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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的回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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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现在来写留学的回忆,觉得有点不合时宜,因为这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无论在中日那一方面,不是五十岁以上的人不会了解,或者要感觉不喜欢也说不定。但是因为记者先生的雅意不好推却,勉强答应了下来,写这一回,有许多话以前都已说过了,所以这里也没有什么新材料可以加添,要请原谅。 我初到东京的那一年是清光绪三十二年,即明治三十九年,正是日俄战争结束后一年。现在中国青年大抵都已不知道了,就是日本人恐怕也未尝切实的知道,那时日本曾经给予我们多大的影响,这共有两件事,一是明治维新,一是日俄战争。当时中国知识阶级最深切的感到本国的危机,第一忧虑的是如何救国,可以免于西洋各国的侵略,所以见了日本维新的成功,发见了变法自强的道路,非常兴奋,见了对俄的胜利,又增加了不少勇气,觉得抵御西洋,保全东亚,不是不可能的事。中国派留学生往日本,其用意差不多就在于此,我们留学去的人除了速成法政铁道警察以外,也自然都受了这影响,用现在时髦话来说,即是都热烈的抱着兴亚的意气的。 中国人如何佩服赞叹日本的明治维新,对于日俄战争如何祈望日本的胜利,现在想起来实在不禁感觉奇异,率真的说,这比去年大东亚战争勃发的时候还要更真诚更热烈几分,假如近来三十年内不曾发生波折,这种感情能维持到现在,什么难问题都早已解决了。过去的事情无法挽回,但是像我们年纪的人,明治时代在东京住过,民国以来住在北京,这种感慨实在很深,明知无益而不免要说,或者也是可恕的常情罢。 我在东京是在这样的时候,所以环境可以说是很好的了。我后来常听见日本人说,中国留日学生回国后多变成抗日,大约是在日本的时候遇见公寓老板或警察的欺侮,所以感情不好,激而出于反抗的罢。我听了很是怀疑,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并不曾遇见多大的欺侮,而且即使有过不愉快的事,也何至于以这类的细故影响到家国大事上去,这是凡有理知的人所不为的。我初去东京是和鲁迅在一起,我们在东京的生活是完全日本化的。 有好些留学生过不惯日本的生活,住在下宿里要用桌椅,有人买不起卧床,至于爬上壁橱(户棚)去睡觉,吃的也非热饭不可,这种人常为我们所非笑,因为我们觉得不能吃苦何必出外,而且到日本来单学一点技术回去,结局也终是皮毛,如不从生活上去体验,对于日本事情便无法深知的。我们是官费生,但是低级的,生活不能阔绰,所以上边的主张似乎有点像伊索寓言里酸蒲桃的话,可是在理论上我觉得这也是本来很有道理的。我们住的是普通下宿,四张半席子的一间,书箱之外只有一张矮几两个垫子,上学校时穿学生服,平常只是和服穿裙着木屐,下雨时或穿皮鞋,但是后来我也改用高齿屐(足驮)了。一日两餐吃的是下宿的饭,在校时带饭盒,记得在顺天堂左近东竹町住的时候,有一年多老吃咸甜煮的圆豆腐(雁拟),我们大为惶恐,虽然后来自家煮了来吃也还是很好的。 这其实只是一时吃厌了的缘故,所以有这一件笑话,对于其他食物都是遇着便吃,别无什么不满。点心最初多买今川小路风月堂的,也常照顾大学前的青木堂,后来知道找本乡的冈野与藤村了,有一回在神田什么店里得到寄卖的柿羊羹,这是大垣地方的名物,装在半节青竹里,一面贴着竹箬,其风味绝佳,不久不知为何再也买不到了,曾为惋惜久之。总之衣食住各方面我们过的全是日本生活,不但没有什么不便,惯了还觉得很有趣,我自己在东京住了六年,便不曾回过一次家,我称东京为第二故乡,也就是这个缘故。鲁迅在仙台医学校时还曾经受到种种激刺,我却是没有。说在留日时代会造下抗日的原因,我总深以为疑,照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看,相信这是不会有的。 但是后来却明白了。留学过日本的人,除了只看见日本之西洋模拟的文明一部分的人不算外,在相当时间与日本的生活和文化接触之后,大抵都发生一种好感,分析起来仍不外是这两样分子,即是对于前进的新社会之心折,与东洋民族的感情的联系,实亦即上文所云明治维新与日俄战争之影响的一面也。可是他如回到本国来,见到有些事与他平素所有的日本印象不符的时候,那么他便敏捷的感到,比不知道日本的人更深的感觉不满,此其一。 还有所谓支那通者,追随英美的传教师以著书宣扬中国的恶德为事,于记述嫖赌雅片之外,或摘取春秋列国以及三国志故事为资料,信口谩骂,不懂日文者不能知,或知之而以为外国文人之常,亦不敢怪,留学生则知日本国内不如此,对于西洋亦不如此,便自不免心中不服,渐由小事而成为大问题矣,此其二。本来一国数千年历史中,均不乏此种材料,可供指摘者,但君子自重,不敢为耳。古人云,蚁穴溃堤。以极无聊的琐屑事,往往为不堪设想的祸害之因,吾人经此事变之后,创巨痛深,甚愿于此互勉,我因为回忆而想起留学抗日生之原因,故略为说及,以为愚者一得之献也。 我在东京住过的地方是本乡与麻布两处,所以回忆中觉得不能忘记的也以这两区的附近为多。最初是在汤岛,随后由东竹町转至西片町,末了远移麻布,在森元町住了一年余。我们那时还无银座散步的风气,晚间有暇大抵只是看夜店与书摊,所以最记得的是本乡三丁目大学前面这一条街,以及神田神保町的表里街道。从东竹町往神田,总是徒步过御茶之水桥,由甲贺町至骏河台下,从西片町往本乡三丁目,则走过阿部伯爵邸前的大椎树,渡过旱板桥(空桥),出森川町以至大学前。这两条路走的很熟了,至今想起来还如在目前,神保町的书肆以及大学前的夜店,也同样的清楚记得。 住在麻布的时候,往神田去须步行到芝园桥坐电车,终点是赤羽桥,离森元町只有一箭之路,可是车行要三十分钟左右,走过好些荒凉的地方,颇有趁火车之感,也觉得颇有趣味。有时白昼往来,则在芝园桥的前一站即增上寺前下车,进了山门,从寺的左侧走出后门,出芝公园,就到寓所,这一条路称得起城市山林,别有风致,但是一到傍晚后门就关上了,所以这在夜间是不能利用的。我对于这几条道路不知怎的很有点留恋,这样的例在本国却还不多,只有在南京学校的时候,礼拜日放假往城南去玩,夜里回来,从鼓楼到三牌楼马路两旁都是高大的树,浓阴覆地,阒无人声,仿佛随时可以有绿林豪客撺出来的样子,我们二三同学独在这中间且谈且走,虽是另外一种情景,却也还深深记得,约略可以相比耳。 我留学日本是在明治末期,所以我所知道,感觉喜欢的,也还只是明治时代的日本。说是日本,其实除东京外不曾走过什么地方,所以说到底这又只是以明治末年的东京为代表的日本,这在当时或者不妨如此说,但在现今当然不能再是这样了。我们明白,三十几年来的日本已经大有改变,进步很大,但这是论理的话,若是论情,则在回想里最可念的自然还是旧的东京耳。 民国二十三年夏天我因学校休假同内人往东京闲住了两个月,看了大震灾后伟大的复兴,一面很是佩服,但是一面却特地去找地震时没有被毁的地区,在本乡菊坂町的旅馆寄寓,因为我觉得到日本去住洋房吃面包不是我的本意。这一件小事可以知道我们的情绪是如何倾于守旧。我的书架上有一部《东京案内》,两大册,明治四十年东京市编纂,裳华房出板的,书是很旧了,却是怀旧的好资料。在这文章写的时候,拿出书来看着,不知怎的觉得即在大东亚战争之下,在东亚也还是“西洋的”在占势力,于今来写东洋的旧式的回忆,实在也只是“悲哀的玩具”而已。 壬午小寒,于北京。 (《留日同学会季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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