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3)

第二章过去之中国史学界(3)

　　与纪传体并峙者为编年体。帐簿式之旧编年体起原最古，既如前述。其内容丰富而有组织之新编年体，旧说以为起于《左传》。虽然，以近世学者所考订，则左氏书原来之组织殆非如是。故论此体鼻祖，与其谓祖左氏，毋宁谓祖陆贾之《楚汉春秋》。惜贾书今佚，其真面目如何不得确知也。汉献帝以《汉书》繁博难读，诏荀悦要删之，悦乃撰为《汉纪》三十卷，此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也。悦自述谓：“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以副本书。”又谓：“省约易习，无妨本书。”语其著作动机，不过节钞旧书耳。然结构既新，遂成创作。盖纪传体之长处在内容繁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以纳入。其短处在事迹分隶凌乱，其年代又重复，势不可避。刘知几所谓：“同为一事，分为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故贾谊与屈原同列，曹沫与荆轲并编。”（《史通·二体篇》）此皆其弊也。《汉纪》之作，以年系事，易人物本位为时际本位，学者便焉。悦之后，则有张璠、袁宏之《后汉纪》，孙盛之《魏春秋》，习凿齿之《汉晋春秋》，干宝、徐广之《晋纪》，裴子野之《宋略》，吴均之《齐春秋》，何之元之《梁典》……等（现存者仅荀袁二家）。盖自班固以后，纪传体既断代为书，故自荀悦以后，编年体亦循其则。每易一姓，纪传家既为作一书，编年家复为作一纪而皆系以朝代之名，断代施诸纪传，识者犹讥之，编年效颦，其益可以已矣。宋司马光毅然矫之，作《资治通鉴》以续《左传》。上纪战国，下终五代（西纪前四〇三至后九五九），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大事按年纪载，一气衔接。光本邃于掌故（观所著《涑水纪闻》可见），其别裁之力又甚强（观《通鉴考异》可见），其书断制有法度。胡三省注而序之曰：“温公徧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擿幽隐，荟萃为书。而修书分属，汉则刘攽，三国讫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皆天下选也，历十九年而成。”其所经纬规制，确为中古以降一大创作。故至今传习之盛，与《史》、《汉》埒。后此朱熹因其书稍加点窜，作《通鉴纲目》，窃比孔氏之《春秋》，然终莫能夺也。光书既讫五代，后人纷纷踵而续之，卒未有能及光者。故吾国史界称前后两司马焉。

　　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荀悦《汉纪》而后，又见之于宋袁枢之《通鉴纪事本末》。编年体以年为经，以事为纬，使读者能瞭然于史迹之时际的关系，此其所长也。然史迹固有连续性，一事或亘数年或亘百数十年，编年体之纪述，无论若何巧妙，其本质总不能离帐簿式。读本年所纪之事，其原因在若干年前者或已忘其来历，其结果在若干年后者苦不能得其究竟。非直翻检为劳，抑亦寡味矣。枢钞《通鉴》，以事为起讫，千六百馀年之书约之为二百三十有九事。其始亦不过感翻检之苦痛，为自己研究此书谋一方便耳。及其既成，则于斯界别辟一蹊径焉。杨万里叙之曰：“搴事之成，以后于其萌。提事之微，以先于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约。”盖纪传体以人为主，编年体以年为主，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主。夫欲求史迹之原因结果以为鉴往知来之用，非以事为主不可。故纪事本末体，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最为相近，抑亦旧史界进化之极轨也。章学诚曰：“本末之为体，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语此。……但即其成法，沈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文史通义·书教篇》）其论当矣。枢所述仅局于政治，其于社会他部分之事项多付阙如。其分目又仍涉琐碎，未极贯通之能事。然彼本以钞《通鉴》为职志，所述不容出《通鉴》外，则著书体例宜然。即提要钩玄之功，亦愈后起而愈易致力，未可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苛责古人也。枢书出后，明、清两代踵作颇多。然谨严精粹，亦未有能及枢者。

　　纪传体中有书志一门，盖导源于《尚书》，而旨趣在专纪文物制度，此又与吾侪所要求之新史较为接近者也。然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各史既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苟不追叙前代，则源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况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阙遗，见斯滞矣。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其书“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如人支脉，散缀于体。”（李翰序文）此实史志著作之一进化也。其后元马端临仿之作《文献通考》，虽篇目较繁备，征引较杂博，然无别识，无通裁（章学诚《文史通义》评彼书语），仅便翻检而已。

　　有《通鉴》而政事通，有《通典》而政制通，正史断代之不便矫正过半矣，然犹未尽也。梁武帝敕吴均等作《通史》，上自汉之太初，下终齐室，意欲破除朝代界限，直接迁书，厥意甚盛。但其书久佚，无从批评。刘知几讥其芜累，谓“使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史通·六家篇》），想或然也。宋郑樵生左、马千岁之后，奋高掌，迈远蹠，以作《通志》，可谓豪杰之士也，其《自序》抨击班固以下断代之弊，语语皆中窍要。清章学诚益助樵张目。尝曰：“《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又曰：“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诸子之意，寓于史裁。”（《文史通义·释通篇》）其所以推奖者至矣。吾侪固深赞郑、章之论，认《通史》之修为不可以已。其于樵之别裁精鉴，亦所心折。虽然，吾侪读《通志》一书，除二十略外，竟不能发见其有何等价值。意者仍所谓“宁习本书，怠窥新录”者耶？樵虽抱宏愿，然终是向司马迁圈中讨生活。松柏之下，其草不植，樵之失败，宜也。然仅《二十略》，固自足以不朽。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

　　右所述为旧目录家所指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政书之四体，皆于创作之人加以评骘，而踵效者略焉。二千年来斯学进化轨迹，略可见矣。自余史部之书，《隋书·经籍志》分为杂史、霸史、起居注、故事、职官、杂传、仪注、刑法、目录、谱牒、地理，凡十一门。《史通·杂述篇》胪举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凡十种。此后累代著录，门类皆小异而大同。以吾观之，可中分为二大类：一曰供后人著史之原料者，二曰制成局部的史籍者。第一类，并未尝经锤炼组织，不过为照例的或一时的之记录，备后世作者之搜采。其在官书，则如起居注、实录、谕旨、方略之类，如仪注、通礼、律例、会典之类。其在私著，则或专纪一地方，如赵岐《三辅决录》、潘岳《关中记》等。或在一地方中复专纪一事类，如陆机《建康宫殿记》、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杨孚《交州异物志》等。或专纪一时代，如陆贾《楚汉春秋》、王度《二石伪治时事》等。或在一时代中专纪一事，如《晋修复山陵故事》、《晋八王故事》等。有专纪一类人物者，如刘向《列女传》、皇甫谧《高士传》等。有纪人物复限于一地方或一年代者，如陈寿《益部耆旧传》、谢承《会稽先贤传》、袁敬仲《正始名士传》等。有专为一家或一人作传者，如江统之《江氏家传》、范汪之《范氏家传》、慧立之《慈恩法师传》等。或记载游历见闻，如郭象《述征记》、法显《佛国记》等。或采录异闻，作半小说体，如《山海经》、《穆天子传》、《飞燕外传》等。或拾遗识小，聊供谈噱，如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等。凡此皆未尝以述作自居，惟取供述作者之资料而已（右所举例，皆取诸隋、唐两志。其书今存者希）。

　　其第二类，则搜集许多资料，经一番组织之后，确成一著述之体裁。但所叙者专属于某种事状，其性质为局部的，而与正史编年等含有普遍性质者殊科焉。此类之书，发达最早者为地方史，常璩之《华阳国志》其标本也，其流衍为各省、府、州、县之方志。次则法制史，如《历代职官表》、《历代盐法志》等类。次则宗教或学术史，如《佛祖历代通载》、《明儒学案》等类。其馀专明一义，如律历、金石、目录，……等等，所在多有然，裒然可观者实稀。盖我国此类著述，发达尚幼稚也。

　　史籍既多，则注释考证，自然踵起。注释有二：一曰注训诂，如裴骃、徐野民等之于《史记》，应劭、如淳等之于《汉书》。二曰注事实，如裴松之之于《三国志》。前者于史迹无甚关系，后者则与本书相辅矣。考证者，所以审定史料之是否正确，实为史家求征信之要具。《隋书·经籍志》有刘宝之《汉书驳议》，姚察之《定汉书疑》，盖此类书之最古者。司马光既写定《通鉴》，即自为《考异》三十卷，亦著述家之好模范也。大抵考证之业，宋儒始引其绪，刘攽、洪迈辈之书稍有可观。至清而大盛，其最著者如钱大昕之《廿二史考异》，王鸣盛之《十七史商榷》，赵翼之《廿二史札记》。其他关于一书一篇一事之考证，往往析入豪芒，其作者不可偻指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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