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一九二二年之丰收|瞿秋白

苏俄一九二二年之丰收

　　（一九二二年八月八日）

　　饥灾后之复活节——俄境内之“海牙会”

　　一九二一年的饥灾，俄国经济，大受损丧。一九二二年夏，天时颇正，年成好的，早有预兆，俄国国民连年受战祸灾祲，至此才缓的一口气转来。据全俄中央统计局的报告，已可略述丰年的景象。

　　现在的收获刚刚开始，所以统计的报告，还没有完全，可是更就已得消息，已经可以一见今年农业状况之增进。全俄总算，今年农产秋季的收获约共十有九万万铺德[1]（每铺德抵中国三十斤）。如连乌克兰算在内，则有二十八万万五千万铺德，每一国民平均可得二十九铺德以上。除去预储来年种籽外，实得亦约有二十四万万铺德。麦产之外，尚有马铃薯，共二万万五千万铺德以上。

　　假使要根据此数，推算市场上农产品的增多数量，那却必须先除出农民的消费量。农民自己消费之余，才有余粮流入市场。然而农民消费量，很不容易计算，他们多有多吃，少有少吃，其它一切喂牲口，留种籽，也是如此，并无预定额量。如以战前而论，平均每人消费量为二十六铺德，其中七铺德已算入牲口食料之中，经欧战之后又继以国内战争，积极的消极的每少参与革命事业之农民经济，当然一时还不能恢复战前的常轨，战前每年收获往往达四十五万万铺德以上呢。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间，消费量早已减低。城市居民每人约十铺德，农村居民约十二铺德，最多者也不过每人二十一铺德而已（这已在于其地产量之多增）。如单以这一年而论（一九二一年夏至一九二二年夏），平均消费量大约如此。俄国及乌克兰国总计城市居民所消费为一万万七千五百万铺德，乡村居民则为十六万万三千万铺德，共十八万万零五百万铺德，依此计算，则下年（一九二二年夏至一九二三年夏）当可有余粮四万万铺德（亚俄欧俄并算在内），再加上乌克兰之三万万四千四百万，共计七万万四千四百万铺德，此中除出城市居民享用市场之消费量，全俄当有纯粹的余粮五万万七千一百万铺德。

　　然而此五万万七千一百万余粮却不能全算做流入市场的货物。因为既是丰年，人民自能增加其消费粮，或且储蓄起来。战前地主每年存储的食粮，约有四万万至五万万铺德，约当每年收获百分之十至十五。普通农民的粮栈中，存储数量每年也有三万万至三万万五千万铺德之谱。所以算来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之余粮，除出约存储数量为百分之十后，仅有三万万铺德，再除出增多之消费量，余粮之能流入市场者大约平均数仅有一万万五千万铺德。劳农政府还当用食粮课税法及商业交易法，诱此余粮使流入市场，否则渐渐散用于农村经济间，国家城市消费者所得甚少。

　　虽然如此，只要劳农政府商业政策得手，单这一万万五千万铺德的余粮，已经大足以舒展俄国的经济生活，利用之振兴实业，创办电站，购取国外的机器等，来年的经济状况大可乐观。俄国报界现在称此丰年为“国内之海牙”，“假使在海牙向外国资本家借钱没有借到，幸而国内年成大好，可以回头向农民阶级借面包”，虽则数量甚微，然在七八年继续战祸灾祲之后未始不因此而如释重负呵。

　　今年收获成绩与去年灾歉期对比而观，尤足以见农业增进之动象。

　　“消费诸省”，去年收获二万万五千四百万铺德，今年当只有二万万四千八百万。

　　“生产诸省”，去年灾歉，收获三万万三千九百万铺德，今年当有八万万零五百万。

　　东南诸省，去年灾歉，收获八千四百万铺德，今年当有二万万零二百万。吉尔溪兹[2]共和国（新疆之西，俄国联邦之一）去年灾歉，收获五千二百万铺德，今年当有九千八百万。

　　西伯利亚，去年收获二万万三千万铺德，今年当有二万万三千六百万。

　　乌克兰共和国，去年一部分灾歉，收获六万万零二百万，今年当有七万万八千八百万。

　　全俄总计（连克留摩半岛[3]在内），去年共收获十五万万六千六百万铺德，今年当有二十三万万八千万铺德。今年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三光景。

　　〔注一〕上文所述“消费诸省”系指北部诸省，其本地出产向不敷供给居民者而言；“生产诸省”，其义相反。

　　〔注二〕上文所述数字，皆为大约的总数，并非细案的清帐，且已除去来年的种籽数量。

　　此中所算收获数量，连食粮税亦在其内，据统计局报告的按语，食粮税今年约可得二万万八千万铺德。此以黑麦为单位而算，其中尚包括肉油等税在内，除出杂税、及收税之十分之一（预作为不能及时交纳的空头帐），则国家粮食之税收入，至少当有一万万七千万至一万万八千万铺德之谱。所以来年劳农国家城市居民的食粮状况，也大有改善之倾向。

　　附：

　　劳农政府赴中国代表岳飞[4]已启程，闻并带有与日本开始撤兵问题之谈判的责任云。远东方面，消息当较近，祈读者注意，记者不多赘述了。

　　一九二二年八月八日

　　原载一九二二年十月七、八日《时事新报》

　　署名：瞿秋白

　　注释

　　[1]铺德，今译普特。

　　[2]吉尔溪兹，今译吉尔吉斯。

　　[3]克留摩半岛，今译克里米亚半岛。

　　[4]岳飞，今译越飞（一八八三——一九二七），苏俄外交官。一九二二年三月以全权代表身份来华，代表苏俄政府与北洋政府洽商外交承认及其他问题，未果。一九二三年一月转赴上海，与孙中山先生会晤，发表联合宣言。不久奉召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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