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史迹之论次(4)

第六章史迹之论次(4)

　　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例如曾国藩确能深入咸、同间士大夫社会之阃奥，而最适于与此辈心理起感应作用；袁世凯确能深入清季官僚武人社会之阃奥，而最适于与彼辈心理起感应作用。而其效果收获之丰啬，一方面视各该社会凭藉之根柢何如，一方面又视所谓大人物者心理亢进之程度何如。据事实所昭示，则曾国藩之收获乃远不逮袁世凯。袁世凯能于革命之后，将其所属之腐恶垂死的旧社会扩大之几于掩覆全国；曾国藩事业之范围愈大，而其所属之贤士大夫的社会其领土乃反日蹙也。此其故，固由近六十年间之中国其环境宜于养育袁世凯的社会，不宜于养育曾国藩的社会，两者所凭藉之势优劣悬殊，然而袁世凯执着力之强，始终以一贯精神绝无反顾，效死以扶植其所属之恶社会，此种积极的心理殆非曾国藩所能及也。然则岂惟如罗素言：“将历史上若干人物抽出，则局面将大变”而已，此若干人者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恐不惟独裁式的社会为然，即德谟克拉西式的社会亦未始不然也。

　　社会倘永为一种势力——一种心理之所支配，则将成为静的、僵的，而无复历史之可言。然而社会断非尔尔。其一，由人类心理之本身有突变的可能性。心理之发动，极自由不可方物。无论若何固定之社会，殊不能预料或制限其中之任何时任何人忽然起一奇异之感想，此感想一度爆发，视其人心力之强度如何，可以蔓延及于全社会。其二，由于环境之本质为蕃变的，而人类不能不求与之顺应。无论若何固定之社会，其内界之物质的基件终不能不有所蜕变，变焉而影响遂必波及于心理。即内界不变或所变甚微，不足以生影响，然而外来之寖迫或突袭亦时所难免，有之，而内部之反应作用遂不得不起。凡史迹所以日孳而日新，皆此之由。而社会组成分子较复杂及传统的权威较脆弱者，则其突变的可能性较大；其社会内部物质的供给较艰啬，且与他社会接触之机缘较多者，则其环境之变迁较剧且繁。过去之中国史不能如西洋史之巘原层叠，波澜壮阔，其所积者不同，其所受者亦不同也。

　　史迹所以诡异而不易测断者：其一，人类心理时或潜伏以待再现。凡众生所造业，一如物理学上物质不灭之原则，每有所造，辄留一不可拂拭之痕迹以诒诸后。但有时为他种势力所遮抑，其迹全隐，浅见者谓为已灭，不知其乃在磅礴郁积中，一遇机缘则勃发而不能复制。若明季排满之心理潜伏二百余年而尽情发露，斯其显例也。其二，心的运动，其速率本非物的运动所能比拟，故人类之理想及欲望常为自然界所制限。倘使心的经过之对于时间的关系纯与物的经过同一，则人类征服自然可纯依普通之力学法则以行之。惟其不能，故人类常感环境之变化，不能与己之性质相适应。对于环境之不满足，遂永无了期。历史长在此种心物交战的状态中次第发展，而两力之消长，绝无必然的法则以为之支配。故历史上进步的事象什九皆含有革命性，而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之史迹，皆最难律以常轨。结果与预定的计画相反者往往而有，然不能因其相反，遂指为计画之失败。最近民国十年间之历史即其切例也。其三，人事之关系既复杂，而人心之动发又极自由，故往往有动机极小而结果极大者，更有结果完全与动机分离而别进展于一方向者。一奥储之被刺乃引起全世界五年之大战争，并中国而亦牵率焉，谁能料者？中世方士之点金幻想乃能引起近世极严密的化学之进步，谁能料者？瓦特发明蒸汽乃竟产育现代贫富阶级之斗争，谁能料者？苻坚欲勤远略，遣吕光灭龟兹，光师未班而坚已亡，然而光以鸠摩罗什至长安，中国佛教思想之确立，自兹始也。明成祖疑建文逊于南荒，遣郑和入海求之，无所得而归，然而和率闽、粤子弟南征，中国人始知有南洋群岛，海外殖民，自兹始也。苻坚之动机曷尝有丝毫为佛教？成祖之动机曷尝有丝毫为殖民？动机极狭劣，顾乃产出与动机绝不相谋之伟大崇高的结果，可谓大奇。然而何奇之有？使六朝时之中国国民无传受佛教的可能性，明代中国国民无移殖海外的可能性，则决非一罗什、一郑和所能强致。既有可能性，则随时可以发动，而引而致之必藉外缘。其可能性则史家所能逆睹，其外缘则非史家所能逆睹也。

　　以上所述诸义，吾认为谈历史因果者先当注意及之。吾甚惜本讲义时间匆促，不能尽吾言，且多为片段的思想，未经整理。吾所讲姑止于此。今当概括前旨，略加补苴，示治史者研究因果之态度及其程序。

　　第一，当画出一“史迹集团”以为研究范围。史迹集团之名，吾所自创，与一段之“纪事本末”意义略相近。（本末仅函时间观念，集团兼函空间观念，但此名似仍未妥，容更订定。）以严格论，史迹本为不可分的、不可断的，但有时非断之分之则研究无所得施。故当如治天体学者画出某躔度某星座，如治地理学者画出某高原某平原某流域，凡以为研究之方便而已。例如法国大革命，一集团也；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之世界大战，一集团也。范围广者，如全世界劳工阶级对资产阶级之斗争史可以画为一集团；范围狭者，如爱尔兰区区小岛之独立史可以画为一集团。历时久者，如二千年前中华民族对匈奴交涉始末可以画为一集团；历时暂者，如一年间洪宪盗国始末可以画为一集团。集团之若何区画，治史者尽可自由，但有当注意者二事：其一，每集团之函量须较广较复，分观之，最少可以觑出一时代间社会一部分之动相。其二，各集团之总和须周徧，合观之，则各时代全社会之动相皆见也。

　　第二，集团分子之整理与集团实体之把捉。所谓“集团分子”者，即组成此史迹集团之各种史料也。搜辑宜求备，鉴别宜求真，其方法则前章言之矣。既备且真，而或去或取与夫叙述之详略轻重，又当注意焉，否则淆然杂陈，不能成一组织体也。所谓“集团实体”者，此一群史迹，合之成为一个生命。——活的，整个的。治史者须将此“整个而活”的全体相摄取于吾心目中，然兹事至不易，除分析研究外，盖尚有待于直觉也。

　　第三，常注意集团外之关系。以不可分不可断之史迹，为研究方便而强画为集团，原属不得已之事。此一群史迹不能与他群史迹脱离关系而独自存在，亦犹全社会中此一群人常与他群人相依为命也。故欲明一史迹集团之真相，不能不常运眼光于集团以外。所谓集团外者，有时间线之外，例如“五胡乱华”之一史迹集团，其时间自然当以晋代为制限，然非知有汉时之保塞匈奴，魏时之三辅徙羌，则全无由见其来历。此集团外之事也。有空间线之外，例如“辛亥革命”之一史迹集团，其空间自当以中国为制限，然非知欧美、日本近数十年学说制度变迁之概略及其所予中国人以刺激，则兹役之全相终不可得见。此又集团外之事也。其他各局部之事象，殆无不交光互影。例如政治与哲学，若甚缘远，然研究一时代之政治史，不容忘却当时此地之哲学思想；美术与经济，若甚缘远，然研究一时代之美术史，不容忘却当时此地之经济状况。此皆集团以外之事也。

　　第四，认取各该史迹集团之“人格者”。每一集团必有其“人格者”以为之骨干，此“人格者”或为一人，或为数人，或为大多数人。例如法兰西帝国时代史，则拿破仑为唯一之“人格者”。普奥普法战史，则俾斯麦等数人为其“人格者”。至如此次世界大战，则不能以“人格者”专属于某某数人，而各国之大多数国民实共为其“人格者”也。然亦自有分别，倘再将此世界战史之大集团析为若干小集团，则在德国发难史之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威廉第二为其“人格者”；在希腊参战史之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威尼柴罗为其“人格者”；在巴黎议和史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克里曼梭、劳特佐治、威尔逊为其“人格者”也。辛亥革命史以多数之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共为其“人格者”；民国十年来政治史则袁世凯殆可认为唯一之“人格者”也。凡史迹皆多数人共动之产物，固无待言，然其中要有主动被动之别。立于主动地位者，则该史迹之“人格者”也。辛亥革命，多数党人为主动，而黎元洪袁世凯不过被动，故彼二人非“人格者”；十年来之民国，袁世凯及其游魂为主动，凡多数助袁敌袁者皆被动，故袁实其“人格者”也。

　　第五，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曷为每一史迹必须认取其“人格者”耶？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非深入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则真相未由见也。而每一史迹之构成心理恒以彼之“人格者”为其聚光点，故研究彼“人格者”之素性及其临时之冲动断制，而全史迹之筋脉乃活现。此种研究法，若认定彼“人格者”为一人或数人，则宜深注意于其个人的特性。因彼之特性非惟影响于彼个人之私生活，而实影响于多数人之公生活。例如凡赛条约，论者或谓可以为将来世界再战之火种，而此条约之铸一大错，则克里曼梭、劳特佐治、威尔逊三人之性格及头脑最少亦当为其原因之一部，故此三人特性之表现，其影响乃及于将来世界也。又如袁世凯，倘使其性格稍正直或稍庸懦，则十年来之民国局面或全异于今日亦未可知，故袁世凯之特性关系于其个人运命者犹小，关系于中国人运命者甚大也。史家研究此类心理，最要者为研究其吸射力之根源。其在圣贤豪杰，则观其德量之最大感化性或其情热之最大摩荡性；其在元凶巨猾，则观其权术之最大控弄性或观其魔恶之最大诱染性。从此处看得真切，则此一团史迹之把鼻可以捉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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