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回想录一四二吗嘎喇庙

一四二吗嘎喇庙

　　民国十二三年便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我们在北大里的一群人，大抵是在文科里教书的那些日本留学生，对于中日问题的解决，还有些幻想，所以在对日活动上也曾经努力过，可是后来都归于徒劳，终是失败了事。这一群人有陈百年，他是光复会的旧人，从前同了龚未生两人一直跟着陶焕卿跑，在焕卿著《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的时候，二人都列名校对，未生别号是“独念和尚”，百年则称为“悠悠我思”，这与著书的“会稽先生”是相对成趣，鲁迅所时常引为谈助的。

　　此外是沈尹默，他虽然不是留东学生，可是在这团体里很有势力，算是捏鹅毛扇的，因此朋友们就奉尊号称之为鬼谷子，而实际奔走联络的则是张凤举，他本名张定璜，是京都帝大的学生，后来当国民政府的驻日代表团员，现在就一直住在日本。还有两个人乃是马幼渔和我，本来还有朱希祖钱玄同，但玄同或者因为在北大只是讲师的关系，所以除外了，朱希祖不晓得因为什么，也不去拉他，其实他们倒是民报社听讲的人，即此可见“正人君子”的某籍某系的话是胡乱造谣罢了。

　　学校方面当初找我们几个人，商谈一下退还庚子赔款的事情。当年组织联军的八国向中国强要了去莫大的赔款，可是后来又由美国发起，退还给中国，用在教育文化事业上面，这于文化侵略是最有效力的。俄国于第一次欧战之后就完全放弃了，英法各国也相继声明退还，其中只是日本做得顶不漂亮，他不好意思说不退，可是退又是实在舍不得，所以经过好几年的曲折，成立了一个什么“对支文化事业委员会”，后来修正成为“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是属于他们内阁的一个机关，这事是在几年之后，那时中国只能放手不管，由他们自己去搞了。这是后话，且说其时还什么都没有头绪，我们便是我和张凤举同去日本公使馆找吉田参事官一谈，当时所谈只是公事，这是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三日的事，但是由于这回的访问，渐渐相识，遂于九月二十日在吉田处与坂西诸人相会，商量组织“中日学术协会”，为他日协商的地步。日记上只简单的记着：

　　“二十日晴，下午往燕大上课，四时后往访凤举，至正昌饮茶，同往吉田君宅晚餐，来者坂西，土肥原，今西，泽村，及北大同人，共十六人，十一时散。”坂西利八郎是日本的陆军中将，一向在北京为北洋政府的军事顾问，是个有名的“支那通”，土肥原贤二那时候还是少佐，是他的帮手，坂西用中国话介绍说，“这是我的伙计”，是后来“侵华”的罪魁祸首，在巢鸭监狱里同了别的战犯一起明正典刑的，不过在那时候还看不出什么来，只是觉得在老奸巨猾的坂西旁边，显得乡下老似的土头土脑，其实后来他的鬼计百出，终于弄得一败涂地，也何尝不是他的笨拙的证据呢。

　　今西龙是研究朝鲜语的，泽村则是讲美术史的，都是东京大学的教授，那时逗留在北京，这里只是来作陪客的罢了。这回宴会不久之后，中日学术协会便告组织完成了，里边的主干在日本方面是坂西和土肥原，土肥原还有一个他的“伙计”，叫方梦超，大概是安徽桐城人，乃沈尹默的亲戚，此外由坂西去拉了些在北京政府各部里做顾问的日本人来充数，都是无关紧要的了。

　　中国方面是张凤举，他同坂西后来被选作“干事”，其余的人便都是具员而已，这些人是陈百年，马幼渔，沈尹默和我，此外坂西还想拉李守常，可是不成功。他们的人选是要取北大人里多少和国民党有渊源者，但是对于我却有点看错了——北伐的时节，沈尹默张凤举和萧子升组织了特务委员会，很替国民党出过力，后来登记党员，凤举替我和徐耀辰都报了名，但是我们敬谢不敏，没有去应笔试与口试。

　　日本人的用意是，那时北洋政府已是完全无望，眼见国民政府的北伐将要成功，便想来找个桥梁，过去和国民党接洽。据张凤举所说，坂西表示中日谈判很是乐观，因为二十一条本未成立，当然可以破弃，即租界等问题亦可让步，日本所希望者只在保留因日俄战争所得的权利，这些权利取自帝俄，并非由中国夺取，这种辩解虽是强词夺理，但出自日本军人之口，也可以说是难得了。但是不久也觉得这样谈判未必可能得中国的认可，所以又复转为强硬政策，于是中日谈判显然无望，而中日学术协会这种组织也就自然归于消灭了。

　　中日学术协会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四日宣告成立，查旧日记于那一天项下记着道：

　　“下午三时至西四帝王庙，赴中日学术协会成立之会，会员共十八人，交入会金十元，会费五元。归家已晚。”这一笔钱就交给干事，作为开办的费用，在东城吗嘎喇庙租了一间大屋，算作学术协会的会所，当时坂西就笑着说：“我们怎么配说学术二字，但是招牌却不得不这样挂。”每月规定开一次常会，平常多借用北大第二院的会议厅，唯有遇到招待客人或接收会员等事，才在吗嘎喇庙里聚会。

　　会章像煞有介事的有严格的规定，凡接收会员，须经到场会员全体通过，以黑白棋子表示赞否，凡投票时如有一个黑子即属无效。会员本来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但是这条规则却也发生了一次效力，被否决的人是西本愿寺管长大谷光瑞，这黑子乃是张凤举所投的。这协会自十一月十一日在北大第二院开了第一次的常会，大概维持了将有一年的光景，看看中日形势没有什么好转，特别是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溥仪出宫以后，日本的汉字新闻《顺天时报》更是兴风作浪的胡闹，感觉到协会再弄下去的无意义，遂于十一月十日写了一封出会声明书寄去，因此这有名无实的所谓学术协会也就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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