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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晦闻与孟心史之死


  末了我们再来讲两个人,他们并不是为政治而牺牲,但是尽心于教育,也是可以令人佩服的。照年月不照年岁来讲,其一是北大中国文学系教授黄晦闻。前清光绪年间,上海出版《国粹学报》,黄节的名字同邓实(秋枚)刘师培(申叔)马叙伦(夷初)等常常出现,跟了黄黎洲吕晚村的路线,以复古来讲革命,灌输民族思想,在知识阶级间很有些势力。及至民国成立之后,虽然他是革命老同志,在国民党中不乏有力的朋友,可是他只做了一回广东教育厅长,以后就回到北大来教他的书,不复再出。

  北伐成功以来,所谓吃五四饭的飞黄腾达起来,都做了新官僚,黄君是老辈却那样的退隐下来,岂不正是落伍之尤,但是黄君是自有见地的。他平常愤世疾俗觉得现时很像明季,为人写字常钤一印章,文曰“如此江山”。又于民国廿三年秋季在北大讲顾亭林诗,感念往昔,常对诸生慨然言之。次年一月廿四日病卒,所注亭林诗终未完成。所作诗集曰“蒹葭楼诗”曾见有仿宋铅印本,番禺汪氏为之出资印行者,今不知市上有之否。(《书房一角》中云,晦闻卒余撰一挽联曰,如此江山,渐将日暮途穷,不堪追忆索常侍。及今归去,等是风流云散,差幸免作顾亭林。附以小注云,近来先生常用一印云,如此江山,又在北京大学讲亭林诗,感念古昔,常对诸生慨然言之。)

  其二是史学系的孟心史。孟君在北大教书多年,兼任研究所工作,著书甚多,但是我所最记得最喜欢读的,还是民国五六年顷所出的《心史丛刊》,共有三集,搜集另碎材料,贯串成为一篇,对于史事既多所发明,亦殊有趣味。其记清代科场案,多有感慨语,如云:“凡汲引人材,从古无以刀锯斧钺随其后者。至清代乃兴科场大案,草菅人命,无非重加其罔民之力束缚而驰骤之。”

  又云,“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且酷,不惜借满人屠戮同胞,以泄多数侥幸未遂之人年年被摈之愤,此所谓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

  孟君耄年宿学,而其意见明达,前后不变,往往出后辈贤达之上,可谓难得矣。廿六年华北沦陷,孟君仍留北平,至冬卧病入协和医院,十一月中我曾去访问他一次,给我看日记中有好些感愤的诗,至次年一月十四日乃归道山,年七十二。三月十三日开追悼会于城外法源寺,到者可二十人,大抵皆是北大同人,别无仪式,只默默行礼而已。我曾撰了一副挽联,文曰,野记偏多言外意,新诗应有井中函,因字数太少不好写,又找不到人代写,亦不果用。这里所说黄孟二君,比起上边李高二君来显得质朴无华,似乎要差一筹了,其实也不尽然,这只是情形不同罢了,其坚守岗位而死,这一点却是没有多大差别的。

  中国新文化与学术之没有成绩与进步,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是从事于此的太不专心亦是其一。做官去的人不必说了,有些人就是不求富贵也求安乐,向着生活比较舒服处去,向着靠近家乡处去,向着少危险处去,这虽不能说是怎么不好,但是这样的移动下去,就影响到事业不能专一,这并不是一件什么微小的毛病。这样看起来,像黄孟二君的事,虽然看去似乎平常,却实在也是很有重大的意义的。如要吹毛求疵的来说,则为了教育与学校去牺牲自己的幸福,纵说是难能可贵,也只是为了知识阶级换句话说就是士大夫阶级的利益,于民众并无多大好处,所以亦无足取,话虽说得苛刻,细想起来也或不无理由,那么应当后悔的人正是不少,即如我辈亦当知所警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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