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史迹之论次(5)

第六章史迹之论次(5)

　　其在“多数的人格者”之时，吾侪名之曰民族人格，或阶级人格、党派人格。吾侪宜将彼全民族、全阶级、全党派看作一个人，以观察其心理。此种“人格者”，以其意识之觉醒，觇其人格之存在；以其组织之确立，觇其人格之长成；以其运动之奋迅，觇其人格之扩大；以其运动之衰息，组织之涣散，意识之沈睡，觇其人格之萎病或死亡。爱尔兰人成一民族的人格，犹太人未能，犹太人民族建国的意识不一致也。欧美劳工成一阶级的人格，中国未能，中国劳工并未有阶级意识也。中国十年来所谓政党全不能发现其党派的人格，以其无组织且无运动也。治西洋史者，常以研究此类集团人格的心理为第一义，其在中国，不过从半明半昧的意识中偶睹其人格的胎影而已。研究史之心的基件，则正负两面皆当注意。凡“人格者”无论为个人为集团，其能演成史迹者，必其人格活动之扩大也。其所以能扩大之故，有正有负：所谓正者，活动力昂进，能使从前多数反对者或怀疑者之心理皆翕合于我心理。在欧美近代，无论政治上、宗教上、学艺上随处皆见此力之弥满。其在中国，则六朝、唐之佛教运动最其显列。次则韩、欧等之古文学运动，宋、明两代之理学运动，清代之朴学运动及最近之新文化运动，皆含此意。惟政治上极阙如，清末曾国藩、胡林翼等略近之，然所成就殊少，现代所谓政党，其方向则全未循此以行也。所谓负者，利用多数人消极苟安的心理，以图自己之扩大。表面上极似全国心理翕聚于此一点，实则其心理在睡眠状态中耳。中国二千年政治界之伟物，大率活动于此种心理状态之上，此实国民心理之病徵也。虽然，治史者不能不深注意焉，盖中国史迹之所以成立，大半由是也。

　　第六，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物的基件者，如吾前所言：“物的运动不能与心的运动同其速率。”倘史迹能离却物的制约而单独进行，则所谓“乌托邦”、“华藏世界”者或当早已成立。然而在势不能尔尔。故心的进展，时或被物的势力所堵截而折回，或为所牵率而入于其所不豫期之歧路，直待渐达心物相应的境界，然后此史迹乃成熟。物者何？谓与心对待的环境。详言之，则自然界之状况以及累代遗传成为固形之风俗、法律与夫政治现象、经济现象，乃至他社会之物的心的抵抗力皆是也。非攻、寝兵之理想中外贤哲倡之数千年，曷为而始终不得实现？辛亥革命本悬拟一“德谟克拉西”的政治以为鹄，曷为十年以来适得其反？欧洲之社会主义本滥觞于百年以前，曷为直至欧战前后乃始骤盛？物的基件限之也。假使今之日本移至百年以前，必能如其所欲，效满洲之入主中国；假使袁世凯生在千数百年前，必能如其所欲，效曹操、司马懿之有天下，然而皆不能者，物的基件限之也。吾前屡言矣：“凡史迹皆以‘当时’、‘此地’之两观念而存在”故同一之心的活动，易时易地而全异其价值，治史者不可不深察也。

　　第七，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史之开拓，不外人类自改变其环境。质言之，则心对于物之征服也。心之征服的可能性有极限耶？物之被征服的可能性有极限耶？通无穷的宇宙为一历史，则此极限可谓之无。若立于“当时”、“此地”的观点上，则两者俱有极限明矣。在双极限之内，则以心的奋进程度与物的障碍程度强弱比较，判历史前途之歧向。例如今日中国政治，若从障碍力方面欲至于恢复帝制，此其不可能者也；若从奋进力方面欲立变为美国的德谟克拉西，亦其不可能者也。障碍力方面之极限，则可以使惰气日积，举国呻吟憔悴，历百数十年，甚者招外人之监督统治。奋进力方面之极限，则可以使社会少数优秀者觉醒，克服袁世凯之游魂，在“半保育的”政策之下，历若干年，成立多数政治。史家对于将来之豫测，可以在此两可能性之大极限中推论其果报之极限，而予国民以一种暗示，唤醒其意识而使知所择，则良史之责也。

　　第八，观察所缘。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性触发者谓之缘。以世界大战之一史团而论，军国主义之猖獗、商场竞争之酷剧、外交上同盟协商之对抗……等等，皆使大战有可能性，所谓因也；奥储被刺、破坏比利时中立、潜艇无制限战略……等等，能使此可能性爆发或扩大，所谓缘也。以辛亥革命之一史团而论，国人种族观念之郁积、晚清政治之腐恶及威信之失坠、新思潮之输入……等等，皆使革命有可能性，所谓因也。铁路国有政策之高压、瑞澂之逃遁、袁世凯之起用，能使此可能性爆发或扩大，所谓缘也。因为史家所能测知者，缘为史家所不能测知者。治史者万不容误缘为因，然无缘则史迹不能现，故以观所缘终焉。

　　因果之义，晰言之当云因缘果报。一史迹之因缘果报恒复杂幻变至不可思议，非深察而密勘之，则推论鲜有不谬误者。今试取义和团事件为例，供研究者参考焉。

　　义和团事件之起，根于历史上遗传之两种心理：其一，则排外的心理。此种心理出于国民之自大性及自卫性，原属人类所同然。惟中国则已成为畸形的发达，千年以来科举策论家之尊王攘夷论纯然为虚憍的、非逻辑的。故无意识且不彻底的排外形成国民性之一部。其二，则迷信的心理。因科学思想缺乏之故，种种迷信支配民心之势力甚大，而野心家常利用之以倡乱。自汉末之五斗米道以迄明、清间白莲教匪等，其根株蟠积于愚民社会间者甚厚，乘间辄发。此两种心理实使义和团有随时爆发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心的方面者也。

　　虽有此两种心理，其性质完全为潜伏的，苟环境不宜于彼之发育，彼亦终无由自遂。然而清季之环境，实有以滋酿之。其一，则外力之压迫。自鸦片战争以后，觏闵既多，受侮不少。其中天主教会在内地专横，尤予一般人民以莫大之积愤。其二，则政纲之废弛。自洪、杨构乱以后，表面上虽大难削平，实际上仍伏莽徧地，至光绪间而老成凋谢，朝无重臣，国事既专决于一阴鸷之妇人，而更无人能匡救其失。在此两种环境之下，实使义和团有当时爆发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境的方面者也。

　　因虽夙具然非众缘凑泊，则事实不能现。所谓缘者，有亲缘（直接缘），有间缘（间接缘）。义和团之亲缘有二：其一，则社会革新运动之失败；其二，则宫廷阴谋之反拨也。此二者又各有其复杂之间缘。社会革新运动自有其心理上之可能性，兹不多述。其所以觉醒而督促之者，则尤在外交压迫之新形势。其一，为日本新着手之大陆政策；其二，为俄国积年传来之东侵政策；其三，为德国远东发展政策。（此政策复含两种意味：一、德国自己发展，二、德国诱助俄国东侵，冀促成日俄之战或英俄之战，以减杀俄法同盟势力，缓和欧洲形势。）以此三种外缘，故甲午战败，日本据辽，三国干涉还辽，而胶州、旅顺、威海之租借随之，瓜分之局咄咄逼人。于是变法自强之论骤兴于民间，而其动力遂及德宗，无端与清室宫廷问题发生联带关系。宫廷问题，其间缘亦至复杂。其一，清穆宗无子，德宗以支庶入继，且有为穆宗立后之约。其二，孝钦后临朝已二十余年，新归政于德宗。德宗既非所生，而思想复与彼不相容，母子之间，猜嫌日积。如是内、外、新、故诸缘凑合，遂有戊戌政变之役，戊戌政变为义和团之亲缘，而上列诸种事实，则其间缘也。

　　亲缘之中，复有主缘，有助缘。戊戌政变为义和团唯一之主缘，固也。然政变之波澜，曷为一转再转以至于仇外耶？其一，因康有为、梁启超等亡命外国，清廷不解国际法上保护政治犯之先例，误认维新派人以外国为后盾。其二，因政变而谋废立（立端王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外国公使纷起质问，志不得逞，积怒益深。其三，连年曹州、兖州、沂州、易州等教案，乡民与天主教徒构怨益剧。得此等助缘而义和团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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