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4)|瞿秋白

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4)

　　他以“争取政权”与“因贫乏而起的斗争”相对待，实在已经全失马克思主义之“互辩法的唯物论”（Materialisme Dialectique）[17]。这两种斗争，只有在动象中流转而互相变成，绝不可以分立对待。考茨基又道：

　　除此一部分实有训练有预备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外，另有一部分，——人数非常之多的无产阶级，然而因环境所逼，绝无组织能力，而不能反抗资本主义，他们仍旧非常贫乏，竟常常日益窘困。

　　始终考茨基也不能否认真正无产阶级的群众，不过他否认群众的力量，却是第二国际派改良主义的总原因。此下又论及“策略”（Tactiquc）上的问题，更明白的表示他所以与共产国际派分道扬镳的缘故，他以“劳工贵族”为支柱，而共产国际则赖无产阶级最革命的群众。于是考茨基的结论乃是：

　　这一部分无产阶级，因为无经验无知识，又正力求自由及物质生活的改善，往往容易为一班独断论者（指共产主义派而言）所诱。此等独断论者，别有用心，或轻浮喜动，拿甜言蜜语诱惑这一部分贫苦的无产阶级，来与有组织有训练的无产阶级斗争，——那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是很明白的，他们只在能力范围之中，慎重小心的解决各种问题。……

　　诚然不错，资产阶级为保存现社会起见，不但力谋离间无产阶级，而且已经实行这一计划，既有“劳工贵族”（熟练工人、工头），及“劳工平民”（普通工人，苦力）的分别，资产阶级便能利用前者，而压迫后者。所以资产阶级尽可“优礼”工人的贵族，显显“民主”精神，而实际上大多数劳动群众大受其苦，革命的改造社会事业大受挫折。于此可见社会民主派的功能。

　　（五）经济的恐慌论　考茨基现在对于“恐慌”（Crises——或可译作“危机”）的理论，以为经济的恐慌渐有“缩小范围”之势。事实却相反。其实欧洲大战，也可以说是经济的“危机”之特别形式。全世界现在处于极大的危机，而考茨基不愿睁开眼看一看清楚。甚至于有人以为欧战之后，资本主义更加稳固。就是极平常的自由主义派，和平主义派，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人人都觉得现社会的弱点，不能否认。而第二国际反有此等奇论。难道是资本家再多打数次仗，资本主义更要稳固百倍呢！

　　（六）无产阶级革命论　考茨基现在还是否认俄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的。据他的意思，什么样的革命才是无产阶级的呢？他说：（一）资产阶级革命用强力的手段；（二）无产阶级革命可以不用强力，正因他是无产阶级的，所以不得不与资产阶级故意立异。更有人说，一切强力都是反动的。可是昂格士论革命说：革命是天下最有威权的事，是历史的大事，简言之，就是一部分的平民以刀剑或枪炮强制别一部分的人服从其意志。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如此。考茨基却以为枪炮刀剑等强力的工具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不应当用他们。那么，盾牌，障壁（barricade）也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也可以不必用。假使再说资产阶级在他革命以前，曾以思想为武器以反抗封建制度，那么，现在无产阶级也可以不必思想！

　　（七）其次则有联立政府问题　是考茨基最得意的发明。这一问题，实是他否认独裁制的工具。请先看马克思的话：“我之前，已有人略知阶级斗争的学理，独有我的学说，乃在于资本主义发展之结果，因客观的必要，必至于无产阶级独裁制”。再则马克思的《社会民主派党纲之批评》中说得更详确：

　　资本社会与共产社会之间，有个时期，是为资本主义经革命而变成共产主义的过渡。那时政治上，亦有相当的过渡时期，——其时的国家，必为无产阶级之革命的独裁制，而非别种形式。

　　马克思如此说，而考茨基却不然。考茨基的立论是：

　　在最近一年的经验看来，我们可以略变马克思此语的形式，而为：

　　纯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与纯粹无产阶级民主国家之间，有一个时期，是资产阶级国家变成无产阶级国家的过渡，那时，政治上亦有相当的过渡时期——其时的政府，依公例当有联立政府（劳资妥协而联立内阁）之形式。

　　此处已绝无共产主义及革命之痕迹，简直比修正派的理论还要可笑。请问：联立内阁如何能过渡于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如何能过渡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西欧，尤其在德国，已实有经济能力。资产阶级所赖以镇压无产阶级的，正不过是政权，现在考茨基不要革命，只要联立妥协，联立内阁之下，资产阶级的阁员要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议员要帝国主义，而无产阶级的阁员议员却要社会主义。如此，没有一件经济事业的议案，可以稳稳当当的通过的。无论其他！外加四围的资本主义国家外交上的恐吓，军事上的侵略，国内资本家可以借外力而以强逼方法挤出“无产阶级”的或社会民主派的政治势力。现今德国的局面，岂不是如此！并不是由联立政府过渡于纯粹无产阶级的国家，而是由联立政府退到纯粹资产阶级的国家。所以实在必须以革命的独裁制取得政权，卸除资产阶级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武装后，才能达到改造社会之目的。凡此一切，都足以证实“社会改良”理论上之各方面的谬误。

　　然则我们现代的社会，究以那一观点来考察，为最能得其适当的综合概念呢？或以工人阶级所处地位，以资本之集中的过程为主要点，或更于“党纲”上加以新社会构成之各要素，都可以。然最重要者，莫若以资本主义社会间一切种种矛盾冲突之增长激厉为观点。我们如今眼见着此资本主义解体的阶段，尽可更加以资本主义发展史之回顾。换言之，实即以“社会史中资本主义的一大时期间，社会内部继续不断的矛盾冲突”为考察时之总线索。资本主义的“争竞”，必发生种种矛盾冲突，至欧战乃得一极大的极明显的表示。欧洲大战，其实不过是资本主义之“无政府状态”的天性极激厉的暴露而已。若能于此发见：资本主义社会因此矛盾之爆发，已无久存之可能，则自可得而说明其他现象：如自资产阶级分离而出的各部分，现社会之新结构，工人阶级之地位等等。依此线索而研究及于帝国主义。

　　（八）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的性质，最可注意的有一点：即“财政资本”所应用的强力政策。何以有此特殊形式？此一强力之最后的根据何在？这可以有多少种解释，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独占”性质。然而要注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前的一切经济学，马克思派亦在其内，所讨论研究的“竞争”及其各种现象，都不出于一种：就是“工业资本”时代的“竞争”。这是单个的企业家之间的斗争，其对付竞争者之方法，往往适用跌低货物的价格。马克思所论，差不多完全是这一种“竞争”。至资本主义之帝国主义一时期中，此种“竞争”形式，早已不是第一等的了；现在已经有别种形式，因此时跌低价格的手段，已经用不得。譬如说，煤业“新狄嘉”（Syndicat）[18]与铁业“新狄嘉”争取赢余价值，当然必不能用跌低价格的方法。只能用强力的方法，如同盟抵制、政争倾轧等等，现今最有势力的，更莫如“托拉斯”，分裂各国内资产阶级而令竞争，以渐兼并。其实此种“托拉斯”是一种“合组的企业”。此种企业的“竞争”方法，当然侧重于强力。国际分业，有所谓工业国，有所谓农业国，各国内各业间之复合的组织，——凡此一切都令帝国主义国家，舍强力外，不能取别种政策。因此新发生的“竞争”之种种形式，必引各资本国入于战争。

　　（九）国家之功能　于是“党纲”之中，必特别注意于国家功能之说明。马克思主义者很可以公开的说，国家问题实未详细研究。此中的原因，却在于马克思主义发生的时代环境，当时经济学上之自由放任主义正甚。所谓“自由竞争”真无限制。至于现在，经济上既处处非用强力不可，则国家功能之重要，实不可掩，不论从那一观点看来都是如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有此种感觉。因为一方面无产阶级当破坏此一组织，而别方面又应当建设新的来代替他。然后借此新国家为动力以求变革经济关系。故于“党纲”之中将特意详尽说明国家在资产阶级政权之下与在无产阶级政权之下的功能，以至于消灭国家之条件。

　　（十）教育独立说　从前社会党对此问题，在“党纲”上往往不大讨论。现在呢无产阶级要取得政权，改造社会，则社会事业中种种职员之养成问题，行政人员之训练问题，科学宝藏之保存进化问题，也就非常之重大；决不象当初还没有直接实践的可能时，可以稍缓。

　　（十一）社会主义之渐成　其次便当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实有社会主义渐就成熟”之问题。马克思学说之精萃，正在所谓新社会已包孕于旧社会。然因此一问题，第二国际派误解最多，尤其要有更具体的解释。我们应当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所要求的甚多，有时，无产阶级革命且往往引起生产力的低落。而资产阶级学者及改良派却想证明，损失所以如此之大，乃是社会主义还未成熟而强行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发达还没到此时机。所谓新社会的成熟其实有两种形式：一是资本主义成熟于封建制度的内部，一是社会主义成熟于资本主义之下，两种形式绝不相同，决不可以混淆，尤其不可以死范式强相比附，资本主义最初的发展，——从工人，管理员，技师，以至于资本家——完全能在封建制度的内部发展。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之下，却绝对不能有如此优越之环境。工人阶级要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管理生产，造成社会主义，岂是可能的事！所以，资产阶级社会内部而有社会主义成熟，其特征与资本主义当初发展成熟之过程相较，大不相同。当在封建制度统治之时，资本主义已自有其行政管理的人材及经验练习。无产阶级则不但经济上受压迫，政治上文化上亦是如此。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工程师技师等等，他逼不得已只能在实行其独裁制之后，有了可能，方得学习，只有那时，他方能推开高等学校的门。文化上的比较，自然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蠢，比资产阶级笨。可见无产阶级在资本统治的范围内，不能成就其组织新社会的能量。此两种“成熟”性质之不同，必须牢记。所以，社会主义之成熟，在革命前，差不多只有客观的方面，至于主观的方面必待积极的奋斗于革命之后。并不是不爱“避难就易”，实在是少不了的牺牲。

　　（十二）社会主义之增长　社会主义既有客观方面的成熟，必继以增长进化。修正派以为“社会主义之增长”，亦可以在资本主义之下，反正用不着革命。固然，社会主义之增长，决不单靠革命后政府之命令通告，然而必待无产阶级独裁制确立，此种“增长”的过程方能开始。无产阶级必须毁灭旧国家，取得政权，然后方能以其新国家为动力，秉其集合性为原则，改造经济关系。此处当有一极长的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及交易制度逐渐推广，渐渐扫除资本主义的遗迹，以至于完全变资本主义的社会为社会主义的社会。

　　（十三）社会主义之“国内”的范式　俄国革命以前，所谓“有规划的集合经济”，只有大概的研究，只有很抽象很简略的概念，没有具体化。十月革命之后，实际的经验，自然发生“社会主义之国内的范式”问题（所谓“国内的”，当然仅指生产关系上之经济区域而言）。如以资本主义而言，则法美的资本主义，各有各的特征。可以一比较法国之放债盘利的资本主义及美国之纯粹的“财政资本主义”，或是英德之“托拉斯”“新狄嘉”的历史，都是各有相异之处。自然，现代“世界经济”的融合，一切都有渐渐同化复合之势。然而社会主义只能建筑在现存的实有的基础上，所以将来会发现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形式，或者可以说是那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之继续变革。固然此种种“社会主义生产”之不同形式，必当渐就更广泛的同化复合。至于最初一期，虽至各国无产阶级都已取得政权之后，却必暂呈互异的社会主义，——各国各有其特殊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马克思派的经济学家，大可公开的说，俄国的社会主义，比较起来，实在是大部分“亚洲式”的。俄国农民经济超过工业经济等等特殊状态，大足以令其社会主义发露落后性。

　　（十四）“新经济政策”　因此实际的经济的研究，便可知“新经济政策”之重要（“新经济政策”之意义和制度，见我在北京《晨报》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之莫斯科通信），亦为“党纲”中所应注意之问题。“新经济政策”，可以由两种不同的观点观察之：一，则可以为革命的策略，二，则可以为经济建设的合理政策。其实无论那一国的无产阶级，既得政权，必遇见经济事业的最困难的难题，就是两种经济制度的冲突：一种是无产阶级所能管理整顿的，能以规划辖制的；一种是无产阶级无法以预定规划整理的。假使无产阶级不察此种经济制度势力强弱之比例，而自取管理者太多，则必令生产力不但不能发展，反就停滞，无产阶级亦非能一挥而成仙境。他必不当以其规划强制小生产，小农经济，——个人的农村经济。况且他所取既太多，要行管理，又须言建设极大的行政机关，要将小生产经济都拿来国家经营，所须行政人员就未免太多，国家支出太费。其结果，反而是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机关阻滞生产力之发展。若有此现象，无产阶级应当立刻收缩减少行政人员，改组经济机关，否则小资产阶级激而走于反革命。所以“新经济政策”一方面是俄国的特别现象，一方面亦是普通的原则。组织经济事业，本当先考察农工各业间势力强弱之对比，能作集合生产者由国家管理，不能者留与小资产阶级，各得其发展之正道，并令有较概括的规划，——使社会主义经济渐渐超越融铸此小资产阶级的经济。至于社会的阶级关系爆裂之际，旧社会以武力镇压之时，革命怒潮汹涌，政治上的斗争战略，往往紧急于经济建设万倍。——政治上不得胜利，资产阶级也不容你来行什么“新经济政策”。那时必须要有军事上的运用，——架起障壁来巷战，斫断电杆绝敌人的耳目，难道这也会增高生产力么？决死的战争中，丝毫不容姑息，而和平的建设事业，也不应当为幻想的社会主义原则所阻滞。

　　（十五）综观的策略问题　“略”本是政争中一阶级对于其他阶级的态度，——有如军事上的策略，战阵之间友敌各军情势的窥测既明，便可取定和战迎拒攻守的方针，或者可以联盟共守，或者可以共同出战侵袭公敌，或者可以使一方守中立，而自己独战。阶级斗争之中，各阶级拥护旧社会攻击旧社会的态度，以及其实力，必不十分相同，所以革命的政党必有“策略”。策略本可随时随地而变，然而有总原则，也应当规定在“党纲”之上。譬如，共产派在封建制度或宗法社会尚未倾覆的殖民地上，对待资产阶级的民权运动、民族运动，所应取的态度：因大多数平民同受帝国主义的摧残，有几阶级应当合作，共御公敌，以至于无产阶级有能反守为攻的时候，彻底要求“民权”，达到最大多数劳动平民的胜利。至于共产国际之总体，对待工业国内的改良派工团派的态度，对待殖民地上的解放运动之诚意，亦都可以察各社会间阶级的关系而类推以定改造社会的斗争中之策略。再则，如今更有策略上的新问题。其一，无产阶级政党绝对不能冒昧得敌党的资助，而无产阶级国家却不妨向资产国家借款；因为政党所行纯系在野的革命事业，无所建设于社会主义，而国家之借款，既以建设社会主义，亦即以巩固革命，推展革命。其二，处帝国主义国家之中，无产阶级政党万不能赞助防卫资产阶级政府之战争；而在无产阶级国家或殖民地，在相当机会中或竟赞助攻伐帝国主义国家之战争，因是防卫无产阶级革命就是摧折帝国主义的势力。凡此，都是策略总原则之举例，策略之破坏及建设的两方面，本须有积极的综观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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