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娃传》|戴望舒

读《李娃传》(1)

　　一

　　白行简所著《李娃传》现在的存本计有两种：一种是繁本，即《太平广记》卷四八四杂传记类所收的《李娃传》；一种是删节本，即曾慥《类说》卷二六上所收的《汧国夫人传》（罗烨《醉翁谈录》癸集卷一所收的《李亚仙不负郑元和》虽少有异文，但其源即出《类说》）。而这两种本子的来源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唐末屯田员外郎陈翰所编的《异闻集》。

　　《异闻集》所收唐人小说，以单篇为多，然率皆润饰增删，和原本恐有不同，《太平广记》卷八三所收出自《异闻集》之《吕翁》，与《文苑英华》卷八八三所收沈既济之《枕中记》，《太平广记》所收出自《异闻集》之《太学郑生》（卷二九八）、《邢凤》（卷二八二），与《沈下贤集》所收之《湘中怨词》，《异梦录》，文字有异，是其一证。删节本仅及原本十一，不足为据。但是《广记》所收《李娃传》，大概也因为经过了润饰增删，还加上缮写刊刻的错误，所以还是留下了好些令人置疑的地方。如已经张政烺先生指出为陈翰手笔的本传开端的三十一字：

　　汧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娼女也，节行瓌奇，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传述。

　　以及我认为颇有问题的结尾的：

　　贞元中，予为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时乙亥岁秋八月，太原白行简云。

　　等语，皆有使人怀疑到《李娃传》不是白行简作的可能。

　　关于前者，张政烺先生在他的《一枝花》那篇短文中已说得很清楚；关于后者，这里有一点说明的必要。因为唯有弄清楚这个写作日期，我们才不会对本篇的作者有所怀疑，才可以对于古往今来伪托之说，得据以辨正。

　　主张《李娃传》不是白行简所著的说法，近年来颇为流行。如日本盐谷温博士，最近刘开荣先生，都曾这样主张。盐谷温博士说：“这传奇与那赋（按指《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固然都是假托的，但文笔非老手到底不能办。”刘开荣先生说：“不过就《李娃传》的形式及所反映的社会背景来看，很像是较晚的作品。假如说是另一作者，假托白行简之名而写《李娃传》，倒有可能。”

　　盐谷温博士和刘开荣先生的论断是相当主观的，这样三言两语就剥夺了白行简的著作权，到底是不能令人心折的。言之似有理的，是远在宋朝刘克庄的意见。在他的《诗话》前集中，他说：

　　……郑畋名相，父亚亦名卿，或为《李娃传》诬亚为元和，畋为元和之子。小说因谓畋与卢携并相不咸，携诟畋身出娼妓。按畋与携皆李翱甥，畋母，携姨母也，安得如《李娃传》及小说所云？唐人挟私忿，腾虚谤，良可发千载一笑。亚为李德裕客，白敏中素怨德裕及亚父子，《李娃传》必白氏子弟为之，托名行简，又嫁言天宝间事，且传作于德宗之贞元，述前事可也。亚登第于宪宗之元和，畋相于僖宗之乾符，岂得预载未然之事乎？其谬妄如此……

　　郑畋和卢携不咸，不止互诉而已，甚至几乎动手打起来，如《北梦琐言》所记的那样，可是这和《李娃传》有什么关系？然而刘克庄却固执地认定，传中所说的荥阳公子，正就是诬指郑亚，因而就牵出白敏中和李党郑亚父子的嫌隙，说这篇小说必是白氏子弟造作而托名于行简。这是大前提的错误，这样就一路错到底。

　　附和刘克庄《诗话》的意见的，在清代有俞正燮，他虽然先对克庄之说表示怀疑，但终为曲为辩护，因而否定了《李娃传》是白行简的作品；当代亦有一位杰出的教授，认为，像《白猿传》之嘲欧阳询是猴子一样，《李娃传》的作者的用意是在嘲骂时宰是娼妇之子，因而断定说，郑亚和郑畋的时代既后于传中所伪称的贞元乙亥十一年（七九五），而郑畋显贵之日白行简早已在敬宗宝历二年（八二六）逝世了，那么《李娃传》便断然不可能是行简写的了。

　　《李娃传》意在诬郑亚郑畋之说是丝毫没有事实根据的猜测之辞，我们可以置之不辩。我们要来讨论的，倒是那个大可置疑而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的传中所说的“贞元乙亥秋八月”这个年代。贞元乙亥是贞元十一年。《李娃传》是否真是在这一年写的？白行简是否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写《李娃传》？

　　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那时以古文笔法写小说的风气尚未大开，白行简和其兄居易丁父忧，居丧于襄阳，决无认识那鼓励他写小说的李公佐的可能，说这二十岁的白行简会独开风气之先，背了居丧之礼而会友纵谈而写起小说来，恐怕是不可能的事。

　　这样说来，是否我们也同意于《李娃传》是伪托作品之说呢？并不。我认为“乙亥”二字，是一个缮写或刊刻的错误，或多半是《异闻集》编者的误改。那么原文是什么年份呢？什么理由会错成“乙亥”呢？

　　原文上应该是“乙酉”。乙酉是顺宗永贞元年（八〇五）亦即贞元二十一年。那时行简之兄白居易已在京师做着校书郎那份闲散的卑官，行简也已经“驱车迤逦来相继”和白居易一起交友，游赏，饮酒，玩女人，写文章。那个时候白行简写小说便是可能的了。

　　可是“乙酉”有什么理由会误作“乙亥”呢？这里是我们的解释：我们知道，德宗是在贞元乙酉正月癸巳（二十三日）驾崩的，太子于同月丙申（二十六日）即位，是为顺宗。可是顺宗在位之日并没有改元，而仍沿用贞元的年号。到了这年八月庚子（初四），顺宗下诏内禅宪宗，自称太上皇，于九日册皇帝于宣政殿，并将贞元二十一年改为永贞元年以志庆。（这次的改元，虽出于顺宗之意，然而永贞这年号，照理却是属于宪宗的，而一般史家均把它归在顺宗名下，这是欠妥的。）可是顺宗的太上皇亦没做了多久，次年正月甲申（十九日），他就驾崩了，而在他驾崩之前十七日，即正月丁卯（初二），宪宗就已经改元为元和了。所以永贞这个年号，实际上只用了不到五个月，在当时人看来，那一年还是贞元二十一年，可是在后代读史的人看来，那年却是永贞元年了。《异闻集》的编者很可能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以为贞元中并无乙酉年，而贞元元年乙丑年又似乎太早了一点，便把传中的“乙酉”自作聪明地改为“乙亥”了。

　　这便是“乙酉”之所以误成“乙亥”的理由，而《李娃传》写作的年代，是应该放在贞元二十一年，即永贞元年的八月初，而且必然是在初一至初三这三天之中的。

　　这个写作年代的推定，如果没有更确切的证据来作依傍，那么要驳倒《李娃传》非白行简作之说，辨正它并不是写来诬郑亚郑畋父子理由，总还是显得薄弱的。

　　《李娃传》为白行简作的有力的证据，却并不在什么罕见的书上，那就是元稹的《元氏长庆集》。在该集卷十《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中，我们看到这两句诗：

　　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

　　而在这两句诗下面，又有元稹自注云：

　　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已，犹未毕词也。

　　元稹的这篇诗，是酬答白居易的那篇《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而作，两篇皆作于元和五年（八一〇）。在这篇追缅旧游，特别是念念不忘于从贞元十九年（八〇三）至元和元年（八〇六）元白二人均任校书郎那一段时期的生活的诗和诗注中，正如以前我们曾提出过的，最可注意的是“话”、“一枝花”这几个字眼。“话”是什么？吴晓铃和张政烺二先生都认为是“说话”，即现在的“说书”，可是我认为还是仅仅解作“故事”也就够了，原因就为了“自寅至巳”（自上午三至五时至上午九至十一时）这个时间。我以为与其说半夜里请了说书人来一直讲到早晨，不如说自己朋友间宵谈遣夜更为合理一点。“一枝花”是什么呢？就是汧国夫人李娃。宋曾慥《类说》卷二十六上有陈翰《异闻集》，其中《汧国夫人传》末有注云：“旧名《一枝花》”；元罗烨《醉翁谈录》癸集卷一《李亚仙不负郑元和》条，开端即云“李娃，长安娼女也，字亚仙，旧名一枝花……”；明梅禹金《青泥莲花记》卷四载《李娃传》，题下有注云：“娃旧名一枝花。元稹诗注。”陈翰、罗烨、梅禹金等都一致认为一枝花为李娃旧名，当非皆从“光阴听话移”那句诗的注凭空附会出来，而必有现在已经失传了的根据的，尤其是去白元时代不远的唐末的陈翰。

　　这里我想附带说到的，就是诗注中的“新昌宅”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常被人忽略了或误解了。新昌宅当然不是元稹的住所，因为元稹当时住在靖安里。那么是不是白居易的住所呢？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昭国坊》条按语云：“按白居易始居常乐，次居宣平，又次居昭国，又次居新昌……”现在我们且从《唐两京城坊考》来看一看白居易住在这些坊里的时期：

　　一，常乐里　《养竹记》云：

　　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选及第，授校书郎，始于长安求假居，得长乐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

　　可见白居常乐里始于贞元十九年（八〇三），迄于何年则尚待考。

　　二，宣平里　《旧唐书》《白居易传》云：

　　居易奏曰：“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为公辅例。”……于是除京兆府户曹参军。

　　白居易《襄州别驾府君事状》云：

　　夫人颍州陈氏……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殁于长安宣平里第。

　　按居易于元和五年（八一〇）五月除京兆户曹参军，奉母居京，当为移居宣平里之始，至元和六年（八一一）母卒，乃离京丧居渭村。计在宣平里居约一年。

　　三，昭国里　居易居昭国里当始于元和九年（八一四）入朝拜太子左赞善大夫时（有《昭国闲居》诗），迄于元和十年（八一五）居易贬江州司马时，（白氏《与杨虞卿书》云：“仆左降诏下，明日而东，足下从城西来，抵昭国坊，已不及矣。”）居约一年。

　　四，新昌里　居易为主客司郎中知制诰的次年即长庆元年（八二一）二月初，始买宅新昌，《竹窗》诗云：“今春二月初，卜居在新昌。”又有《新居早春》、《新昌新居书事》等诗。

　　除了这四个住所以外，徐松还说：“乐天始至长安，与周谅等同居永崇里之华阳观。”这里我们要补充说：那时候是贞元十九年的春天，白居易的《重到华阳观旧居》诗“忆昔初年三十二，当时秋思已难堪”等可证。可见在贞元二十一年夏，他也在华阳观住过，可能是短时间的寄居。

　　从上面看来，白居易居新昌里始于长庆元年（八二一），而元稹在元和五年（八一〇）所写的回忆贞元十九年至元和元年（八〇三～八〇六）的生活诗中，竟会说到白居易十几年后的住所，岂不大大的荒唐吗？

　　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在徐松不知道白居易在新昌里买宅之十余年前，即在居常乐里和宣平里之间，也曾经在新昌里住过，而且住了相当长久。白居易在元和三年所写的那篇《醉后走笔酬刘五主簿长句之赠，兼简张太贾二十四先辈昆季》诗中，我们看到有：

　　晚松寒竹新昌第，职居密近门多闭，日暮银台下直回，故人到门门蹔开。

　　等语，可证元和三年（八〇八）白居易居新昌里；白居易在元和五年所写的《和答诗十首》诗序，有：

　　五年春，微之从东台来，不数日，又左转为江陵士曹掾，诏下日，会予下内直归，而微之已即路，邂逅相过于街衢中，自永寿寺南抵新昌里北，得马上话别。

　　等语，可证元和五年春（八一〇）白居易尚居新昌里；而元稹的《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又为我们证实了居易为校书郎时住在新昌里。那么我们假设白居易第一次居新昌里的时代为贞元二十年（八〇四）至元和五年春（八一〇），大约不会差得很远吧。

　　我之所以要提到新昌宅的问题，是为了说明元稹诗注所说的他们从而听说一枝花话的新昌里，确实就是白氏的住所，而白氏住新昌里的时期，也包括白行简写《李娃传》的贞元二十一年（八〇五）在内，听故事和写小说，可能就在同一个短时期之内。

　　既然听讲故事和写小说是在先于郑畋显贵之日数十年，那么《李娃传》刺郑亚郑畋父子之说，便不攻自破了。在另一方面，那处处追随着其兄的白行简，听到这个瑰奇的故事，又经友人李公佐的怂恿，而将它写了出来，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这是《李娃传》为白行简作之证一。

　　其次，在宋代许顗的《彦周诗话》中，我们见到这样的一则：

　　诗人写人物态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峨峨高一尺，门前立地看春风。”此定是娼妇。

　　而在任渊的《后山诗注》卷二《徐氏闲轩》一诗的注里，我们又看到：

　　元微之《李娃行》：“平常不是堆珠玉，难得门前暂徘徊。”

　　元稹的《李娃行》全诗已佚，所剩下的就只有这短短的四句诗，前二句已经《全唐诗》采辑，而后二句却从来也没有人注意到过。可是这短短的几句残诗，却替我们对于《李娃传》的时代和作者的可信，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元稹和李娃故事的关系，不只是在新昌宅听了人讲而已，而且还写了诗来歌唱这个奇特的娼女了。贞元末至元和间，在白居易兄弟、元稹、李绅、李公佐、陈鸿以及其他青年的文士们之间，我们显然看到有一种新的文体在那里流行出来。那就是当他们遇到瑰奇艳异或可歌可泣的事的时候，便协力合作，一人咏为歌行，一人叙作传记，一诗一文，相偶而行，这样地创造了一种以前所没有的新体，如杨贵妃故事有陈鸿的《长恨歌传》和白居易的《长恨歌》，莺莺故事有元稹的《莺莺传》和李绅的《莺莺歌》；以后的无双故事有薛调的《无双传》和无名氏的《无双歌》，汜人故事有韦敖的《湘中怨》和沈亚之的《湘中怨辞》。所以李娃故事之有白行简作传，元稹作诗，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元稹在白氏家中听到讲李娃故事是确实的了，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来说白行简不会把这个故事写成小说呢？《李娃传》之确为白行简所作，这是第二个证据。

　　我们已把白行简在哪一年，哪一个地方，由于什么原故，跟什么人合作写了这篇《李娃传》说明白了，那么所谓《李娃传》是托行简之名以诬谤郑亚郑畋之说，便不攻自破；至于主张传中荥阳公子系指元和十一年状元郑澥之说，当然也不值一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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