钏影楼回忆录五十四、金粟斋时代的朋友

五十四、金粟斋时代的朋友

　　我在金粟斋译书处时代，认识了不少的名人。因为那个时代，正在戊戌政变以后。来了一个反动，禁止开学堂，谈新政，康、梁逃到海外，许多新人物，都避到上海来。再加以庚子拳变，两宫出走，洋兵进京，东南自保，上海那时侯，真是热闹极了。

　　我们这时候的金粟斋译书处，又迁了一个地方。那个南京路（上海人称为大马路）的老地方是一个繁盛的区域，但我们的译书处，却并不一定要一个繁盛区域。尤其是后面是个野鸡堂子，燕莺成群，使叶浩吾先生为群雌所俘，闹成笑柄，住在这里，更不妥当。我们如果找一个较清净的区域，不是也很好吗？于是我们和方漱六商量了，预备迁居，择一个比较清静所在。这时上海的公共租界，正在向西北区扩展，开辟不少新马路，我们便向这些新马路去找寻房子，却便找到了登贤里一座也是三上三下石库门式的房子，我们便迁移了进去。

　　那条马路在南京路的西北，当时还未定名，大家呼之为新马路，后来便定名为白克路，租界收回以后，又改名为凤阳路了。那地方最初是一片旷地，荒冢乱草，但是那些地皮商人，已经在那里建筑起房子来了。我们迁移去的登贤里，便是新造房子，围墙也没有砌就，仅把篱笆围了起来。可是邻居一带，我们便相识起来。在我们后门相对的一家，便是吴彦复的家；在我们前面，有一片方场，另外有一带竹篱，便是薛锦琴女士的家。

　　薛锦琴是广东人，记得是她的叔叔薛仙舟带她到上海来的。有一次，静安寺路的张园，开什么大会（按：张园又名味莼园，因为园主人姓张，故名张园，园内有一厅，名安垲第，可容数百人），有许多当时号称维新志士的在那里演说。忽见一位女子，年可十八九，一双天足，穿了那种大脚管裤子，背后拖了一条大辫子，也跑到演说台上去演说，在那个时候，上海还是罕见的，虽然也很有不少开通的女士，然而要她们当众演说，还没有这样大胆的。

　　一时鼓掌之声，有如雷动，薛锦琴女士侃侃而谈，说得非常慷慨激昂，听者动容。至于说了些什么，也是说中国要革新变法这一套，但出于一位妙龄女郎之口，就更为精采了。因为她是一位不速之客，踏上台来演说，虽然听她口音（广东官话），看她服饰（那时候广东妇女的服饰，与上海绝异），一望而知是广东人，下台以后，方知道是薛锦琴女士，并且知道也住在登贤里，还是我们的芳邻呢。

　　住在我们后面的一家，便是吴彦复先生，他是一位公子，又是诗人，号北山，又号君遂，他的身世，记述者很多，无容细述。他是一位礼贤好客的人，那时章太炎先生就住在他的家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太炎。在南京的时候，早已闻名，有人称章枚叔是怪客，也有人呼之为章疯子。我见他时，他穿了一件长领的不古不今，不僧不俗的衣服，有点像日本人所穿的浴农。手里拿了一柄团扇，好似诸葛亮的羽扇。他老早就剪了头发了，乱糟糟的短发披在颈后，好像一个鸭屁股。他是浙江余杭人，那时他的排满思想，已塞满在他的脑子里，但他的讲话，还是那样温文迟缓，并没有什么剑拔弩张之势，不过他这个余杭国语，实在不容易听呢。我们偶然请他写点文字，他也很高兴，但一定用黄帝纪元，有人请他写扇子，他也写，字颇古艳，别有风姿，我就请他写了一个名片。

　　吴彦复带了他的那位姨太太，唤做彭嫣的，还有两位女公子，住在这里，但是他家里的宾客很多，有时开出饭来，便坐满了一桌。这时从日本回国的，从欧美回国的，从北京下来的，从内地出来的，都齐集在上海，都要来拜访吴彦复、章太炎。常到他家里的有沈翔云、马君武、林万里（即后来的林白水）、章行严，都是一班有志青年。行严这时年少翩翩，不过二十岁刚出头的人吧，他常到吴彦复家里去，与太炎先生，讨论学术。因为他与太炎同姓，人家有疑为他们兄弟行的，其实太炎是浙江人，行严是湖南人，可谓同姓不宗。后来行严也编过一部“黄帝魂”，充满种族思想，那时候的种族革命思想，实已深中于人心。

　　行严也常到金粟斋来，金粟斋的后门，正对着吴彦复的前门，两家宾客，川流不息，因此便显出更热闹了。我们有时吃了夜饭，也便到吴彦复家里去玩，常见他们那里高朋满座，议论风生。彦复先生对人和蔼，每喜奖借后进。他曾经送我一部“北山诗集”，其时我的“迦因小传”正再版，也送了他一册，他还做了诗呢，起初我不知道，后来读梁任公的“饮冰室诗话”，却载有一则，今录如下：

　　十年不见吴君遂，一昨书丛狼籍中，忽一刺飞来，相见之欢可知也。相将小饮，席间出示近稿十数纸，读之增欷。顾靳不我畀，惟以别纸题“迦因传”一首见遗，录此以记因果。诗云：“万书堆里垂垂老，悔向人来说古今。薄酒最宜残烛下，暮云应作九洲阴。旁行幸有娄迦笔，发喜难窥大梵心。会得言情头已白，鬑鬑相见久沉吟。”迦因传者，某君所译泰西说部，文学与“茶花女”相埒者也。

　　任公说这话，那是过宠了，我们何能与畏庐先生的“茶花女”相埒呢？不过彦复何以对此而发牢骚，有人说：那个时候，彦复的如夫人彭嫣，正是下堂求去，他不免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而任公也知之，所云“因果”者，乃以掩扬出之耳。

　　有一天，我从金粟斋出门，看见章行严携着吴彦复的两位女公子，到薛锦琴的家里去。我问他何事？他说：“奉彦复先生命，拜薛绵琴为师，薛锦琴是固中西文并茂也。”彦复的两位女公子，长名吴弱男，次名吴亚男，那时两姊妹，年不过十一二，我们在彦复家里时，常见她们憨跳狂跃，不想后来弱男女士，便做了章行严夫人。因为大家都出国留学了，想是在国外缔结这姻缘吧。及至又二十多年后，我在北京的东帖，乘京沪路车回上海，又遇见了章夫人，那时行严在沪大病，恰巧邵飘萍来车站送我，邻室的章夫人，还托邵君打电报到上海去呢。此是后话，在此不赘。

　　我们的金粟斋译书处开办了有半年多后，得到了蒯先生一封信，说是严又陵先生要到上海来，我们要略尽招待之责。严先生是住在天津的，这一回到上海来，并不是什么游玩性质，说是奉命来办理一项洋务交涉的。我们得到了蒯先生的信，当然要欢迎他。他在上海也有很多朋友，这次来，他是寓居在一位同乡的家里。那也不去管它。约了上海几位名流，请他吃了一次饭，自由方漱六去安排，不必细说。

　　那时候，严先生的“穆勒名学”刚在金粟斋译书处出版，因有许多人不知道名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学问，名学这个名词，应作如何解释？便有人来和我们商量：趁严先生此次来上海，我们不如开一个会，请严先生讲演一番，使得大家明白一点。我们于是请命于严先生，他也允许了，便即选定了一个日子，借了一所宽大的楼房，请了许多人来听他的演讲。我们这个会，定名为名学讲演会。

　　这个名学讲演会，我们邀请的人可不少呢。除了常到金粟斋来的朋友，以及常往来于吴彦复家中的名流，都邀请外，还有侨寓于上海许多名公钜子，余者我都忘怀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有两位，一位是张菊生(元济），一位郑苏堪（孝胥）。这两位在我却是第一次见面。吴彦复陪了章太炎也来了，还有我们未曾邀请的，朋友带朋友的也来了不少。关于听讲的事，我们可以拒绝吗？当然一例欢迎。

　　本来约定是下午两点钟的，但到了三点钟后，严先生方才来了。原来他是有烟霞癖的，起身也迟一点，饭罢还须吸烟，因此便迟了，他留着一抹浓黑的小胡子，穿了蓝袍黑褂（那时没有穿西装的人，因为大家都拖着一条辫子），戴上一架细边金丝眼镜，而金丝眼镜一脚断了，他用黑丝线缚住了它。他虽是福建人，却说的一口道地的京话。他虽是一个高级官僚，却有一种落拓名士派头。

　　我们的设备，也不似学校中那样有一座讲台，只在向东安置一张半桌，设了一个坐位，桌上供以鲜花和茗具。听讲的人排列了许多椅子，作半圆形，那都是方漱六所安排的。严先生讲演得很安详，他有一本小册子，大概是摘要吧，随看随讲，很有次序。不过他的演词中，常常夹杂了英文，不懂英文的人，便有些不大明白。但这种学问，到底是属于深奥的学问，尽有许多人，即使听了也莫名其妙。坦白说一句话，我是校对过“穆勒名学”一书的人，我也仍似渊明所说的不求甚解。所以这次来听讲的人，我知道他们不是来听讲，只是来看看严又陵，随众附和趋于时髦而已。

　　这次讲演，大约有一小时之久，我们虽设有坐位，严先生却没有坐，只是站着讲。他演讲的姿势很好，平心静气，还说了许多谦逊话。不过虽是一小时，在他也觉得吃力了。讲完以后，我们饷以茶点，听众也都星散，留了张菊生等几位。张菊生是他的老朋友，从前在北京和他一起创办过通艺学堂的。可是他也没有多坐，便匆匆回去了。

　　这个名学一门学问，严先生虽倡译此名词，他也觉得不易使人了解，后来他又译了一部“名学浅说”；那不是金粟斋出版了。到了现代，有许多研究新学术的人，也不大提及这一门学问。有人说：在日本人方面，则称之为“论理学”。我国近代，“逻辑”两字，颇为通行，且有所谓“逻辑学”者，闻“逻辑”两字，为章行严所创译的名词，是否从名学而来，会当问之孤桐先生。

　　我第一次与新闻界有缘的是“苏报”，前已说过了，第二次便要说到“中外日报”是后起之秀，虽然有“申报”、“新闻报”两个大报笼罩于上，但不免暮气已深，况且这两大报都是外国人资本，外国人创办（申报属英，新闻报属美），报馆好似一家洋行，华经理称为买办，主笔呼为师爷。这班维新派的人鄙夷它，而他们也以注重商业为本位，只要能多销报，多登广告就满足了。“中外日报”是中国人办的，当然没有那种洋商报馆的习气。为了汪氏昆仲的关系，我们早与中外日报接洽，金粟斋出版的书，必须在中外日报登广告。后来因为金粟斋没有办发行所，出了书也就由“中外日报”寄售了。

　　中外日报馆我是去过好几次的，馆址至今已想不起来，那规模比了“苏报”可是大得多了。但是要此现在的大报馆，还是不能同日而语。主笔房只有一大间，汪颂阁以总经理而兼总主笔，占了一张巨大的写字枱，此外的编辑先生，各占一席。两位翻译先生对面而坐，译东文的是叶浩吾，译西文的乃温宗尧（粤人，号钦甫）。说起当时报纸上翻译，殊令人发生感慨：第一、一般普通的读者，不注意国外新闻，譬如说：现在某国与某国已在交战了。他们说：外国人打仗，与我们中国无关。除非说，外国将与中国开战了，当然有点惊慌，但是说，不打到上海来也还好，东南自保之策，也就是这种心理。第二、翻译新闻，翻译些什么呢？那时各国的通讯社都没有数上海来，只有英国的路透社一家，中国报馆要教它送稿，取价甚昂，以英镑计算，实在路透社报告的都是西方消息，读者也不甚欢迎。于是翻译先生们只好在上海所出版的西报上搜求，如“字林西报”等，倒有好几家呢。日本有一种“东方通信社”，记得也还未有，日本报馆，似已有两家开设在虹口。不过日本报纸可能常常由大阪、东京寄来，足供叶浩吾的选译。

　　我今再提起一人为马君武先生，君武亦吴彦复家常到的宾客，为人诚挚而好学，我常见他坐在人力车上，尚手不释卷咿唔不绝。然其天真处亦不可及，当时传有两事：其一，这时日本留学生回国者甚多，颇多浪漫不羁之士，如沈翔云则挟妓驾了亨斯美车（一种自行拉缰的马车）在张园兜圈子。如林少泉（即白水）则见其穿了日本和服在抽鸦片烟。至于出入花丛，竟无讳忌，某一日，一群青年，在妓院闹事（上海人称之曰“打房间”），据说为龟奴所殴，君武本不作冶游，乃因同伴被辱，前往助战，亦受微伤。汪允中告我，初不信，明日见之，果额角其有血痕一条。其二、君武迫其母夫人入女学读书，母云：“我已五十许人了，何能再求学？”但君武固请，至于跪求，太夫人不得已，勉徇爱子之请，梳辫子作女学生妆，随少女曾入学数星期。此为当时友朋对马君武的趣淡。

　　更有对于我一嘲弄可笑的事，我今亦不讳言。当时金粟斋常来游玩的宾客中，有一对青年夫妇，邱公恪与吴孟班。公恪名宗华，为吾乡邱玉符先生之子，夫人吴孟班，亦吴人，他们年龄都此我小，而才气横溢，雄辩惊座，不似我之讷讷然的。尤其是孟班，放言高论，真不像是个吴娃。我们以同乡的关系，时相过从，孟班常说我太拘谨无丈夫气。一天，在朋友辈宴会中，宣言于众，说我像一位小姐，于是这个小姐之名，不翼而飞，传播于朋侪间，如蒋观云先生（智由）见我即呼我小姐。三十岁以后，本已无人知我有此雅号，一日，与南社诸子吃花酒，诸真长（宗元）忽宣泄我这个隐名，于是又飞传于北里间，花界姊妹，亦以小姐相呼，真使我啼笑皆非，甚至老年时，陈陶遗还以此相谑呢。

　　再说邱公恪与吴孟班这对夫妇吧，我离金粟斋后越一年，闻孟班即以病逝世，或云难产。公恪到日本，习陆军，入成城学校。但日本的那种军官学校，课务严厉，他虽意气飞扬，但体魄不能强固如北方健儿，又以他们这对青年伉俪，情好素笃，夫人逝世后，不数月他亦以病退校，友朋们送之回上海，未及一月，亦即长逝。两人年均未届三十也。叶浩吾挽以联曰：“中国少年死，知己一人亡。”蒋观云挽吴孟班诗句云：“女权撒手心犹热，一样销魂是国殇。”我今白发盈颠，回忆五十年前，多情俊侣，再无复有呼我老小姐的，思之不禁有余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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