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演义的演化(12)|郑振铎

三国志演义的演化(12)

　　在这许多不同的传本中，足使我们注意的很少，因其本文与罗氏此作第一次（？）刊本的原本并无多大的差别，至多只有几个字的不同，或不关重要的一二句东西的增删而已。例如，以郑以祯本与嘉靖本校对一下，其不同的地方极少，仅在每节之末，加入一句：“毕竟性命如何”（卷二），或“下回便见”（卷三）等等字样而已。此可见这许多刊本必定是都出于一个来源，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的。其与嘉靖本大不同的地方，大都仅在表面上及不关紧要处，而不在正文。综合的研究一下之后，可知诸本之与嘉靖本不同者约有下列五端：

　　第一，加插图。插图似乎是小说戏曲书上必要的东西。元刊本《三国志平话》上原是有插图的。但在明代嘉靖的前半期，插图似尚未为读者所重视。所以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戏曲如李开先的《宝剑记》等皆未有插图。到了万历间，插图的应用才大为发展，几乎没有一本小说戏曲书是没有插图的，连散曲集子及普通的应用书籍也都加上了插图，以为号召。所以在这个时代及其后，出版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无不加有插图，自周曰校本以至熊飞本皆然。且其插图都是很工细可爱的。（直到了清刻的若干翻刻本出现之时，《三国志》的插图方才邻于没落之境，粗鄙不堪一阅。）这是万历以后本与嘉靖本面目不同的一要点。

　　第二，卷数、回数的不同。嘉靖本的卷数是二十四卷；周曰校本及夏振宇本、郑以祯本是十二卷，余象乌批评本是二十卷，以后，许多闽刊本，大都亦为二十卷。为什么他们要将原书的二十四卷并合为十二卷或二十卷呢？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重要的原因，大约全为的是卷帙上的便利吧。然无论他们是二十卷，是十二卷，其分为二百四十节，却与嘉靖本完全相同。在十二卷本则每卷为十节，在二十卷本则每卷为十二节。但到了最后，更有二种不分卷，只分为一百二十回的李卓吾评本出现，一为闽吴观明刊本，一为吴郡宝翰楼刊本。他们将嘉靖本的两节，合并为一回，两节的节目，即作为回目的二句。因为并不曾加以修改，所以“回目”却是并不对偶的，完全与原文无异。又每回之中，仍分为上下二节。其结果，仍与嘉靖本之分为二百四十节无所殊别。他们之所以必将二百四十节合并为一百二十回者，其原因乃在要使回目成为相对的二句。回目之所以必须对偶的二句，则为当时的风气，使他们不得不如此。《水浒传》的回目早已成为对偶的二句。《西游记》的回目是对偶的。《金瓶梅》的回目也是对偶的。时代的风尚使《三国志》的编者也不得不将两节并合作为一回，以期每回也得有两句标目——虽然他们还没有胆气与学识去修润原来参差不对的两句标目而使之对偶齐整。

　　第三，加入批评。嘉靖本并无批评；周曰校本也只有圈点、音释而无批评。有批评的一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当始于万历二十年出版的那部余象乌批评本。余象乌字仰止，与其兄弟余象斗等同为闽南著名的书贾，刻印了不少新旧书籍。他们会作诗，会写小说，也会批评故籍。那时，所谓李卓吾氏的批评尚未流行，钟伯敬等的批评，也尚未出世，于是余氏便自挥巨笔，逞臆批弹。他并不批评原书文字，只是批评原书事实。这是与张采之批评《西厢》、《水浒》，毛宗岗之批评《第一才子》完全不同的。例如他“评（姜）维擒徐质”道：“姜维与夏侯霸领兵于蒺藜寨外，多置鹿角，作为久住之计，以擒徐质，谋何高也。”“评晋主问刑”道：“晋主问孙皓之刑，而皓举弑逆对，贾充当愧死于地下矣。何默默而无人心也。”“评晋朝一统”道：“此记凡三国君臣，尽皆善终，讵知一统，归于晋朝矣。”文字似通非通，的是略略知书识字的书贾的笔墨。过了不久，吴观明本及郑以祯本出版时，便知利用李卓老的高名，而以标榜他的批评或批注为号召了。闽地以外的书坊，如吴郡宝翰楼之类，便也立刻的传录或修改这些卓老批语以为号召的了。所谓李氏批语，虽各本不大相同，总之是很浅陋的。郑以祯本还是照原来字样写刻的，有如陈眉公所评的诸种传奇，用以表示这是真迹。大凡卓吾之评，约可分为两类。一为批评书中人物，其可笑多有类于余象乌氏。二为批评原书的文法及叙写与乎指出她的缺点，这是余氏的笔锋所未及的。所谓卓吾氏的批评本，对于原书颇知保存本相。他有时不客气的讥弹原书的不合理处，却只不过是“指出”她而已，并不敢动笔加以修改。这是他的值得称赞的一个好处。或以为凡所谓卓老批评诸书，皆为叶昼所伪作，此亦无什么确证。叶昼所评的《橘浦记》，今见到明刊本，固是自署着他自己的姓名，而非用卓老之多的。

　　第四，“按鉴”增补。所谓“按鉴”，在周曰校本已是如此标榜着的了。他说：“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又说，“缺略有增补”。其实他所增补的，真是微乎其微。余象乌本也题着“按鉴”二字，我们未见此书全本，不知所谓“按鉴”者究竟何所取义。也许此“按鉴”二字已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每本都要如此的标榜着的了。在明刊本的《新刊徐文长先生评隋唐演义》的卷一标题之下正文之上，有着下列的几个字：

　　按隋唐史鉴节目

　　起自隋文帝仁寿四年乙丑岁改元大业元年至
　　炀帝大业十三年丁丑岁秋七月凡十三年事实

　　《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的卷一之下，正文之上，也有着“按宋制孙甫史记：子丑乾坤判，惟寅人所生”一篇短短的文字，叙述历代沿革及唐代的诸帝名号。其他《南北宋》、《东西汉》、《东西晋》诸演义，也都于每卷之首或末，写着这一卷所载的某年至某年的“事实”一段文字。也许这些添加于原文之上的东西，便是所谓“按鉴”之意吧？余象乌本，在卷首卷末皆无这种年数的统计，也许在卷一之首，为了嫌原文直题“后汉桓帝崩，灵帝即位”过于单刀直入，所以加上了象《残唐五代》之上所加的文字似的一段文字也说不定。在郑以祯及许多别的本子上，则于每卷之末，皆有一行关于年数的结算。郑本凡十二卷，共有十二行这样的总结算：

　　第一卷之末写着：“起汉灵帝中平元年甲子岁至汉献帝初平三年壬申岁，共首尾九年事实。”

　　第二卷以下，写的是：

　　（二卷）起汉献帝初平三年壬申至汉献帝建安四年己卯岁，共首尾七年事实；

　　（三卷）起汉献帝建安四年己卯至汉献帝建安五年庚辰岁，共首尾一年事实；

　　（四卷）起汉献帝建安五年庚辰岁至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戊子岁，共首尾九年事实；

　　（五卷）起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戊子岁至本年止，共首尾一年事实；

　　（六卷）起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戊子岁至汉献帝建安十六年辛卯岁，共首尾四年事实；

　　（七卷）起汉献帝建安十七年壬辰岁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戊戌岁，共首尾七年事实；

　　（八卷）起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岁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庚子岁，共首尾二年事实；

　　（九卷）起自蜀昭烈章武元年辛丑岁至后主建兴三年乙巳岁止，共首尾五年事实；

　　（十卷）起自蜀后主建兴三年乙巳岁至本年止，共首尾一年事实；

　　（十一卷）起自蜀后主建兴九年辛亥岁至延熙十八年乙亥岁止，共首尾二十五年事实；

　　（十二卷）起自蜀后主延熙十九年丙子岁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庚子岁止，共首尾二十五年事实。

　　象这样的年数的统计，也许便是所谓“按鉴”增补吧；——至少也是“按鉴”增补的一端。

　　第五，加入周静轩的诗。我们未见到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时，每以为所谓“周静轩先生”的诗是罗氏原本所本有的。但我们一执了嘉靖本与其他各本对校一过，便立刻知道周静轩的诗，乃是嘉靖以后人所羼入者。在嘉靖本上，什么都有，特别是诗词，与诸本完全相同，独独是没有周静轩的诗。我其初还疑心嘉靖本的刻者，也许是一位毛宗岗的同志，他觉得静轩的诗实在不大高明，所以把他们刊落了。然而经过仔细考察之后，便知道这一个猜测是不对的。第一，嘉靖本中所谓“史官”、“后人”的诗，实在未见得比静轩的诗高明了多少。例如：

　　汉室倾危天数终，无谋何进作三公。
　　几番不听忠臣谏，难免官中受剑锋。

　　（嘉靖本卷一）

　　荆州兄弟两相猜，诸葛三含口不开。
　　以使片言能救脱，至今犹在玉梯台。

　　（嘉靖本卷八）

　　武侯魂已升天去，军士号啕血泪流。
　　因念从前恩德重，甘心不食丧荒丘。

　　（嘉靖本卷二十一）

　　这几首诗，谁能说与下面所列的那几首“周静轩先生”的诗有什么高下之不同呢？

　　董贼潜怀废立图，汉家宗社委丘墟。

　　满朝臣宰皆囊括，惟有丁君是丈夫。

　　（一卷，《废汉君董卓弄权》）

　　昭烈乘危一骑行，蜀兵追急绕山城。
　　苍天终祐仁明主，又遇张飞救驾兵。

　　（九卷，《孔明定计捉张任》）

　　为国平蛮统大兵，心存正道合神明。
　　耿恭拜井甘泉出，诸葛虔诚水夜生。

　　（九卷，《诸葛亮五擒孟获》）

　　仲达深谋善用兵，孔明妙算鬼神惊。
　　临危解作疑兵计，十万曹兵怕近城。

　　（十卷，《孔明智退司马懿》）

　　兴师伐魏报先王，天命何其有短长。
　　仲达料人真妙算，预知食少事烦亡。

　　（十一卷，《孔明秋夜祭北斗》）

　　报国心坚不顾家，见危授命念非差。
　　当时若听诸谋士，安得人称井底蛙。

　　（十二卷，《忠义士于诠死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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