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统一与日俄商务|瞿秋白

远东统一与日俄商务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俄国旧党与日本军阀派——俄国新党与日本文治派——日本与俄国商务上之关系——所谓日本在远东及西伯利亚之特殊利益——日本军事代表与远东统一问题——日本对俄外交政策变更之推测

　　最近后贝加尔之战事，新党已有完全胜利之势，于是远东统一问题日益形紧急，日本对之异常注意，而远东俄国各政党对于日本之态度亦不敢不详加考虑，因此日本遂成为远东统一问题中之重要角色。旧党固欲利用日本之势力以巩固自己之地位，新党亦不能不敷衍日本，往往委曲求全以免召日本之干涉。然日本所以不恤人言径行干涉赤塔会议、干涉海参崴政府者，其意亦仅为树立远东方面之经济势力而已。故其对俄外交方针一视俄国执政权者之为谁而转移，初不论其为新党与旧党也。曩者日本之出兵西伯利亚，力助谢美诺夫[1]也以此。近今日本军事代表之调停赤军与谢军之战事，劝谢军解除武装，与赤塔政府接洽也亦如此。故日本对于远东俄国之政策在都有商务上之关系为其背景，此证之于以往的事实可知也。今旧党既完全失败，日本之政策遂有不得不变更之势。最初军阀派主张以武力援助俄旧党之政策，既不能贯彻，于是在野者如国会代表中野正刚之流所主张与新党接洽之说，遂大得日本人民之信用，此更足以证明日俄商务上之关系为日本对俄政策之标准。何者？日本人民之想望唯在日俄恢复通商而已，日本军阀遂亦不得不俯顺民意，改急进政策为缓进政策。至于俄国方面，其希冀与日通商之情更殷。前者旧党妄作威福，托庇日人，绝无体恤民困之意，频年战祸物资因以益少。今新党出而组织缓冲国，即所以缓和日本之感情，而在商务上则更为注意，故不惜变其政府组织——不采苏维埃制度而采代议制度——以求谅于日本及各国，统一之后必首先与日本通商。于此可见日俄商务上关系之重大。欲明乎此当更述日俄商务之大概。

　　欧战初起时日本输往欧俄之丝绢等，约值一百九十六万七千日金，输往亚俄之盐米菜蔬等类约值一千四十一万三千日金。欧俄输往日本者一九一四年时尚不过三万九千日金，亚俄输往者亦仅一百零二万五千。其时日本商业在西伯利亚及远东尚不十分重要，至一九一四、一九一五、一九一六，三年间日俄商务遂大发展，俄国市场上日物充斥，因战时无他国与之竞争，而日本工业又日益发达之故。一九一五及一九一六两年，日俄出入口货之统计约略如下：

　　一九一五年　日本输入亚俄——七八，二二九，〇〇〇日金，输入欧俄——一一，二三九，〇〇〇日金；亚俄输入日本——三，五六四，〇〇〇日金，欧俄输入日本——六，〇七一，〇〇〇日金。

　　一九一六年　日本输入亚俄——一一七，六九三，〇〇〇日金，输入欧俄——三三，四二一，〇〇〇日金；亚俄输入日本——一，七七四，〇〇〇日金，欧俄输入日本——一，一〇四，〇〇〇日金。

　　及一九一七年革命，日本商业大受打击，克伦次基[2]政府曾发限制外货之命令，然其时日本商业尚有一部分苟延残喘。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在欧俄之商业，因新政府禁止银行中之自由提款，遂完全消灭。而日本预计一九一七年可输入欧俄者计值一，三〇九，四三八日金，可输入亚俄者三，七五五，二九一日金。及一九一八年日本预计可输入欧俄者一六二，二六八日金，可输入亚俄者六八五，五八三日金，此巨额之商货遂全停滞于国内。于是日本工业大受恐慌，数万工人因此失业，罢工风潮亦因而起。一九一九年哥察克政府[3]宣言欲与日本恢复通商，日本商人继续运往乌拉尔之货，值五五，四五五，一四〇日金之多，大可以调剂前此之损失。不幸哥察克政府遽倒，日商又只能运货返国，所受亏累更大。由此以观，日本之对俄商务因欧战而激增，因革命而骤落，而俄国因欧战及革命内乱等故，其需要日货之数量日增无已。由上述欧战时日本对俄输出量察之，则日本在亚俄方面之商业确已占极重要之地位，于是遂有所谓日本在西伯利亚及远东有特殊利益之说起。此说也，虽劳农政府亦不得不承认之。夫日本一方面因国内工商业之过饱的发达，不得不求出口于远东及西伯利亚。远东一方面因战事之影响，不得不求国外之供给，而就近之有供给能力者，又以日本为最。则此两方面需求相应，其想望通商之恢复，不日即相合。所以不能遽成者，唯因政治上关系之太繁杂耳。今远东统一之时机既至，两国人民之想望于以更殷，则至相当机会或竟有实现之希望。然商务之关系之恢复必待远东统一成功之后，地方平静，无战乱之声浪，方能成为事实。于是两方面注意于通商之恢复者，今乃一转其眼光于远东统一问题，诚以远东一日不统一，则一日不免于战祸也。

　　虽然俄国非他国比也，远东之不统一实因新旧党争之故。新党则皆社会党也。日本虽因商务之关系不得不希望远东之统一，而社会主义之危险，又所不得不防。于是最初则助旧党攻新党，冀旧党之能统一远东，则既得树其经济上之势力又免社会主义之危险，一举而两得，于日本最有利者也。不幸俄旧党之势力日弱不能为日本作屏藩，遂不得不另筹他策。此可以最近之事实证之。赤塔临时政府初成立时，海参崴右党群起反对。日本利用之，军事代表大井将军宴海参崴各政党，于席间以口头宣言恐吓政党，令其不敢承认赤塔政府。及谢败退至满洲里，日本见旧党已无能为力，必不敢忘怀于过激主义之东渐，遂一面由井染（驻满洲里军事代表）调停于谢美诺夫及赤塔政府之间，令谢军解除武装，以日本军队保谢氏送至东海滨省；一面由大井部下之某将军，与赤塔政府接洽，解释日本并无侵占土地之野心，并不援助谢氏，必责问赤塔政府是否采取共产主义及政府所发纸币是否有信用。及赤塔政府答复，政府所采制度确为民主主义的制度——政府中共党只占三员，其余各党皆得参与。政府所发纸币确有信用，不致使日本商人生意受亏累，日本方表示融洽之意。于是既可不受显然破坏统一之嫌疑，且亦足见其甚注意远东之商务，……以博新党之欢心。而对于共产主义仍不肯放松，庇护谢氏远逃，安放之于东海滨，随时监视赤塔政府，如有赤化之倾向，仍可利用谢氏为屏藩——以示终不忘情于旧党也。如此，则统一之局成既不失新党之感情可即出其缓进政策，以树立经济上之势力。如统一之后而远东渐有赤化之虞，即仍出其急进政策以武力援助旧党，使社会主义之危险不及于日本。总之，日本以商务上之关系亦颇冀远东统一，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则又所不敢放松，故其政策之变更，遂有此骑墙之倾向。然其深谋远虑不可谓不至矣。夫亦以保持其在远东及西伯利亚之特别利益而然欤。

　　一九二〇，十一，二十九日于哈尔滨

　　原载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晨报》

　　署名：秋白

　　注释

　　[1]谢美诺夫，见本书第96页注②。

　　[2]克伦次基，见本书第119页注⑦。

　　[3]哥察克政府，参见本书第104页注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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