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7)

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7)

　　（五）史文什九皆经后代编史者之润色，故往往多事后增饰之语。例如《左传·庄二十二年》记陈敬仲卜辞，所谓“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等语，苟非田氏篡齐后所记，天下恐无此确中之预言。《襄二十九年》记吴季札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苟非三家分晋后所记，恐亦无此确中之预言也。乃至如诸葛亮之《隆中对》，于后来三国鼎足之局若操券以待。虽曰远识之人鉴往知来，非事理所不可能，然如此铢黍不忒，实足深怪。试思当时备、亮两人对谈，谁则知者？除非是两人中之一人有笔记，不然，则两人中一人事后与人谈及，世乃得知耳。事后之言，本质已不能无变，而再加以修史者之文饰。故吾侪对于彼所记，非“打折头”不可也。

　　（六）有本意并不在述中，不过借古人以寄其理想，故书中所记乃著者理想中人物之言论行事，并非历史上人物之言论行事。此种手段先秦诸子多用之，一时成为风气。《孟子》言“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此语最得真相。先秦诸子盖最喜以今人而为古人之言者也。前文述晁错引“神农之教”，非神农之教，殆许行之徒之教也。岂惟许行？诸子皆然。彼“言必称尧舜”之孟子，吾侪正可反唇以稽之曰，“有为尧舜之言者孟轲”也。此外如墨家之于大禹，道家阴阳家之于黄帝，兵家之于太公，法家之于管仲，莫不皆然。愈推重其人，则愈举己所怀抱之理想以推奉之，而其人之真面目乃愈淆乱。《韩非子》云：“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谁将使定儒、墨之诚乎？”是故吾侪对于古代史料一方面患其太少，一方面又患其太多。贪多而失真，不如安少而阙疑也已。

　　人类非机械，故史迹从未有用“印板文字”的方式阅时而再现者，而中国著述家所记史迹往往不然。例如尧有丹朱，舜必有商均；舜避尧之子于南河，禹必避舜之子于阳城；桀有妺喜，纣必有妲己；桀有酒池，纣必有肉林；桀有倾宫，纣必有琼室；桀有玉杯，纣必有象箸；桀杀龙逢，纣必杀比干；桀囚汤于夏台，纣必囚文王于羑里；夏之将亡，太史令终古出奔商，商之将亡，内史向挚必出奔周。此类乃如骈体文之对偶，枝枝相对，叶叶相当。天下安有此情理？又如齐太公诛华士、子产诛邓析、孔子诛少正卯，三事相去数百年而其杀人同一目的、同一程序，所杀之人同一性格，乃至其罪名亦几全同，天下又安有此情理？然则所谓桀、纣如何如何者毋乃仅著述家理想中帝王恶德之标准？所谓杀邓析、少正卯云云者毋乃仅某时代之专制家所捏造以为口实？（邓析非子产所杀，《左传》已有反证。）吾侪对于此类史料最宜谨严鉴别，始不至以理想混事实也。

　　（七）有纯属文学的著述，其所述史迹纯为寓言，彼固未尝自谓所说者为真事迹也，而愚者刻舟求剑，乃无端惹起史迹之纠纷。例如《庄子》言“鲲化为鹏，其大几万里”，倘有人认此为庄周所新发明之物理学，或因此而诋庄周之不解物理学，吾侪必将笑之。何也？周本未尝与吾侪谈物理也。周岂惟未尝与吾侪谈物理，亦未尝与吾侪谈历史；岂惟周未尝与吾侪谈历史，古今无数作者亦多未尝与吾侪谈历史。据《德充符》而信历史上确有兀者王骀曾与仲尼中分鲁国，人咸笑之，据《人间世》而信历史上确有列御寇其人者则比比然，而《列子》八篇，传诵且与《老》、《庄》埒也。据《离骚》而信屈原尝与巫咸对话，尝令帝阍开关，人咸笑之；据《九歌》而信尧之二女为湘君、湘夫人者则比比然也。陶潜作《桃花源记》以寄其乌托邦的理想，而桃源县竟以此得名，千年莫之改也。石崇作《王昭君辞》，谓其出塞时或当如乌孙公主之弹琵琶，而流俗相承，遂以琵琶为昭君掌故也。吾侪若循此习惯以评骘史料，则汉孔融与曹操书固尝言“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吾侪其将信之也？清黄宗羲与叶方蔼书，固尝言“首阳二老托孤于尚父，乃得三年食薇，颜色不坏”，吾侪其亦将信之也？而不幸现在众人共信之史迹其性质类此者正复不少。夫岂惟关于个人的史迹为然耳？凡文士所描写之京邑、宫室、舆服以及其他各方面之社会情状，恐多半应作如是观也。

　　以上七例论伪事之由来，虽不能备，学者可以类推矣。至于吾侪辨证伪事应采之态度，亦略可得言焉：

　　第一，辨证宜勿支离于问题以外。例如《孟子》：“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吾侪读至此，试掩卷一思，下一句当如何措词耶？嘻！乃大奇！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此如吾问“某甲是否杀某乙”，汝答曰：“否，人不应杀人。”人应否杀人此为一问题，某甲曾否杀某乙此又为一问题，汝所答非我所问也。万章续问曰：“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既主张天下非尧所与，则应别指出与舜之人，抑系舜自取。乃孟子答曰：“天与之。”宇宙间是否有天，天是否能以事物与人，非惟万章无徵，即孟子亦无徵也。两造皆无徵，则辩论无所施矣。又如孟子否认百里奚自鬻于秦，然不能举出反证以抉其伪，乃从奚之智不智贤不贤作一大段循环论理。诸如此类，皆支离于本问题以外，违反辩证公例，学者所首宜切戒也。

　　第二，正误与辨伪皆贵举反证，吾既屡言之矣。反证以出于本身者最强有力，所谓“以矛陷盾”也。例如《汉书·艺文志》云：“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吾侪即从《汉书》本文可以证此事之伪。其一，《景十三王传》云：“鲁共王馀以孝景前二年立，……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景帝在位十六年，则共王应薨于武帝即位之第十三年，即元朔元年也。（《王子侯表》云：“元朔元年安王光嗣。”正合。）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则末年安得有共王？其二，孔安国《汉书》无专传，《史记·孔子世家》云：“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蚤卒。”《汉书·兒宽传》云：“宽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补廷尉史，廷尉张汤荐之。”考《百官表》汤迁廷尉在元朔三年，安国为博士总应在此年以前。假令其年甫逾二十，则下距巫蛊祸作时已过五十，安得云蚤卒？既已蚤卒，安得献书于巫蛊之年耶？然则此事与本书中他篇之文处处冲突。王充云：“不得二全，则必一非。”（《论衡·语增篇》）既无法以证明他篇之为伪，则《艺文志》所记此二事必伪无疑也。

　　第三，伪事之反证，以能得“直接史料”为最上。例如鱼豢《魏略》谓“诸葛亮先见刘备，备以其年少轻之。亮说以荆州人少，当令客户皆著籍以益众。备由此知亮。”陈寿《三国志》则云：“先主诣亮，凡三往乃见。”豢与寿时代略相当，二说果孰可信耶？吾侪今已得最有力之证据，则亮《出师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苟吾侪不能证明《出师表》之为伪作，又不能证明亮之好妄语，则可决言备先见亮，非亮先见备也。又如《唐书·玄奘传》称奘卒年五十七，《玄奘塔铭》则云六十九，此两说孰可信耶？吾侪亦得最有力之证据，则奘尝于显庆二年九月二十日上表，中有“六十之年，飒焉已至”二语，则奘寿必在六十外既无疑。而显庆二年下距奘卒时之麟德元年尚九年，又足为《塔铭》不误之正证也。凡此皆以本人自身所留下之史料为证据，此绝对不可抗之权威也。又如《魏略》云：“刘备在小沛生子禅。后因曹公来伐出奔，禅时年数岁，随人入汉中，有刘括者养以为子。……”欲证此事之伪，则后主（禅）即位之明年诸葛亮领益州牧，与主簿杜微书曰：“朝廷今年十八。”知后主确以十七岁即位，若生于小沛，则时已三十馀岁矣。此史料虽非禅亲自留下，然出于与彼关系极深之诸葛亮，其权威亦相等也。又如《论衡》辨淮南王安之非昇仙，云：“安坐反而死，天下共闻。”安与司马迁正同时，《史记》叙其反状死状始末悉备。故迁所记述，其权威亦不可抗也。右所举四例，其第一、第二两例由当事人自举出反证，第三例由关系人举出反证，第四例由在旁知状之见证人举出反证，皆反证之最有力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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