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记第二章新政诏书恭跋

第二章新政诏书恭跋(1)

　　皇上虽上制于西后，下壅于大臣，不能有其权，不能行其志。然自四月二十三日以来，三月之间所行新政，涣汗大号，实有足惊者，虽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纪之政迹，尚不能及其一二也。我国凡百政务，皆以诏书为凭，而诏书又分两种：一为明谕，下之于内阁，刊之于邸报，臣民共见者也；一为廷寄（亦名交片），下之于军机处，不刊于邸报，民不能共见者也。今特取邸报之明谕有关新政者，揭载于下，逐条加以跋语，而廷寄犹未能备载焉。虽然，观于此而我皇上之英明仁厚勇决，亦可以略窥一斑矣。

　　四月二十三日上谕：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汰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补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袭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及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谨按】我国迫于外侮，当变法者，盖六十余年矣。然此六十余年中，可分为四界。自道光二十年割香港，通五口，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林则徐乃创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然此后二十年余年，叠经大患，国中一切守旧，实无毫厘变法之说也。是为第一界。同治初年，创巨痛深，曾国藩曾借洋将，渐知西人之长，创制造局以制器译书，设方言馆，创招商局，派出洋学生。文祥亦稍知时局，用客卿美人蒲安臣为大使，遍交泰西各国，变法之事，于是筚路开山矣。当时又议选翰林部曹，入同文馆学西文，而倭仁以理学重名为宰相，以死争之，败此大举，且举国守“攘夷”之说。郭嵩焘以通才奉使，深明时局，归而昌言，为朝士所攻，卒罢去。至于光绪甲申，又二十年，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盖西法萌芽，而俗尚深恶。是为第二界。马江败后，识者渐知西法之不能尽拒，谈洋务者亦不以为深耻，然大臣未解，恶者尚多，议开铁路，犹多方摈斥。盖制造局译出之书，三十余年，而销售仅一万三千本。京师书肆尚无地球图，其讲求之寡可想矣。盖渐知西学，而莫肯讲求，是为第三界。然尽此六十年中，朝士即有言西法者，不过称其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而已，所采用者不过炮械军兵而已。无人知有学者，更无人知有政者。自甲午东事败后，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枢臣翁同龢首先讲求，辅导皇上，决意变法。皇上圣明，日明外事。乙未五月，翁同龢拟旨十二道，欲大行变法之事，以恭邸未协而止。然朝士纷纷言新法，渐知学堂为变法之本，而皇上频催办铁路、矿务、学堂之事。未几西后复收大权，皇上几被废，新政遂止。然而强学会、《时务报》大呼于天下，天下人士咸知变法，风气大开矣。是为第四界。然明于下而未行于上，新旧相争，大臣多不以为然，以未定国是故也。标准未著，人心不一，趋向未定，虽云变法，仍是守旧而已。及经胶州之变，朝廷益震动。康有为于正月上书请变法宜先定国是，下总署议，上再催而未覆。旅顺、大连之事继起，皇上圣明，益明中外之故。知不变法不能立国，而恭王屡谏，谓祖宗之法不可变，上曰：“今祖宗之地不保，何有于法乎？”因使庆王告西后曰：“朕不能为亡国之君。若不予我以权，宁逊位而已。”西后虽愤甚，然因别有所图，始听皇上之所为，乃使庆王复于上曰：“皇上欲办事，太后不阻也。”至是恭亲王适薨，翁同龢辅政，锐志改革。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相继上书，请定国是。上既决心，乃白西后，召军机全堂下此诏书，宣示天下，斥墨守旧章之非，著托于老成之谬，定水火门户之争，明夏葛冬裘之尚，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然后变法之事乃决，人心乃一，趋向乃定。自是天下向风，上自朝廷，下至人士，纷纷言变法。盖为四千年拨旧开新之大举，圣谟洋洋，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

　　【又按】大学堂之诏，三年前既下之矣。至是乃决行之，特令翰林部曹、侍卫道府、州县大臣子弟、武职咸入学，其规模亦广大矣。

　　四月二十五日上谕：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奏保举通达时务人才一折。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著于本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湖南盐法长宝道黄遵宪，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著该督抚送部引见，广东举人梁启超，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查看具奏。钦此。

　　【谨按】国朝成例，四品以上乃能召见。召见小臣，自咸丰后四十余年未有之异数也。启超以布衣召见，尤为本朝数百年所未见。皇上之求才若渴，不拘成格如此。同日有御史黄均隆参劾黄遵宪、谭嗣同及启超。两疏并上，皇上于劾者置之不问，于荐者明发谕旨，其用人不惑又如此。

　　四月二十七日朱谕：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多年，不忍遽加发谴，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钦此。

　　同日上谕：自后在廷臣工，仰蒙皇太后赏赐，及补授文武一品满汉侍郎，均著于具折后，恭诣皇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提督等官，亦著一体具折奏谢。钦此。

　　同日上谕：王文韶著迅即来京陛见，直隶总督著荣禄暂行署理。钦此。

　　【谨按】国是之诏甫下，听皇上办事之命甫行，而上之师傅亲臣在枢垣者即已见逐；太后既归政，例不见臣工，不别具折，至是忽令二品以上大臣谢恩陛见，并令外官具折。盖训政之事，已发于是。荣禄为西后第一亲信之臣，恭亲王既薨，不入枢垣辅政，而反出督直隶者，盖以统北洋三军，预发天津阅兵之诏，以谋行废立之事也。康有为等召见，尚在二十八日。一切新政之行，皆在二十八日以后，而二十七日翁同龢见逐，荣禄督师，西后见大臣，篡废之谋已伏。内之则军机大臣中礼亲王为荣之姻家，刚毅为荣之羽翼；外之则北洋三军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为荣之腹心。一切布置已定，大权在手。故荣禄至直隶任，沥陈地方办事情形之折，上于西后，而不上于皇上。盖隐谋久定，故敢藐视君上如此，此实幽废皇上，诛捕帝党之先声，而案源不在八月六日，而在四月二十七日也。外人不谙朝事，或疑因维新之急激，遂以致败。由未知废立之局早定，西后、荣禄预布网罗，听其跳跃，专待天津阅兵以行大事耳。皇上自知之，而翼挽回大局于一二，且冀收人才以救危机。康有为亦明知之，以中国危亡，圣主危险，入天罗地网而思救之。盖皆有万难之苦衷，苟未深知西后荣禄之密谋，不能论维新成败之大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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