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记第一章康有为向用始末(4)

第一章康有为向用始末(4)

　　书既上，命总理衙门王大臣会议，并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考》，并进英人李提摩太所译《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及《列国岁计政要》诸书。上置御案，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日读康书，知之更深，于时皇上久欲召见康有为，而为恭亲王所抑，不能行其志。及四月恭亲王薨，翁同龢谋于上，决计变法，开制度局而议其宜，选康有为任之。乃于四月二十三日，下诏定国是，二十五日下诏命康有为预备召见，二十八日遂召见于颐和园之仁寿殿，历时至九刻钟之久。向来召见臣僚，所未有也。康所陈奏甚多，皇上曰：“国事全误于守旧诸臣之手，朕岂不知！但朕之权不能去之，且盈廷皆是，势难尽去，当奈之何？”康曰：“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彼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即皇上果有黜陟之全权，而待此辈之大臣，亦只当如日本待藩侯故事，设为华族立五等之爵以处之，厚禄以养之而已，不必尽去之也。”上然其言，此为康有为始觐皇上之事，实改革之起点。而西后与荣禄已早定密谋，于前一日下诏，定天津阅兵之举，驱逐翁同龢，而命荣禄为北洋大臣，总统三军，二品以上大臣，咸具折诣后前谢恩。政变之事，亦伏于是矣。

　　召见后，皇上命其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许其专折奏事。于是五月初一日，康复上一疏曰：

　　奏为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岭海下士，才识暗愚，以时事艰难，屡次上书，冒渎天听，荷蒙皇上天地之量，采及刍荛，顷乃蒙过听虚声，特予召见。垂问殷勤，至过时许，容其愚狂，宽其礼数，复令有所条陈，准其专折递奏。殊恩异数，皆非小臣所当被蒙。又蒙圣恩令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隆天重地，稠叠有加。臣俯念时艰，仰感知遇，只竭驽钝，图报涓埃。顷仰承圣训，以国家之败，归罪守旧诸人，臣妄陈大计，皆承俞允。仰见圣明天纵，求治若渴，洞万国之故，审时变之宜，此真中国之福也，四万万臣民之幸也。臣愚但有喜舞欣蹈，咏歌圣德，然皇上询访之盛意，臣何敢知而不言。臣今所欲陈者，曰统筹全局，以图变法，御门誓众，以定国是，闻局亲临，以定制度三者而已。方今累经外患之来，天下亦知旧法之敝，思变计图存矣。然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末偏端而举之，无其本原，失其辅佐，牵连并败，必至无功。夫物之为体，合多质点而后成，室之可居，合多土木而后备。体不备谓之不成人，政不备亦为不成国。故臣以谓不变则已，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如匠人筑室，千门万户，必绘图画则，先定雏形，而后鸠工庀材，乃行兴筑。若全局未定，图绘全无，听甲言而为杧为桷，尺寸不知，又听乙言而肯构肯堂，木石未备，砖瓦乱构，工匠杂陈。及其全局合龙，必致乖牾凿枘，而风雨骤至，庇托仍无。若夫缝人裁衣，必量全体之度，庖人调味，必酌酱齑之宜。若妄施刀剪，势必颠倒裳衣，乱下盐梅，以至难供刀匕。薄物犹尔，况于举万里之国而治之哉！故臣请变法，不欲言某事宜举，某事宜行者，恐虽诏行，难收成效，必至与总督署、使馆、海军、船厂、电线、铁路、矿务、制造厂、同文馆，同为守旧者藉口攻挠而已。故今欲变法，请皇上统筹全局，商定政体。自百司庶政，用人外交，并草具纲领条目，然后涣汗大号，乃与施行。本末并举，首尾无缺，治具毕张，乃收成效。臣所请统筹全局此也。顷月胶旅既割，内地权利尽失，危亡逼迫，若火燎原。皇上审时变法，发愤图存，特下诏书，明定国是。苦心明断，天下共知，而诸臣惑于旧俗，谣谤纷纭，或庸人自知摈斥于维新，恐富贵之难保，或佥人思媚于权贵，造疑谤而诋諆。交章飞文，变乱黑白，诬攻新政，贝锦如织，流言惑听，害过流贼。或老耄旧学自托清流，挟“用夷变夏”之言，持“变乱祖制”之说，劫民乱听，众志荧惶，藐王言如弁髦，视纶音如草莽。臣惟三代大举，亦复胥动浮言，盘庚迁殷，屡烦誓诰，戒以“黜心从一”，责其“绝秽自臭”，警以“祖父断弃”，严以“劓殄无遗”。盖誓者经义所重，亦西国通行。昔圣祖、高宗时，频有御门之典。臣伏乞皇上诹日斋戒，特御乾清门，大集群臣，相与敕誓，布诰天下，与民更始，咸令具名上表，尽革旧习，黾勉维新。其有不率，予之休免。其有造谣兴谤，不奉新政者，上用盘庚劓灭之刑，旁采泰西谣谤之律，明罚敕法，刑兹无赦。庶几浮言可靖，众志乃一。国是既定，而大势咸趋，臣所请御门誓众者此也。今天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变一事者，微特偏端不举，即使能举，亦于救国之大体无成，非皇上发愤自强之意也。周公思兼三王，孔子损益四代，乃为变法。臣所请者，规模如何而起，条理如何而详，纲领如何而举，节目如何而备，宪法如何而定，章程如何而周，损益古今之宜，斟酌中外之善，若者宜革，若者宜增，若者宜删，若者宜改，全体商榷，重为草定。兹事体大，关国安危，举措偶乖，必至龃龉。此非特开专司以妙选通才，不足以商鸿业而定巨典。今欲行新政，但听人言，下之部议，尤重者或交总署枢臣会议，然大臣皆老耄守旧之人，枢垣总署，皆兼差殷忙之候，求其议政详善，必不可得也。臣前请用日本例，开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任之，皇上睹临，日共商榷，其有变法之折，并下制度局商议，拟旨施行，然后挈领振裘，目张纲举，新政可行，自强有效。臣所请开制度局者此也。虽然，以皇上之明，岂不知筹全局而全变哉，其有不能者，或势有所限也。然人主有雷霆万钧之力，所施无不披靡，就皇上所有之权，行方今可为之事，举本握要，则亦可一转移间而天下移风，振作人心矣。国势危迫，不能需时，及今为之，已迟不及事。惟皇上乾纲独揽，速断圣心，以救中国，天下幸甚。臣愚忧国，敢冒死竭拳拳，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时“国是之诏”既下，维新之议已决，而大臣等有所挟持，腹诽特甚。康有为正月所上请开制度局及增置十二局之疏，交总署议覆者，至五月犹未覆。皇上震怒，促其即覆，至是覆上，尽行驳斥。皇上召张荫桓切责之，谓：“汝等尽驳康某之奏，汝等欲一事不办乎？”张叩头俯伏曰：“此事重大，非臣数人所能决，请再派枢臣会议。”皇上乃命军机大臣会议，复驳斥。皇上复亲书朱谕责之，发令再议。至六月始议上，然不过择其细端末节准行而已，余仍驳斥，皇上无如之何。盖皇上因西后之恶康，故欲藉廷臣之议以行之，所以屡次发议也，而廷臣亦知皇上之无权，故敢于屡次驳斥也。

　　先是，康未召见以前，于三月时开保国会于京师。士大夫集者数百人，御史潘庆澜、黄桂鋆、李盛铎屡疏劾之。既召见以后，礼部尚书许应骙、御史文悌复疏劾之。皇上不为动，而许、文二人反因此获罪焉。自是忌者益甚，谣谤纷纭，其诬辞不堪入耳矣。

　　西后与大臣忌康既甚。皇上深知之，不敢多召见，有所询问，惟命总署大臣传旨，康则具折陈奏而已。而康有为所以启沃圣心，毗赞维新者，则尤在著书进呈之一事。盖康既呈所著书，皇上览观，恍然于变法之条理次序，及召见时，皇上亲命将所编辑欧洲列国变革各书进呈，以资采择。康以所辑《英国变政记》《普国作内政寄军令考》等书进呈，又辑十年来列国统计比较表，又辑《列国官制比较》《宪法比较》进呈，皆加以按语，引证本国之事，斟酌损益，其言深切，皇上深纳之。既乃辑《法兰西革命记》《波兰灭亡记》等书，极言守旧不变，压制其民，必至亡国，其言哀痛迫切。上大为感动，故改革之行，加勇决焉。康所陈改革，大纲节目多详于著书之中，外人不知之。故咸窃窃焉疑削康之出入宫禁，私与皇上密谋也。上览奏甚速，一册甫上，旋即追问，明旨数四，皆命枢臣廖寿恒传之。

　　六月，大学士孙家鼐上疏请派康督办上海官报，盖军机大臣授意欲出康使居外，以剪皇上之羽翼也。皇上下诏命康办报，而又令其将所著各书进呈完毕，然后出京，盖避嫌疑而欲保全之也。

　　至七月，特擢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为四品卿，参预新政。盖因杨锐、刘光第皆保国会会员，且由陈宝箴奏荐。林旭则康之弟子，而谭嗣同为康所最亲信之人也。皇上因西后及大臣疑忌，不敢用康而特擢此四人，其用心之苦，有非外人所能知者。自此皇上有所询问于康，则命四卿传旨，康有所陈奏，亦由四卿密陈，不复由总署大臣矣。

　　七月二十三、四日之间，有湖南守旧党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梁启超，摘梁在《时务报》论说及湖南时务学堂讲义中之言民权自由者，指为大逆不道，条列而上之。皇上非惟不加罪二人，犹恐西后见之，乃命谭嗣同将其原折按条驳斥，然后以呈西后，盖所以保全之者无所不至矣。然是时变象已成，未及数日，即有诏命康速出上海，而两次密诏亦相随而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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