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录一六八道路的记忆二

一六八道路的记忆二

　　我是从民国十一年才进燕京大学去教书，至二十年退出，在这个期间我的住处没有变动，但是学校却搬了家，最初是在崇文门内盔甲厂，乃是北京内城的东南隅，和我所住的西北城正成一条对角线，随后迁到西郊的海甸，却离西直门很远，现今公共汽车计有十站，大约总有十几里吧。但是当初在城里的时候，这条对角线本来也不算近，以前往北大去曾经试验步行过，共总要花一个钟头，车子则只要三十分钟，若是往燕大去车子要奔跑一个钟头，那么是北大的二倍了。

　　我在那边上课的时间都是排在下午，可以让我在上午北大上完课之后再行前去，中午叫工友去叫一盘炒面，外带两个“窝果儿”即是氽鸡子来，只要用两三角钱就可以吃饱，但是也有时来不及吃，只可在东安市场买两个鸡蛋糕的卷子，冬天放下车帘一路大吃，等得到来也就可以吃完了。从北大走去，那条对角线恰是一半，其路线则由汉花园往南往东，或者取道北河沿，或者由翠花胡同出王府大街，反正总要走过东安市场所在的东安门的。

　　说起东安门来也有复辟时记忆留着，那朝西北的门洞边上有着枪弹的痕迹，即是张勋公馆的辫子兵所打出来的，不过现在东安门久已拆除，所以这些遗迹已全然不见了。自东安市场以至王府井大街，再往东便是东单牌楼了，那是最为繁盛的地方，买什么东西都很方便，那时虽然不再走过前门，可是每星期总要几回走过东单，就更觉得便利了。东单牌楼往南走不多远，就得往东去，或在苏州胡同拐弯再转至五老胡同，或者更往南一点进船板胡同钓饵胡同，出去便是沟沿头，它的南端与盔甲厂相接。说也奇怪，这北京东南的地方在我却是似曾相识，因为在五年前复辟的时候，我们至东城避难，而这家旅馆乃是恰在船板胡同的陋巷里。

　　我们在那里躲了几天，有时溜出去买英文报看，买日本点心吃，所以在附近的几条胡同里也徘徊过，如今却又从这里经过，觉得很有意思。我利用来东城的机会，时常照顾的是八宝胡同的青林堂日本点心铺，东单的祥泰义食料铺，买些法国的蒲桃酒和苦艾酒等。傍晚下课回来，一直要走一个多钟头，路实在长得可以，而且下午功课要四点半钟才了，冬天到了家里要六点钟了，天色已经昏黑，颇有披星带月之感，幸而几年之后学校就搬了家，又是另外一种情形了。

　　燕京大学的新校址在西郊篓斗桥地方，据说是明朝米家的花园叫做勺园，不过木石均已无复存留，只有进门后的一座石桥，大概还是旧物吧。现在已改为北京大学，建筑已很有增加，但是大体上似乎还无什么改变。往海甸去的道程已有许多不同吧，就当时的状态来说，有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十月三十日所写的一封通信，登在《语丝》上面，题曰“郊外”，可以看见其时北京的一点情形，今抄录于下：

　　“燕大开学已有月余，我每星期须出城两天，海甸这一条路已经有点走熟了。假定上午八时出门，行程如下，即十五分高亮桥，五分慈献寺，十分白祥庵南村，十分叶赫那拉氏坟，五分黄庄，十五分海甸北篓斗桥到。今年北京的秋天特别好，在郊外的秋色更是好看，我在寒风中坐在洋车上远望鼻烟色的西山，近看树林后的古庙以及河边一带微黄的草木，不觉过了二三十分的时光。

　　最可喜的是大柳树南村与白祥庵南村之间的一段S字形的马路，望去真与画图相似，总是看不厌。不过这只是说那空旷没有人烟的地方，若是市街，例如西直门外或海甸镇，那是很不愉快的，其中以海甸为尤甚，道路破坏污秽，两旁沟内满是垃圾以及居民所倾倒出来的煤球灰，全是一副没人管理的地方的景象。街上三三五五遇见灰色的人们，学校或商店的门口常贴着一条红纸，写着什么团营连等字样。这种情形以我初出城时为最甚，现在似乎少好一点了，但是还未全去。我每经过总感到一种不愉快，觉得这是占领地的样子，不像是在自己的本国走路，我没有亲见过，但常常冥想欧战时比利时等处或者是这个景象吧。

　　海甸的莲花白酒是颇有名的，我曾经买过一瓶，价贵而味仍不甚佳，我不喜欢喝它。我总觉得勃阑地最好，但是近来有什么机制酒税，价钱大涨，很有点买不起了。——城外路上还有一件讨厌的东西，便是那纸烟的大招牌。我并不一定反对吸纸烟，就是竖招牌也未始不可，只要弄得好看一点，至少也要不丑陋，而那些招牌偏偏都是丑陋的。把这些粗恶的招牌立在占领地似的地方，倒也是极适合的罢？”

　　那时候正是“三一八”之年，这时冯玉祥的国民军退守南口，张作霖的奉军和直鲁军进占北京，上面所说便是其时的情形，也就是上文说过的履霜坚冰至的时期了。

　　我在燕京前后十年，以我的经验来说，似乎在盔甲厂的五年比较更有意思。从全体说起来，自然是到海甸以后，校舍设备功课教员各方面都有改进，一切有个大学的规模了，但我觉得有点散漫，还不如先前简陋的时期，什么都要紧张认真，学生和教员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我觉得在燕大初期所认识的学生中间有好些不能忘记的，过于北大出身的人，而这些人又不是怎么有名的，现在姑且举出一个已经身故的人出来，这人便是画家司徒乔。他在民国十四年六月拟开一次展览会，叫我写篇介绍，我是不懂画和诗的，但是写了一篇《司徒乔所作画展览会的小引》在报上发表了，其词曰：

　　“司徒君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他性喜作画，据他的朋友说，他作画比吃饭还要紧。他自己说，他所以这样的画，自有他不得不画的苦衷，这便因为他不能闭着眼睛走路。我们在路上看见了什么，回来就想对朋友说说，他也就忍不住要把它画出来。我是全然不懂画的，但他作画的这动机我觉得还能了解，因为这与我们写文章是一致的。司徒君画里的人物大抵是些乞丐，驴夫和老头子，这是因为他眼中的北京是这样，虽然北京此外或者还有别的好东西，大家以为好的物与人。

　　有一天，我到他宿舍里去，看见他正在作画，大乞丐小乞丐并排着坐在他的床沿上——大的是瞎了眼的，但听见了声音，赶紧站了起来。我真感觉不安，扰乱了他们正经工作。我又见到一张画好了的老头儿的头部，据说也是一个什么胡同的老乞丐，在他的皱纹和须发里真仿佛藏着四千年的苦辛的历史。我是美术的门外汉，不知道司徒君的画的好坏，只觉得他这种作画的态度是很可佩服的。现在他将于某日在帝王庙展览他的绘画，我很愿意写几句话做个介绍，至于艺术上的成就如何，届时自有识者的批判，恕我不能赞一辞了。”

　　那时他的宿舍也就是在盔甲厂附近的一间简陋的民房，后来在西郊建起新的斋舍，十分整齐考究，可是没有那一种自由，他也没有在那里念书了。民国廿三年（一九三四）他外游归来，回到北京来看我，给我用炭画素描画了一幅小像，作我五十岁的纪念，这幅画至今保存，挂在旧苦雨斋的西墙上，我在燕大教书十年，得到这一幅画作纪念，这实在是十分可喜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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