》所書皆據舊史，舊史所闕聖人不能增益。如隱、莊、閔、僖不書即位，桓三年以後不書王，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不稱天，以及日月之或有或無，皆非聖人所筆削。一掃《公羊》、《穀梁》無字非例之說與孫復、胡安國無事非譏之論。夫《春秋》之作既稱筆削，則必非全錄舊文，漫無褒貶。學謨持論雖未免矯枉過直，然平心靜氣，不事囂爭，言簡理明，多得經意，實勝宋元諸儒之穿鑿。其駁夏時周月之說曰：“為下而先倍，烏在其為《春秋》也。”可謂要言不煩者矣。

　　春秋事義全考十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姜寶撰。寶有《周易傳義補疑》，已著錄。《明史·藝文志》、朱彝尊《經義考》俱載是書二十卷，而此少四卷。然檢其篇帙，未見有所闕佚，疑或别有附錄而佚之歟？其大旨雖以胡《傳》為本，而亦頗參以己意。襄公、昭公以下胡《傳》多闕，亦胥為補葺。中閒地名以今證古，雖閒有考訂，皆無以甚異於諸家。惟向來說《春秋》者以筆削褒貶為例，故如王不稱天、公不書即位之類，皆謂孔子有意貶絕。是褒譏之法且將上施於君父，揆諸聖人明倫垂教之本意，當必不然。寶獨謂孔子於周王、魯侯事有非者，直著其非而已。後人說經，用惡字、罪字、譏貶字，皆非聖人之意。其言明白正大，為啖、趙以來所未及。可謂闡筆削之微意，立名教之大防。雖頗近科舉之學，不以害其宏旨也。

　　左傳屬事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傅遜撰。遜字士凱，太倉人。嘗遊歸有光之門。困頓場屋，晚歲乃以歲貢授建昌訓導。是書發端於其友王執禮，而遜續成之。倣建安袁樞《紀事本末》之體1，變編年為屬事。事以題分，題以國分。傳文之後，各檃括大意而論之。於杜氏《集解》之未安者，頗有更定。而凡傳文之有乖於世教者，時亦糾正焉。遜嘗自云：“傳中文義頗竭思慮，特於地理殊多遺憾，恨不獲徧蒐天下郡縣志而精考之。”又云：“元凱無漢儒不能為《集解》，遜無元凱不能為此註。”其用心深至，推讓古人，勝於文人相輕者多矣。

　　【彙校】

　　1.“建安”，殿本無。

　　春秋胡傳考誤一卷（通行本）1

　　明袁仁撰。仁有《尚書砭蔡編》，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謂：“宋胡安國憤王氏之不立《春秋》，承君命而作《傳》。志在匡時，多借經以申其說。其意則忠，而於經未必盡合。”其說良是。至謂安國之《傳》非全書，則不盡然。安國是編，自紹興乙卯奉敕纂修，至紹興庚申而後繕本進御2，豈有未完之理哉？然其抉摘安國之失，如周月非冠夏時；盟宿非宿君與盟；宰渠伯糾，宰非冢宰，伯非伯爵；夏五非舊史闕文；齊仲孫來之非貶；召陵之役，齊桓不得為王德，管仲不得為王佐；首止序王世子於末，非以示謙；晉卓子立已踰年，非獨里克奉之為君；季姬之遇鄫子，非愛女使自擇壻；鼷鼠食牛角非三桓之應；正月書襄公在楚，非以存魯君之名；吳子使劄非罪其讓國；《左傳》“莒展輿事以攻”當為“已攻”；齊豹非求名不得；歸鄆、讙、龜陰非聖人自書其功；獲麟而誇以《簫韶》、河洛為傳者之陋，皆深有理解。他若“會防”一條，義不係於胡《傳》；“蔡桓侯”一條，謂葬以侯禮，亦以意為之，别無顯證。石之紛如本非大夫，不應與孔父、仇牧一例見經。仁一概排之，則吹求太甚矣。

　　【彙校】

　　1.此條底本置於《左傳屬事》條之前，與文淵閣庫書次序不符，據殿本改。

　　2.乙卯為紹興五年，庚申為紹興十年。案，《春秋傳》實上於紹興六年。（楊武泉：《四庫全書總目辨誤》）

　　左氏釋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馮時可撰。時可字敏卿，號元成，華亭人。隆慶辛未進士，官至湖廣布政司參政。事蹟附見《明史·馮恩傳》。此書皆發明《左傳》訓詁。中如解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謂王者事神治民，有祠而無祈，有省而無禳。用鼓已末，何況於攻？董仲舒、杜預之說皆誤。考《周禮·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祭、五曰攻、六曰說。”鄭康成註謂：“攻、說則以辭責之，如其鳴鼓。”然則攻固六祈之一矣。時可所言，殊為失考。至昭公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杜註、孔疏皆謂：“冶石為鐵，用橐扇火謂之鼓，計會一鼓便足。”時可則引王肅《家語註》云：“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四石為鼓。”蓋用四百八十斤鐵以鑄刑書，適給於用。則勝註、疏說多矣。蓋雖閒有臆斷，而精覈者多，固趙汸《補註》之亞也。此書舊與《左氏討》、《左氏論》合為一書，總標曰《元敏天池集》。意當時編入集內，故鈔本尚襲舊題。今惟錄此編，而所謂《討》與《論》者則别存目，故各分著其名焉。

　　春秋質疑十二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明楊于庭撰。于庭字道行，全椒人。萬曆庚辰進士，官至兵部職方司郎中。此書之旨，以胡安國《春秋傳》意主納牖，褒諱抑損，不無附會。於《春秋》大義，合者十七，不合者十三。又於《左氏》、《公》、《穀》或採或駁，亦不能悉當，因條舉而論辨之。如胡氏謂“春王正月”乃以夏時冠周月，于庭則引《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1’”，證日至之為冬至，即知周以子月為正月。又胡氏謂經不書公即位為未請命於王，于庭則引《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越四月，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據此則錫命皆在即位之後數年或數月，可知前此之未嘗請命而皆書即位，胡說未可通。又胡氏以從祀先公為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于庭則謂季氏靳昭公不得從祀，其事不見於三《傳》，至馮山始創言之，胡氏不免於輕信。凡此之類，議論多為精確。固非妄攻先儒，肆為異說者比也。

　　【彙校】

　　1.“可以有事于祖”，殿本作“可有事于其祖”，誤，據《禮記·雜記下》原文。

　　春秋孔義十二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高攀龍撰。攀龍有《周易易簡錄》，已著錄1。是書斟酌於左氏、公羊、穀梁、胡安國四家之《傳》，無所考證，亦無所穿鑿。意主於以經解經2，凡經無傳有者不敢信，傳無經有者不敢疑，故名曰《孔義》，明為孔子之義，而非諸儒之臆說。雖持論稍拘，較之破碎繳繞，橫生異議，猶說經之謹嚴者矣。朱彝尊《經義考》此書之外别有李攀龍《春秋孔義》十二卷，註曰“未見”。今案書名、卷數並同，攀龍之名又相同3，不應如是之巧合。考李攀龍惟以詩名，不以經術見，其《墓誌》、本傳亦不云嘗有是書。豈諸家書目或有以攀龍之名同，因而誤高為李者，彝尊未及考覈，誤分為二歟？

　　【彙校】

　　1.《總目》卷五著錄高攀龍撰《周易易簡說》，“《周易易簡錄》”誤。

　　2.“主於”，殿本作“在”。

　　3.殿本“攀”上有“李”字，衍。

　　春秋辨義三十九卷（浙江巡撫採進本）1

　　明卓爾康撰，爾康有《易學》，已著錄。是書大旨分為六義：曰經義、曰傳義、曰書義、曰不書義、曰時義、曰地義，持論皆為醇正。其經文每條之下，皆雜取舊說排比詮次，而斷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國本末》一篇，舉繫於盛衰興亡之大者，别為類敘，亦頗有體要。中閒如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以為是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不知古人紀歲，自有閼逢、攝提格等，歲陰2、歲陽二十二名。其六十甲子，古人但用以紀日，不以紀歲。又如“五石”、“六鷁”，為“外災何以書？為其三恪，且在中國。”不知晉之梁山崩，宋、衛、陳、鄭災，豈皆三恪乎？又“天王狩于河陽”，謂：“晉欲率諸侯朝王，恐有畔去者，故使人言王狩以邀之。其心甚盛，無可訾議。”尤為有意翻新，反於理有礙。此類皆不可為訓。然如謂“鄭人來渝平”，當依《左氏》訓“更成”，其以為“墮成”、“不果成”者，文義皆誤；又解“戎伐凡伯于楚丘”，謂：“一國言伐，一邑亦言伐，一家言伐，一人亦言伐。《公羊》以伐為大，乃不知侵伐之義，强為之辭”，則皆明白正大，足破諸說之拘牽。在明季說《春秋》家，猶為有所闡發焉。

　　【彙校】

　　1.文淵閣《四庫》本為《春秋辨義》三十卷卷首八卷。（沈治宏：《中國叢書綜錄》訂誤）

　　2.“歲陰”，殿本脱，歲陰乃閼逢、旃蒙等十名，歲陽乃攝提格、單閼等十二名。

　　讀春秋略記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1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略記》，已著錄。其學出自黄道周，頗不拘墟於俗見，而持論不必皆醇。是書輯錄舊文，補以己意。所採上自啖助、趙匡，下及季本、郝敬，大抵多自出新義，不肯傍三《傳》以說經者。朝瑛之所論斷，亦皆冥搜别解，不主故常。如謂甫、父二字古文通用，為男子之美稱，“孔父之字嘉，猶唐杜甫之字美”。此與程子以大為紀侯之名，援欒大為例者何異？又力斥《漢書·五行志》穿鑿傅會之非，而於“恒星不見”一條，乃引何休之說以為法度廢絕，威信不行之驗。與胡安國不談事應，而“星孛北斗大辰”仍採董仲舒、劉向義者亦同。至於論隱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2，日有食之”，乃三月非二月；“夫人子氏”為隱公之夫人而非仲子，亦未嘗不考證分明。大致似葉夢得之《三傳讞》，而學不能似其博；又似程端學之《三傳辨疑》3，而論亦不至似其迂，其於二書，蓋皆伯季之閒。置其偏僻，擇其警策，要不失為讀書者之說經也。

　　【彙校】

　　1.文淵閣《四庫》本為十二卷卷首一卷。（修世平：《四庫全書總目》訂誤十七則，苑）

　　2.“三年”，殿本作“二年”，誤。

　　3.“又”，殿本無。

　　春秋四傳質二卷（湖南巡撫採進本）

　　明王介之撰。介之字石崖，衡陽人。是書取三《傳》及胡安國《傳》異同，斷以己意。其“無駭卒”一條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閒，事屢變，文亦屢易。四《傳》各成其說，而斷以義，則胡氏精而《公》、《穀》尤正；質以事，則《左氏》有徵為可信也。”蓋作書大旨如此。其中有本舊說者，如隱公元年闢胡《傳》“元即仁也”之說，本楊時《答胡康侯書》；闢胡《傳》“建子非春”之說，本熊朋來說是也。有據一《傳》而去取互異者，如“王正月”為大一統，從《公羊傳》，而闢其“王謂文王”之說是也；有就四《傳》互質之者，如文公“逆婦姜于齊”，四《傳》異說，舍《左氏》、《公羊》、胡《傳》而從《穀梁》；有專據胡《傳》而亦不盡從者，如定公“從祀先公”，取其“昭公始祀于廟”之說，而闢其“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之說是也。俱頗有所見，不同剿說。至於桓公“公即位”1，《公羊》以為如其意也，介之誤作胡《傳》，而詆其巧而誣；文公“公四不視朔”2，《左氏》、《公羊》以為疾，《穀梁》以為厭政，胡《傳》從《穀梁》，介之誤作三《傳》皆以為疾，而胡氏辨其無疾，亦未免時有舛誤。然明之末造，經傳俱荒，介之尚能援據古義，糾胡安國之失，亦可謂拔俗千尋矣。

　　【彙校】

　　1.“公即位”，殿本作“之即位”，誤，此書卷上桓公有“公即位”條。

　　2.“公四不視朔”，殿本作“之四不視朔”，誤，此書卷上文公有“公四不視朔”條。

　　左傳杜林合註五十卷（左都御史崔應階進本）1

　　明王道焜、趙如源同編。案朱彝尊《經義考》載宋林堯叟《春秋左傳句解》四十卷，引鄭玥之言曰：“堯叟字唐翁，崇禎中杭州書坊取其書合杜註行之。”又載此書五十卷，引陸元輔之言曰“王道焜，杭州人。中天啟辛酉鄉試，與里人趙如源濬之共輯此書”云云。今書肆所行卷數與彝尊所記合，而削去道焜、如源之名。又首載凡例，題為堯叟所述，而中引永樂《春秋大全》，殆足咍噱。蓋即以二人編書之凡例改題堯叟也2。杜預註《左氏》，號為精密。雖隋劉炫已有所規，元趙汸、明邵寶、傅遜、陸粲、國朝顧炎武、惠棟又遞有所補正，而宏綱巨目，終越諸家。堯叟之書，徒以箋釋文句為事，實非其匹。第古註簡奧，或有所不盡詳。堯叟補苴其義，使淺顯易明，於讀者亦不無所益。且不似朱申《句解》，於傳文橫肆刊削。故仍錄存之，以備一解。中附陸德明《音義》，當亦道焜等所加。原本所有，今亦並存焉。

　　【彙校】

　　1.文淵閣《四庫》本尚有《春秋提要》一卷。（沈治宏：《中國叢書綜錄》訂誤）

　　2.杜預、林堯叟註《春秋左傳》明嘉靖初已有刻本，且閒缺宋諱，疑元代林氏單註本以前，已有合於杜註之本。林堯叟《春秋左傳句解》全依杜預註，合併之事或即林氏自為之。王道焜、趙如源同編之說，則又明末書坊所託。（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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