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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端先生


  又有一次是五四运动时,六三以后,大概是民八的六月五日左右吧。北大教授在红楼第二层临街的一间教室里开临时会议,除应付事件外有一件是挽留蔡校长,各人照例说了好些话,反正对于挽留是没有异议的,问题只怎么办,打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却有他自己的特别理由。他说道,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新青年》的反帝反封建的朋友们有好些都在座,但是因为他是赞成挽留蔡校长的,所以也没有人再来和他抬杠。可是后面的一个人出来说话,却无意中闹了一个大乱子,也是一件很好笑的事。这位理科教授姓端,是江苏人,本来能讲普通话,可是他一上讲台去,说了一大串叫人听了难懂,而且又非常难过的话。

  那时天气本是炎热,时在下午,又在高楼上一间房里,聚集了许多人,大家已经很是烦燥的了,这端先生的话虽是个个字可以听得清,可是几乎没有两个字以上连得起来的,只听他单调地断续地说道,我们,今天,今天,我们,北大,今天,北大,我们,如是者略约有两三分钟,不,或者简直只有半分钟也说不定,但是人们仿佛觉得已是很长久,在热闷的空气中,听了这单调的断续的单语,有如在头顶上滴着屋漏水,实在令人不容易忍受。

  大家正在焦燥,不知怎么办才好的时候,忽然教室的门开了一点,有人把刘半农叫了出去。不久就听得刘君在门外顿足大声骂道,“混账”!里边的人都愕然出惊,端先生以为是在骂他,也便匆匆地下了讲台,退回原位去了。这样地会议就中途停顿,等到刘半农回来报告,才知道是怎么的一回事,这所骂的当然并不是端先生,却是法科学长王某,他的名字忘记了,仿佛其中有一个祖字。

  六三那一天,北京的中小学生都列队出来讲演,援助五四被捕的学生,北京政府便派军警把这些中小学生一队队的捉了来,都监禁在北大法科校舍内。各方面纷纷援助,赠送食物,北大方面略尽地主之谊,预备茶水食料之类,也就在法科支用了若干款项。这数目记不清了,大约也不大会多,或者是一二百元吧,北大教授会决定请学校核销此款,归入正式开支之内。

  可是法科学长不允许,于是事务员跑来找刘半农,因为他是教授会的干事负责人,刘君听了不禁发起火来,破口大喝一声,后来大概法科方面也得了着落,而在当时解决了端先生的纠纷,其功劳实在也是很大的。因为假如没有他这一来,会场里会得要发生很严重的结果。看那情形,端先生暂时并无自动停止的意思,而这样的讲下去,听的人又忍受不了,立刻就得会有挺而走险的可能。刘文典也在场,据他日后对人说,其时倘若没有刘半农的那一喝,他就要奔上讲台去,先打一个耳光,随后再叩头谢罪,因为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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