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4)

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4)

　　近代著录家多别立史评一门，史评有二：一，批评史迹者；二，批评史书者。批评史迹者，对于历史上所发生之事项而加以评论。盖《左传》、《史记》已发其端，后此各正史及《通鉴》皆因之。亦有泐为专篇者，如贾谊《过秦论》、陆机《辨亡论》之类是也。宋、明以后，益尚浮议，于是有史论专书，如吕祖谦之《东莱博议》、张溥之《历代史论》等。其末流只以供帖括剿说之资，于史学无与焉。其较有价值者为王夫之之《读通鉴论》、《宋论》。虽然，此类书无论若何警拔，总易导读者入于奋臆空谈一路，故善学者弗尚焉。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则刘知几，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讐略》、《图谱略》；在清则章学诚，其学说在《文史通义》。知几之自述曰：“《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史通·自叙》）樵之自述曰：“凡著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之言。……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之儒所不得而闻也。”又曰：“夫学术造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通志·总序》）学诚自述曰：“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志隅·自序》）又曰：“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榛芜。然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与汪辉祖书》）又曰：“吾于史学，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家书》二）读此诸文，可以知三子者之所以自信为何如，又可知彼辈卓识，不见容于并时之流俗也。窃常论之，刘氏事理缜密，识力锐敏。其勇于怀疑，勤于综核，王充以来一人而已。其书中《疑古》、《惑经》诸篇，虽于孔子亦不曲徇，可谓最严正的批评态度也。章氏谓其所议仅及馆局纂修，斯固然也。然鉴别史料之法，刘氏言之最精，非郑、章所能逮也。郑氏之学，前段已略致评。章氏评之谓：“其精要在乎义例，盖一家之言，诸子之学识，而寓于诸史之规矩。”（《文史通义·释通篇》）又谓：“《通志》例有余而质不足以副。”（《与劭二云书》）皆可谓知言。然刘、章惟有论史学之书，而未尝自著成一史，郑氏则既出所学以与吾人共见，而确信彼自有其不朽者存矣。章氏生刘、郑之后，较其短长以自出机杼，自更易为功。而彼于学术大原，实自有一种融会贯通之特别见地。故所论与近代西方之史家言多有冥契。惜其所躬自撰述者，仅限于方志数种，未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耳。要之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至其持论多有为吾侪所不敢苟同者，则时代使然，环境使然，未可以居今日而轻谤前辈也。

　　吾草此章将竟，对于与吾侪最接近之清代史学界，更当置数言。前清为一切学术复兴之时代，独于史界之著作，最为寂寥。唐、宋去今如彼其远，其文集、杂著中所遗史迹尚累累盈望。清则舍官书及谀墓文外，殆无余物可以相饷。史料之涸乏，未有如清者也。此其故不难察焉，试一检康、雍、乾三朝诸文字之狱，则知其所以钳吾先民之口而夺之气者，其凶悍为何如。其敢于有所论列而幸免于文网者，吾见全祖望一人而已（看《鲒埼亭集》）。窃位者壹意摧残文献以谋自固。今位则成闰矣，而已湮、已乱之文献终不可复，哀哉耗矣。虽然，士大夫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故压于此者伸于彼。史学之在清代，亦非无成绩之可言。章学诚之卓荦千古，前既论之矣。此外关于史界，尚有数种部分的创作：其一，如顾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其书有组织，有断制，全书百三十卷一气呵成为一篇文字，以地理形势为经，而纬之以史迹。其善于驾驭史料盖前人所莫能逮。故魏禧称为“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书”也。其二，如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将全部《左传》拆碎而自立门类以排比之。善用其法，则于一时代之史迹能深入而显出矣。其三，如黄宗羲之《明儒学案》，实为中国有学史之始。其书有宗旨，有条贯，异乎钞撮驳杂者。其四，如赵翼之《廿二史札记》，此书虽与钱大昕、王鸣盛之作齐名（见前），然性质有绝异处。钱、王皆为狭义的考证，赵则教吾侪以搜求抽象的史料之法。昔人言“属辞比事，《春秋》之教”。赵书盖最善于比事也。此法自宋洪迈《容斋随笔》渐解应用，至赵而其技益进焉。此四家者，皆卓然有所建树，足以自附于述作之林者也。其他又尚有数类书在清代极为发达：（一）表志之补续。自万斯同著《历代史表》后，继者接踵，各史表志之缺，殆已补缀无遗，且所补常有突过前作者。（二）史文之考证。考证本为清代朴学家专门之业，初则仅用以治经，继乃并用以治史。此类之书有价值者毋虑百数十种。对于古籍订讹纠缪，经此一番整理，为吾侪省无限精力。（三）方志之重修。各省、府、州、县志什九皆有新修本，董其事者皆一时名士，乃至如章学诚辈之所怀抱，皆借此小试焉。故地方史蔚然可观，为前代所无。（四）年谱之流行。清儒为古代名人作年谱者甚多，大率皆精诣之作。章学诚所谓“一人之史而可以与家史、国史、一代之史相取证”者也。（五）外史之研究。自魏源、徐松等喜谈边徼形事，渐引起研究蒙古史迹之兴味。洪钧之《元史译文证补》知取材于域外，自此史家范围益扩大，渐含有世界性矣。凡此皆清代史学之成绩也。虽然，清儒所得自效于史学界者而仅如是，固已为史学界之不幸矣。

　　我国史学根柢之深厚既如彼，故史部书之多亦实可惊。今刺取累代所著录之部数卷数如下：

　　《汉书·艺文志》 11部 425篇
　　《隋书·经籍志》 81 7部 13 264卷
　　《旧唐书·经籍志》 88 4 部 17 946卷
　　《宋史·艺文志》 21 47部 4 31 09卷
　　《通志·艺文略》 23 01部 3 76 13卷
　　（图谱在外）
　　《文献通考·经籍考》 10 36 部 2 40 96卷
　　《明史·艺文志》 13 16部 3 00 51卷
　　（限于明代人著作）
　　《清四库书目》 2174部 3 70 49卷
　　（存目合计）

　　右所著录者代代散佚。例如《隋志》之万三千余卷，今存者不过十之一二；《明志》之三万余卷，采入四库者亦不过十之一二。而现存之四库未收书及四库编定后续出之书，尚无虑数万卷。要而言之，自左丘、司马迁以后，史部书曾著竹帛者最少亦应在十万卷以外。其质之良否如何，暂且勿问，至于其量之丰富，实足令吾侪挢舌矣。此二千年来史学经过之大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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