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六大上的政治报告 2．党的历史上之几个问题

2．党的历史上之几个问题

　　其次我所要讲的是党的历史概略。在党的第三次大会中，我们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在这问题上，有许多同志有两种主张：有一部人的主张，一切党员都可以加入国民党。张国焘对这意见是不同意的，还有其他的人也是如此。在主张加入的方面，也无一致的意见，也无一定的主张。后来在国民党中工作的同志，他们倾向于否认斗争，于是使他们在一切马克思理论的根本问题，都发生了疑惑。在这次大会上，我们还曾讨论过党纲问题。对于党纲草案，曾经有几个字的修改，但这几个字之中，就含着机会主义：对于农民及资产阶级作用之不正确的见解。一九二四年五月会议，又决定产业工人不加入国民党。直到一九二五年一月的第四次大会，才决定了产业工人应加入国民党，同时指出了过去的错误，提出领导权的问题（不过不正确罢了！）。

　　如今应当再说到几个政策问题。第一个就是一九二四年十月中山北上的事。许多人反对中山北上，同时在这北上前我们在广州同国民党开了一次谈话会。当时国民党的右派，冯自由、张继他们在这次会议之前，极力出来反对C．P．在国民党的党团。张继他得着了我们一本决议案做“罪证”。直到廖仲恺到了广州，我们才公开的提出争党团的问题。当时与国民党的谈判，是我负责的。（国焘：——当时有国际联络委员会的问题）我的主张是，党团在国民党中公开存在。谈判的结果，国民党中央开会，通过一决议案，承认共产党是一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何人不能企图消灭他；国民党对共产党员，只能以一般的国民党的纪律对付他们，不能消灭他。后来国民党要求设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参加这会的应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国际代表，以便解决所谓党内纠纷问题（并不是共产党的党内纠纷问题，那时还只是国民党的纠纷问题）。当时国民党中央通过此决议案后，中山便将冯自由开除去了（一九二四年八月）。当时我党中央，一则反对北上问题，一则骂我擅称代表，决定那一决议案。我被调回上海。（国焘：主要的是国际联络委员问题，你为什么不说？）国际联络委员会，中央当时认为是国民党束缚我党的工具。我是认错。后来这一委员会未成事实。至于那一议决案，国民党可利用它来束缚我们，我们也曾利用它来反对戴季陶的右派。我的外交办的不好，这是应负责而受处罚。现在再说北上问题，我是赞成的。中央之和森（述之）等竭力反对，我的文章也不登《向导》。同时北方也是反对的。中央它说我犯了政治错误，于是调动我的工作，说我不应该反对中山北上。和森他是反对我的，我气得关于这事还作了一篇文章，是在别的刊物上登的，当然这种反对中央的文章他是不登的。

　　反对北上的方针是什么？是怕国民党发展？或者如述之、和森当时替孙中山划策，要他做科学革命：先宣传，后组织，再暴动；要他“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中山自然是没有听这种忠告，他是北上了。北方区委仍是反对。当时国焘同志出狱，在北京曾反对北方区委之意见，随后中央对此问题是变更政策了。

　　第四次大会时，最初提及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述之首先提出的。固然第三次大会之后，一九二三年八月我就在《新青年》季刊上第二期做了一篇文章，其中论及领导及民权独裁。但是这篇文章发表了，谁也不去管它。彭述之虽用其他许多似是而非的意见来提出这领导权问题，然而他们的“功劳”，是在适应党内客观情形提及这一问题，方才得着党内高级干部之注意。在五卅运动、省港罢工发生之后，廖仲恺被刺时，我们也发生过两种的意见：一种是主张极力的去打击右派；一种是主张不可以太过左倾。其次就是国际代表伍庭康[27]在他回国上船之前，忽召集我们（独秀，国焘，秋白）去和孙科，邵元冲，叶楚伧一次谈话。说我们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的）上，决不要三分之一以上之中央委员等等。汪精卫是左倾的，而我们偏要把他向右拉，给国民党让步。这是很错误的。三月二十号广州的事变就是这种让步中形成了。

　　再就是关于北伐的事。中央在上海扩大会议时（一九二六年七月），陈独秀同志有一篇文章反对北伐[28]。反对借北伐来增加苛捐杂税，这是对的，在广州则亦大致同意；然根本反对北伐是不对的。广东同志的主张一方面扩大左派的力量，另一方面主张北伐。后来我同国焘到广州去了，我们是去开国共联席会议[29]的，结果被他们拒绝了。这次在广东，我们同延年[30]、太雷等与鲍罗廷、伍庭康等讨论。鲍罗廷提出“社会政纲”包含土地革命问题；伍庭康主张只要民主政纲（除去土地革命）；国焘则主张一个“社会民主派政纲”。（国焘：——别开玩笑呵！）这不要紧，你当时的确是主张他俩的政纲应合为一，说笑话，所以说“社会民主罢了”。我当时与你同意的。土地政策是鲍罗廷先提出的。从这时起，中国革命发生了土地革命政策，发生了土地革命；但并没有了解土地革命，到了一九二七年七月才明白土地革命的意义。五次大会前，我是主张北伐的，并且用通告的形式，通知各地应帮助北伐，使北伐成为群众的力量。北伐中以群众团体政权为号召，要求北伐胜利地域立刻实行“民权”。事实上，当时渐渐已经发生党权问题。党权运动是反蒋的，是对的；但大多数同志不知道怎样法子，怎样用群众的力量去争党权。从北伐到武汉，到上海第三次暴动，没有谁能讲他没有犯机会主义的错误。我自己也是很脆弱的，只是我可说有不同的意见的，可说我的意见是由书本上找出来的，说我没有坚决去主张。然而实际的群众运动，我是受着它的教训，比书本上的教训还要好。总之，从此革命斗争形势日益严重，党内各种不同倾向，不能不分化了。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极明显的提出与民族资产阶级破裂的问题，使大家，使各人不能不给以明确的答案。

　　此后就是上海暴动的问题。这暴动的试演就是二月暴动。三月暴动的成功，亦就由于二月总罢工时的党内讨论，使大家更进一步的认识。其时对于上海之政策问题，我曾竭力反对联络虞洽卿等。然而实际上，上海暴动后的政策，始终不能完全站在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上。

　　上海暴动之前，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汉口的特别会议，觉得群众左了，政府右了，我们应把政府拉左些，群众坐右些（座下大笑）。这真是莫名其妙，这或者是太互辩法了。

　　再说到第五次大会的情形。我可以说第五次大会是接受了国际第七次大会的决议，但它是一个形式的。在这会上的情形，表现的是我也骂人，彭述之也骂人。“我们要和气一点好吧！”五次大会后，中央没有整个的路线。鲍罗廷、鲁易与中央又有许多不同的意见。鲍罗廷向来是主张土地革命的第一人，他也是主张阻止土地革命的第一人。鲍罗廷的错误，中央是应分负其责的。因为中央实际比他还右。自从汪精卫回汉后，我党中央的政策便开了“机会主义之大成”的时代。汪精卫是有他的社会背景，阶级关系的。鲍说不要破坏了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他所谓小资产阶级，是除买办阶级外直到乞丐都是小资产阶级。鲁易他没有告我们一定的主张，一定的方法。他仅仅接受国际的训令——他不是机会主义者。不过主要的不是在他，而在我们对实际问题不能解答。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当时的政策，是完全与国际决议（第八次扩大会议）相反的。我们五次大会，我们觉得估量时局有不正确：在蒋叛变后，仍用蒋叛变之前七次国际议案，这也是一个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不详说，有我的报告看就知道了。关于武汉时代我不能详说，因为时间太占多了。

　　在湖南的马日事变后，中央秘书处满天飞，随后便是“散伙政策”。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决不能再说我们没有机会主义的错误。这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八七会议，我们开始正确的指出，但在组织上，我们还有许多没有深刻去了解它。

　　【注】

　　[27]伍庭康，即维经斯基（Григорий Номович Видинский）。曾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书记。1920年春奉命来华，在北京、上海先后会晤李大钊、陈独秀等，帮助创立中国共产党。1923年11月再次来华，任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此后多次往返于苏联和中国。中国大革命后期，对蒋介石的反共采取右倾退让政策。中国大革命失败后，被召回国，离开共产国际。在中国工作时，化名吴廷康，笔名魏琴或卫金。

　　[28]指1926年7月7日发表于《向导》第161期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

　　[29]国共联席会议，指国共两党拟议于1926年8月在广州召开的两党联席会议。中共中央派张国焘、瞿秋白、谭平山出席会议。

　　[30]延年，即陈延年。1922年6月，参加发起成立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任宣传部长。同年秋，先后加入法共和中共，并成为中共旅欧支部主要领导人之一。1923年春，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夏回国，10月被派往广东工作。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四一二反共政变后，改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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