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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杂学十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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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心理,这于我益处很大,我平时提及总是不惜表示感谢的。从前在论自己的文章一文中曾云: “我的道德观恐怕还当说是儒家的,但左右的道与法两家也都有点参合在内,外边又加了些现代科学常识,如生物学人类学以及性的心理,而这末一点在我更为重要。古人有面壁悟道的,或是看蛇斗蛙跳懂得写字的道理,我却从妖精打架上想出道德来,恐不免为傻大姐所窃笑吧。”本来中国的思想在这方面是健全的,如《礼记》上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又《庄子》设为尧舜问答,嘉孺子而哀妇人,为圣王之所用心,气象很是博大。但是后来文人堕落,渐益不成话说,我曾武断的评定,只要看他关于女人或佛教的意见,如通顺无疵,才可以算作甄别及格,可是这是多么不容易呀。 近四百年中也有过李贽王文禄俞正燮诸人,能说几句合于情理的话,却终不能为社会所容认,俞君生于近世,运气较好,不大挨骂,李越缦只嘲笑他说,颇好为妇人出脱,语皆偏谲,似谢夫人所谓出于周姥者。这种出于周姥似的意见实在却极是难得,荣启期生为男子身,但自以为幸耳,若能知哀妇人而为之代言,则已得圣王之心传,其贤当不下于周公矣。我辈生在现代的民国,得以自由接受性心理的新知识,好像是拿来一节新树枝接在原有思想的老干上去,希望能够使他强化,自然发达起来,这个前途辽远一时未可预知,但于我个人总是觉得颇受其益的。这主要的著作当然是蔼理斯的《性的心理研究》。 此书第一册在一八九八年出版,至一九一〇年出第六册,算是全书完成了,一九二八年续刊第七册,仿佛是补遗的性质。一九三三年即民国二十二年,蔼理斯又刊行了一册简本《性的心理》,为现代思想的新方面丛书之一,其时著者盖已是七十四岁了。我学了英文,既不读沙士比亚,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但是可以读蔼理斯的原著,这时候我才觉得,当时在南京那几年洋文讲堂的功课可以算是并不白费了。性的心理给予我们许多事实与理论,这在别的性学大家如福勒耳,勃洛赫,鲍耶尔,凡特威耳特诸人的书里也可以得到,可是那从明净的观照出来的意见与论断,却不是别处所有,我所特别心服者就在于此。 从前在《夜读抄》中曾经举例,叙说蔼理斯的意见,以为性欲的事情有些无论怎么异常以至可厌恶,都无责难或干涉的必要,除了两种情形以外,一是关系医学,一是关系法律的。这就是说,假如这异常的行为要损害他自己的健康,那么他需要医药或精神治疗的处置,其次假如这要损及对方的健康或权利,那么法律就应加以干涉。这种意见我觉得极有道理,既不保守,也不急进,据我看来还是很有点合于中庸的吧。说到中庸,那么这颇与中国接近,我真相信如中国保持本有之思想的健全性,则对于此类意思理解自至容易,就是我们现在也正还托这庇荫,希望思想不至于太乌烟瘴气化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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