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2)|瞿秋白

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2)

　　“苏维埃政府之国家的资本主义”——财政改良问题之讨论

　　社会改造之中心问题在于经济组织之整顿，推翻旧的，创造新的。俄罗斯革命的价值就在于他经济改造政策的适当与否而定。俄国工业程度及无产阶级的组织在战前本是落后的，所以当俄国布尔塞维克革命起时，各国无不惊骇，引为奇事。记者于《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一篇中已经论及俄国经济组织的实况，共产主义之理论及共产党在俄国实行其理想之办法。

　　自第十次共产党大会之后，食粮课税及自由商业令随即公布，苏维埃以前的经济政策随之而变，这是时势之所要求。于是自由商业问题、协作社问题、工资率问题、货币制度问题——这是关于经济的，食粮委员会及协作社的权限问题、国外通商委员会及财政委员会征集管理硬币的权限问题、最高国民经济苏维埃的改组问题并及于职工联合会问题——这是关于行政的，一时都成舆论中及官厅里的谈资。前日（五月十七日）全俄国民经济苏维埃大会及全俄职工联合苏维埃第四次大会都已开会了。这两会中，是要解决俄罗斯的经济问题的。列宁于此时（五月十八日）乃在莫斯科苏维埃及共产党莫斯科省会机关报《共产主义的劳动》上发表一篇文章，很有趣味，题目：《苏维埃制度中之国家的资本主义》。

　　行自由商业制，就不能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今所当讨论的问题，就全在于“以国家资本主义之舵把持定不可免的资本主义发展方面，便于不远的将来，变此国家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第一当先知苏维埃制度中实际上国家资本主义将是什么。

　　最简单的，苏维埃当局所“着手”于国家资本主义者——就是租借地。苏维埃制下之租借地是什么？这就是因反对小私有财产的（宗族制的及小资产的）阶级，苏维埃的无产阶级的国家当局与“国家资本主义”所订的协约，所结的同盟。租借者是资本家。租借者办租借地纯是资本主义式的，他愿与无产阶级政府订协约是为着要获得厚利。于苏维埃当局有利的，却在生产力的发展，及出产品的增多。我们有几百个工业者、矿业者、林业者。我们不能工作——机器不够，食粮不够，运输不便。因此同样的原因，别种的事业我也办不好，因大企业办不好，而小私有财产阶级的力量处处发现：近郊的（随后全数的）农业坠落其生产力，他们对苏维埃当局的信任心渐失，朋比为奸的小投机事业发生（这是最危险的）。苏维埃政府“着手于国家资本主义”而倡租借地，以大生产敌小生产，以先进的生产敌落后的、以机器的生产敌手工的，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增加大工业的数量，增加国家管理经济的力量，与小资产式而无政府的经济状态取得均势。

　　租借地为国家资本主义形势之一，比之其他苏维埃制度中的国家资本主义之形式，似乎是简单明了正确而具有顺序的办法，此中困难确是有的。然而比之着手、发展、辨别国家资本主义之其他形式，这样的困难还算是最小的。

　　政策上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要会适用租借地政策的原则于其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自由商业、地方交易等类。——租借地—其一。

　　我们再论协作社。物产课税令既公布，不得不急急扩充协作社的“自由”及其权限。协作社亦是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之一，然较不简单、较不正确、较无顺序，而较杂乱，小生产者的协作社不免发生资产的资本主义关系，助这种关系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化的第一步计划。苟有小生计者的发现，及货物交易的可能，这就是不可免的，而且不能有别种现象发生。故所谓协作社的自由与权限，在俄国的经济状态中，就是所谓资本主义的自由与权限。

　　然而“协作社的资本主义”（以别于私人经济的资本主义），在苏维埃政府之下，与国家的资本主义同其性质，因此现在对于我们是有益的。售卖纳税所余食粮之自由愈扩充，我们愈当努力，使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趋向于协作社的资本主义。协作社的资本主义，象是国家的资本主义，因为有他就容易统计、监督、管理，以及订立国家（在此为指苏维埃的国家而言）及资本家之间的“契约的关系”。协作社，是商业的一种形式，比私人的商业有益处，因为他容易联合，组织几百万的人民，而这一点就是将来由国家资本主义过渡于社会主义之中紧要关头。——协作社—其二。

　　现在再论第三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国家对待资本家如对待商人，使他出卖国家的出产品，收买小生产者的出产品而付以“委办利息”。——商人—其三。

　　次论第四形式，国家以国有建筑品，或国有产业，或国有森林土地之类出租于企业家的资本家，出租契约当与“租借地”条约最相象。——企业家—其四。

　　这后述两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我们还绝没有人论到，没有人注意。这是因为我们怕看“微小的真理”，而太常常自己走入“好高的自欺”。我们时常迷惑于“我们”由资本主义过渡于社会主义，而忘记了我们自己的真确的“我们”。（所谓“我们”是谁？）“我们”——是先觉无产阶级的先进，我们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然而先进之辈不过是无产阶级的一小部分，而无产阶级又是全数人民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我们”要能解决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必须先明白，由未到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时，过渡于社会主义的政策，当用何种间接的方法态度。这是问题中的要点。

　　在最近期间应当会想着适宜于容易从宗族制的小生产过渡于社会主义之间接的关系。

　　记者新近见着德外交部驻俄经济调查员史德雷经济博士，他对我说，在战前很研究俄国的工业，以现在比起来，革命的破坏真可惊骇。大工业几乎已等于零，所谓社会改造，可以推翻资本家、私有财产者，而不可以推翻资本（机器材料等）的本身，再加以工人管理而工人又没有相当的知识及道德程度。现在据列宁说来，确亦已知重造资本为必要了，——还得顺他自然的发展，而因势利导之。

　　前一通信已经说及劳农政府有重新恢复货币制度之说。现行所谓“苏维埃钱”，其实并非货币，既不兑现又无保持信用的能效，票面本只当“统计券”字样。如今因国内外商业恢复财政亟须整顿，又值职工联合会开大会要议及自由商业、协作社等问题，所以一两星期以来讨论财政改良的非常之多。现虽尚未告结束，且记一记大概。

　　原来苏维埃政府于最初所谓社会主义之过渡时期中，收入与支出之增长一部分（如农工业品之继续出产而供国家使用者）直接以出产品计算。其余一部分（如已制造成的物品，仅移转位置者，家俱等类，或如房屋，仅须取分配法而非本人消费者）概暂时以“金钱的形式”行之。而卢布价格之低落，却是因为国家尽量多发纸币，即国家所费“金钱”之额超过于人民归还国家之数。革命时支出自然倍增，而在处理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上尤甚。因此纸币发行额就在于国家收入及支出相抵之数。于是：

　　纸币发行额＝支出－收入

　　现在自由商业及协作社交易复兴之后，财政的流通，更加需要，而这种弊症也更加显著，整顿货币流通的现状，就是要使发行额等于零。自然只有减少支出增加收入的一法。减少支出，唯有扩充社会主义的经济，以物产作工资等。其余一个办法就在设法增加收入。劳农政府财政状况既是如此，现在正值各种经济问题的紧急时期，对于这一问题有许多提案不外下列四说：

　　（一）课税法，（二）信用机关法，（三）金类通货法，（四）有证纸币法。

　　一，课税办法，此说要以课税而收回纸币，同时收入增加，发行额减少。就是设种种课税法去吸收人民的纸币，使课税所得足以盖过发行额。然俄政府每年所发纸币额数超过五倍，要使课税所得能盖过这五倍的数目岂非一为难事。如直接税则全国资本都受极大影响。可以用间接的课之于己用物产报酬之工业上，转嫁于农民，附以极重税税率，固然可以。农民以高价得工业品，即交易食粮而纸币折算起来，价越低落，政府可以利用纸币之低落而收回他，另发新币。然而现在城市中所有工业品太少，无所用其课税，农民纸币虽多，有购买力，而政府没有货物，仍旧没有办法，所以这一说恐怕不能实现。

　　二，信用机关，有人说，可以在全国广设各种信用机关，各储蓄银行之类，然而即使储蓄银行办得好，能吸取全国纸币之半数，财政仍旧不能整顿的，为什么呢？现在市面上流通的纸币，本不嫌他太多，而只可惜他本身的信用早已没有了。发行者是国家，国家财产在这社会主义过渡时代，另呈一特别现象。况且并非信用生货币的价格，乃是货币的价格立信用的。虽有信用机关，而所收无信用的货币决不因此而生信用的。协作社本有向社员征募公债的办法，然至今也未见纸币价格增高，——就是一个证据。

　　三，金类的通货，这问题亦不容易，一般人都信政府将发行银币以为纸币的准备金，然而据《经济生活》[2]报上推测，以国家收入支出不能相抵，如永久是发行额超过收回的数量，虽有硬货也是无用。纸币的信用仍旧不能立。那不是徒费一番铸造的功夫，金银的数量么？况且如说铸银币，俄国本非出银的国家，需用银是要靠入口的，如何有能力发行到相当的数量之银币呢？

　　四，有证纸币，所谓有证纸币是仿通常纸币自由兑换金银硬货，不加限制的办法，想使现在纸币，虽不能限制兑换硬货，而可以使国家负其责任，自由兑换国家的产品，拿着纸币，可以随时随地，依定额，取得货物。那时纸币就有保证了。然提此案的人究不能指出无限制兑换的可能。既不能无限制兑换，就是有些保证，也不中用得很。

　　这四种办法都很困难，不易解决。至今财政问题还在磋议之中，据劳动委员长史美德[3]的意见，“根本解决只有振兴农工业，增加实际上的富力，才作得到。革命时发行纸币是可能的，然纸币价之低落也遵一定的法则。所以在现在俄罗斯这种经济状况之中的财政问题，另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卢布价格，一九一八年时，大约一旧卢布值一百新卢布，到现在要有一万卢布才抵得上一旧卢布的价值。价格的低落到如此，所谓‘卢布’，早已失其本位的资格了，所以现时无论何种办法，决不能根本解决。只可以想几条临时救急的办法而已。”这是劳农政府现在的财政问题，我们且看下文如何。

　　莫斯科　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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