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野获编·补遗玩具

玩具

　　【玛瑙】

　　玛瑙以西洋为贵，其出中国者，则云南之永昌府，以色红者为上，红白相间者为缠丝，品最下，制为酒杯、书镇之属。凡市古董者俱云宋做，盖本朝此石最少，故属之宋以昂其价。二十年，西洋玛瑙遍行天下，其值不过玉之十一，而色之奇幻、质之莹润远胜旧物，闻出辽东宣府一带，每块至有重百斤者。按，宋政和四年，汝、蔡等州上言岩石多变玛瑙，地不爱宝，圣瑞非常，乞下诏封禁以供御用。后数十年果不复再见，今偶尔盛产，他时乏绝，必更踊贵，亦理势然也。至如碧玉，亦重西番，向最艰得，迩年亦大至中华，以故云南碧玉顿贱。

　　【书画学】

　　本朝列圣极重书画，文皇特眷云间二沈度、粲兄弟，至直拜学士，然其书不过元巙子山、周伯琦绪余耳，尚不能敌宋景濂也。画学则宣宗笃嗜，御笔渲染传世不少，而宪宗、孝宗尤精绘事，特人间不恒见耳。又当时承制待诏者，仅仅林良、吕纪之属，无能为圣艺役，较之宋画苑诸公，不啻重佁矣。宋制书、画二学，俱令习《说文》、《尔雅》、《方言》等书，并《论语》、《孟子》，又各占一大经。书以篆、隶、草三体隶法，又以虞、褚、欧阳楷体为宗，画以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人主时出新意校试，以第其上下，至出身略与算学同，以故宋世书画远非本朝可企万一，以今太平盛世，亦宜讲究及此。

　　【秦玺始末】

　　秦玺传授，其说不一。据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正月御史台通事阔阔来告，太师国王木黎华之孙拾得之家得玉印，命御史杨桓辨其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真古传国玺，且以出处始末考据以上。云子婴奉玺降沛公，传至孺子，藏于长乐宫。王莽篡位，使安阳侯王舜迫太后出玺，投之于地。更始灭莽，校尉公宾得之，献于更始，赤眉杀更始立刘盆子，为其所有，盆子奉玺降于光武。至董卓等作乱，掌者投于井中，孙坚征卓得之，袁术夺之于坚妻，术死，荆州刺史徐璆闻献帝为曹操迎在许昌以献之。帝逊位，以归魏，魏归晋。至怀帝遇害，玺归刘聪，传曜，因入石勒，及石虎灭冉闵，为其将军蒋乾所得，以送晋征西将军谢尚，晋始复有此玺。隋灭陈得之，隋亡，萧后携入突厥。至唐贞观四年，后奉玺归唐，后朱温篡唐，入温，庄宗灭温，入后唐，传至明宗子从珂，石氏入篡，珂自焚，玺不知所在。至宋哲宗，咸阳民段义得之以献。至徽宗为金所虏，宝玺俱去。此玺在焉，今出者是也。杨桓之说如此。后顺帝出亡，玺归沙漠，宣德、景泰、天顺三朝，虏酋挟以自夸，称欲进献者，俱祖此说。今儒生辈皆尊信其言，以为秦宝未入中国，乃圣朝缺事，而实不然。宋李心传云：曹魏刻玺，如秦之文，但秦读自右，魏读自左，秦玺已不在魏矣。晋人自刻玺曰“受命于天，皇帝寿昌”，永嘉之乱，没刘石而仍归江南者晋玺也。晋太元十九年，西燕慕容永以玉玺求援于郗恢，传侯景，北齐辛术得之以献高氏，传至隋，皆以误为秦物，而实慕容玺也。晋义熙十三年，刘裕入关，得于关中，历宋、齐、梁、陈而复为隋有者，姚秦玺也；后晋开运之乱，没于耶律者其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乃石敬瑭仿唐太宗旧文为之，此石晋玺也；当时皆误以为秦玺，而秦物亡已久矣。据心传考证，其详核胜杨桓远甚，则今北虏所宝者，正不知何代所作。

　　《五代会要》又曰：梁台城之破，侯景得之，景败，其将侯子鉴匿之，投于栖霞寺井中，僧永行又匿之，至陈永定二年，永弟子始以玺上，不云入于高齐也。又云：隋江东之祸，为宇文化及得之，化及败，归窦建德，及建德败，其妻曹氏以献于唐。不云隋萧后以携上太宗也。又云：同光间内难，宝为火灼，文字讹缺，清泰之败，以宝随身自焚，宝遂亡失。然则秦玺之灰，正在此时，后来宋元符元年咸阳民所得者，元至元末拾得所售者，又何物也？况秦初刻时，既以为赵璧，则卞和所宝、兰相如所夺，皆是物矣。世本又云：秦取蓝田之玉，命李斯以大篆书之，王孙寿刻之，制如鱼龙凤鸟之状，希世之至宝，但不明着其文云何，而《晋书》直云始皇刻蓝田玉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汉高祖佩之，名曰“传国玺”，是秦自有两玺，其文本不同。至晋谢尚所得，正与蓝田玉玺文同，但其文非“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故李心传断以为晋刻。而当时说者又云：其文龙飞凤翥不足拟其势，为摹印之祖，则又似真秦制，非典午时所辨矣。然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毁邺中五级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按，此则秦玺又入元魏，而邺为曹魏旧都，浮屠所藏，正祖疑冢故智，李心传所云秦玺不在魏，又属臆说，且并《晋书》所纪亦不足信矣。元所得玺上刻螭形，其旁无所谓魏受汉玺字，其非秦玺明甚，杨桓何所据而定以为传国玺耶？且当时考订更属可笑，杨桓所辨既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皇后宏吉烈氏手授成宗于即位之日矣，而《杨桓传》中又曰：“受天之命，既寿永昌”，何耶？况秦玺为汉元后所掷，已缺一角，今相传者不言其形，似又完好如初，想后世得玺者，皆知非故物，姑借以涂耳目耶？《通鉴》又云：石敬瑭作受命宝，其文云“受天明命，惟德允昌”，又与仿刻唐太宗受命宝不同，则开运间献于契丹者，果属何玺耶？今但就近世验之：后唐庄宗得魏州僧传真所献传国宝，遂即大位，不三年而死于乱兵；宋元符得不二年而哲宗崩，徽宗即位，天下遂乱；元世祖亦即以得玺之年殂于大都矣，即阿鲁台也先辈攘窃纷纷，不旋踵屠僇，设使真为赵璧，亦非嘉瑞，宜圣明之无取也。

　　汉元后之掷玺也，已目为亡国不祥之物矣，逮后没于刘石，北人珍之，至称东晋诸帝为白版天子，及永和间得玺于后赵，始以正统归之，而晋人以玺至建康，百僚毕贺，其重又如此。至若郗忧所得西燕之玺，传之萧梁，为侯景侍中赵思齐与郭元建因携入北，献于齐文宣，历宇文入隋文帝，命为传国玺，又改名受命玺。及平陈，始得秦真玺，然谓秦宝为后世，且来自亡陈，仍以北朝所传为第一，而秦玺次之。隋亡，窦建德妻以二玺俱献长安。至唐末，业已亡失。迨宋哲宗受段义之献，遂改绍圣之三年为元符，以昭神贶，蔡京请以五月朔受宝，其礼一同大朝会，命名曰受命宝，其时何等张皇。至徽宗大观元年，又得美玉，用旧印文摹刻，曰“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九字，尊之曰“神宝”，而元符受命之宝遂斥不用，其轻之又如此。至高宗南迁，又自作受命宝，其文一如秦玺，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十一宝中之第二。至北军入临安，宋遣贾余庆等奉传国玺纳降于伯颜，伯颜即遣囊加驰献于世祖，则拾得所收与阿鲁台也先所攘，又安知非宋南渡时物也？杨桓所考首云“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此秦玺本文，传至石勒冉闵仍归之晋，正与拾得所藏吻合，其说似矣。然当时冉闵太子智献晋求救，都督戴施驰先入者，其文乃为“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与太元间郗恢再得于西燕者无异，然与桓所称秦玺全文判然不同，何以强合之也？其说之矛盾背驰乃至于此。因思东晋穆帝与孝武两朝所收北方二玺，俱非秦初刻之文，最后刘裕入关上之晋恭帝者，始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李心传但知驳晋三次得玺之非真，而谬云郗恢所献文如秦玺，又失纪魏太武邺下塔中之物，俱不免罣漏，然终不谓哲宗所受为真。若杨桓曲讳后唐潞王焚玺之事，遂直以宋元符所献者当之，傅会以实其事，以故亡元遗种，犹得珍为异宝，夸示中国耳。然其误又不始此也，后赵石虎克上邽时，既得刘曜传国玺送之石勒矣，至石虎僭称天王，又得玺于韩强，其文如秦初刻，则石氏已自有两玺。前燕慕容隽之灭冉闵也，其玺已进之江南矣，而隽又自谓获传国玺，为闵后董氏所献，封之为奉玺君，因僭即帝位，改元曰元玺。是时鲜卑与中国又各据一玺为重。及后秦姚苌之擒苻坚，索其传国玺，坚怒叱之，以玺送晋为言，则燕晋之外又有一玺矣。北齐天保三年，得玺于辛术，以为即永和间冉智归之晋者，然其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与《晋书》所辨文相左。盖高氏习闻刘石得于永嘉者真为秦物，以此玺属之，其误何待言。此后南北又隔，至隋唐俱称得玺，然所宝用者果为谢尚所上耶？刘裕入关所得耶？高齐所受于侯景耶？魏太祖所剖于佛像耶？总不可得而知。至后唐庄宗时，魏州僧献玺，自云其师得于僖宗广明元年黄巢入长安时，至是已四十年，则后来光启二年幸蜀，僖宗付王建负之以从，及唐禅梁命，杨涉奉以入汴，朱温末年付失友文妻，及朱友贞将汴、郑珏请怀以诈降唐军者，不知又皆何物，何以俱云传国玺也？若杨桓所言，宋哲宗时段义献之朝者，为金虏去，元时始出，其说亦似可信。但金太祖天武七年，斡离不败辽主于应州，因得传国玺以献，此时金宋两邦方睦，尚未交兵也。又史称金哀宗走蔡州，宋会元兵入城，自焚，与传国玺同烬，则辽宋破败时各失传国玺，而金亡又并玺一炬，为真为伪，漫无证佐。况《御览》又云：天子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且康”，其文又与秦两玺不同，今世传宋薛尚功旧本玺文尚有三种，即博洽通人未敢定其孰为秦物，况蒜酪胡奴可责以博古耶？

　　拾得一作世德，又作硕德，赵思齐一作思贤，戴施一作戴僧施，杨桓所云王莽校尉，乃姓公宾名就，今但云公宾，亦误，况公宾就得玺以与王献，献自收之，李松入长安斩宪，始送玺诣宛，上之更始，亦非公宾就自献也，事详《御览》。

　　辽兴宗重熙七年试进士赋，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八字为题，其宝之如此。至天祚帝保大二年出亡，失宝于桑乾河，因以失国，得非谶耶？

　　【印章】

　　古来印章俱用铜，王者玺用玉，次则王侯用金。汉人私印，间亦有玉，今多传世，价颇不赀。唐人自名与字之外，始有堂室私记，如李泌端居室是也，然皆铜耳。银印自魏晋间光禄大夫有银青金紫之异，然止施之官署。本朝自玉玺外，凡国宝及亲王或赐番王俱用金，其二品以上俱用银印。其私印用牙始于宋时，我朝士人始以青田石作印，为文房之玩，温栗雅润，遂冠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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