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豆集·关于邵无恙_周作人

关于邵无恙

　　《越缦堂日记》光绪八年十月十七日条下云：

　　“光甫来，以近刻邵无恙《梦余诗钞》见贻。无恙名，吾邑龙尾山人，乾隆□□举人，知江苏桃源阜宁等县，以事落职归。邵氏世以诗名，余家旧有无恙《名媛杂咏》，自皇娥至明秦良玉，诗皆七绝，各有小序，写刻精工，诗亦甚佳，经乱失之。集向未刻，有手抄八卷，在其门人常山梁钺所，梁以嘉庆戊午举人，官诸暨县丞，至咸丰癸丑梁年已八十，以集付天津张鹤宾，至光绪丁丑，天津沈兆淇始刻为两卷，共五百五十余首。以乾隆间越人更五朝而刻于燕沽，文字之传，固有数也。其诗秀朗，多情至语，亦乡邦风雅所系，故备述之。”

　　又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条下云：

　　“阅吾乡邵无恙《梦余诗钞》。其《述怀》五古三首，《忆花树》五古三首，皆至性蔼然，诗亦清老，《风篁岭》一首，《龙井》一首，秀炼似岑嘉州，近体尤多明秀之作，最爱其《出白门》一绝，淡远自然，可入唐贤三昧。邵氏世居龙尾山之石湖，岩壑清疏，故其诗善言越中风景，如《忆村居》四首云云，一何清绮，足令久旅增感，羁目暂娱。”

　　我很有运气，邵氏的著作居然得到了三部。其一是《历代名媛杂咏》三卷，乾隆壬子（一七九二）年刻本。其二是《镜西阁诗选》八卷，道光庚寅（一八三〇）年碧城仙馆刻本。其三是《梦余诗钞》稿本八卷，即李氏所说光绪丁丑刻二卷本的原底本也。三种之中《杂咏》较为易得，虽然汪允庄女士在《自然好学斋诗集》卷八《书镜西阁集后》之九注中已云：“先生尝著《名媛杂咏》绝句三百首，今板已散佚。”

　　数年前我曾从上海搜得一部，旋赠给友人，后又在北平隆福寺买到一部白纸的，似世间尚多流传。《镜西阁诗选》颇少见，李越缦云集向未刻，梁石川亦未知，稿本梁跋署咸丰癸丑（一八五三），距道光庚寅已二十三年后矣。是时梁石川已归常山，唯从邵氏嗣君接到稿本时系在诸暨县丞署，离杭州不远，据云时在道光丙申丁酉之交，即庚寅后六年，乃竟不知镜西阁之刻，殊不可解，岂当时消息不易通，抑或流传之不广耶，均未可知也。

　　《镜西阁诗选》题云陈文述编，而实盖出其子妇汪允庄手，陈序述刻集的经过有云：

　　“君之识余也，余子裴之甫在襁褓，君生平交游结纳岂无一二知己，乃残缣断简一再散佚，而掇拾裒辑转成于寒闺嫠妇之手，既请于余，复乞助于余内弟龚君绣山，端侄小米，及闺友席怡珊夫人，并质钗珥以资手民，始成此集，以供海内骚坛题品也。”

　　盖慨乎其言之，但天下事无独有偶，刻《梦余诗钞》亦另有一段因缘，令越缦发文字之传固有数也之叹。梁跋云：

　　“师谢世后家计益窘，哲嗣一人援例得少尹，分发无资。诗稿二册，吾师生平著作亲笔自书者，少尹携至诸暨丞署，欲凑办分发，钺官卑禄薄，仅竭力致赆，而是诗遂留以授钺，时在道光丙申丁酉之交。尊藏多年，幸未损伤，自叹年届八旬，风烛在即，无人付托，癸丑夏将此卷托于津门张鹤宾名毓芳，博雅端人，工书法，精铁笔，有嗜古之癖，此诗得所依归，不至湮没。”

　　光绪丙子（一八七六）付刻时有梅宝璐序云：

　　“诗本藏常山梁石川先生钺手，先生为明府高足，久欲刊传以报师德，讵奈妙手空空，（案梁梅二君古文均不甚佳，忍不住要批评一句。）年衰难待，不获已寄托于津门张君鹤宾手，并缀跋语以志原委。时鹤宾安砚常山鹾馆，咸丰癸丑秋粤逆北犯，遂避乱旋津，所遗书卷被人干没，余物皆不惜，唯《梦余诗钞》以受梁公重托，恒悒悒不去诸怀，乱后访求得耗，复出重资将此卷赎出，计今藏之又廿有余年。鹤宾急欲报知己而阐先型，嘱余代为选订，冀筹诸同志，先付手民。……篇中皆明府手订，何忍擅自芟裁，特恐力有未周，谨于八卷中择录过半，计古近体四百七十首。世叔沈竹生先生兆淇，八十老人也，闻而义之，披阅一过，慨然曰，是不可以久湮，愿独力刊传，以副鹤宾殷殷不忘梁公重托之至意。”

　　梁张沈三公都很有古道，可谓三难并矣。唯邵无恙两种诗集的刊行一样的经过些波折，后来也一样的少见，很有点奇怪。光绪丁丑年的天津刻本我在北京迄未遇见过，现在碰着这部原稿固然亦复佳，却是价不廉，不佞未免有乡曲之见平常喜欢搜集一点越人著作，但出不起重资，而此在我的收藏里要算是例外之一了。

　　《梦余诗钞》全部共诗九百十首，《镜西阁诗选》则有一千另九十首。但《诗钞》有嘉庆己巳（一八〇九）自序，一至七卷平均每卷百二十首，第八卷只六十首，盖确系自编本，又虽不编年而其诗似均按年代记录，是其长处，至于两本异同顷尚未暇细较。这里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两者的来源的问题。据陈云伯序中云：

　　“乞得先生生平所作诗十余册，破十余昼夜，录十四五。”

　　案此在嘉庆戊午之前，当为丁巳（一七九七）年。又云：

　　“方余之期君渡江也，（案时为己未年，）舟中遭胠箧失其稿本，仅存罢官后数卷，后亦间有所作，均为公子民怀携至中州，及民怀南归卒于舟次，稿本又复散佚。外舅龚快哉先生君内兄也，端乞求诸其家，就余旧本校讹补缺，重为编辑，始成今本。”

　　据这里所说，稿本早已完全散佚了，虽然“其家”（当然不是龚家而是邵家吧？）似乎还有可据以校补的东西，不过没有说得明白。但是《诗钞》有自序，题嘉庆己巳正月，盖邵氏物故的前一年，末云，“编录所存，辄不禁涕之交颐也。”

　　可见这是他自己的编订本。梁跋说明系亲笔自书者，他们既是师弟关系，这自然不至于有错，而其来源又很的确，所谓哲嗣虽未说出名号，必是民怀无疑，盖据陈云伯所作传云：“子一，恩。”

　　民怀即恩的台甫，邵氏只有这一个儿子，此外大约本来还有，但看诗中所记都已早殇了。可是这里就有了问题。梁石川在道光丙申丁酉之交从少尹得到诗稿，事在《镜西阁诗选》刻成后六七年，《诗选》的陈序里却已说民怀南归卒于舟次云云，事实便不相合。我想陈云伯对于邵家的事也是不见得会弄错的，或者梁石川老年记错了年月，原来是道光甲申乙酉之交吧？无论如何陈梁二君的话总合不起来，一个说稿本都已散佚，一个又明明藏着亲笔的稿本，而汪允庄乞龚快哉求诸其家的时候似乎也没有拿出来，因为这里边有篇自序是很重要的，不然总当收到《诗选》里去罢。这中间有什么事情存在，我们现在是不得而知了。

　　邵无恙与袁子才的关系到底怎样，这也是一个不易明白的问题。陈云伯撰传中云：

　　“时袁大令枚居金陵以诗文雄长海内，君以诗示之，所论不中肯綮，乃不复与谈，亦不再示人。”

　　又《镜西阁诗选》书后云：

　　“梦余在江左尝录其精诣一册呈随园，随园所评不尽当，因以为世无知己，不复出以示人。”

　　汪允庄题诗之一注云：

　　“先生存日尝以诗谒随园，鉴别无当，遂不复示人，故时罕知之。”

　　陈云伯在《诗选》序中亦云：

　　“山阴邵梦余先生于诗致力甚深而名未著，时随园为海内龙门，先生以诗质之，论不合，遂秘所作，绝不示人，谓世无知己，不当复议此事。”

　　以上所说大约是出于同一根源，虽然总是事出有因，实在却似乎未必完全如此。《随园诗话》卷八云：

　　“戊申春余阻风燕子矶，见壁上题云，一夜山风歇，僧扫门前花。又云，夜闻椓杙声，知有孤舟泊。喜其高淡，访之乃知是邵明府作，未几以诗见投，长篇不能尽录，记竹枝云，送郎下扬州，留侬江上住，郎梦渡江来，侬梦渡江去。若耶湖水似西泠，莲叶波光一片青，郎唱吴歌侬唱越，大家花下并船听。（案莲叶《诗选》作月映，《诗钞》作月色。）又梦中得句云，涧泉分石过，村树接烟生，皆妙。邵名，字无恙，山阴人。”

　　又补遗卷五云：

　　“颜鉴堂希源有《百美新咏图》，邵无恙亦有《历代宫闱杂咏图》，皆乞余为序，余衰老才尽，作散骈两体文以应之。”

　　随园的骈文序至今在《杂咏》卷首，就是在诗集里也多提到随园，似乎感情并不坏的样子。《诗选》卷五有《简袁简斋先生》七律一首，（查《诗钞》稿本无此诗，）末联曰，“十载怀中藏一刺，爱才终向孔融投。”

　　注云：

　　“余未识先生，先生见余题燕子矶永济寺诗，极口推许，并录入诗话。”

　　又卷六有《怀人感旧诗》二十二首，其四即袁简斋，（《诗钞》共有诗三十首，此为第五，）颇致推崇，如云：“曾烦泮巷寻三径，（《诗钞》三作幽，有注云，余寓白下泮巷西偏。）不到随园已五年。”

　　则亦颇有交谊，固不仅集中诗酒唱酬可为证据也。卷八《读小仓山房诗集书后》有云：“盖棺新论多嫌刻，（注云，近有目以诗妖者。）量斗奇才少角雄。”

　　态度殊为公正，末云：“苏门尚起横流叹，不请删诗竟负公。”

　　注云：

　　“荷塘曾以《小仓山房全集》嘱余选其最胜者，于七千余首中得百三十余篇，荷塘叹曰，今日乃见小仓真面目矣。余屡欲请先生自为删定全集，仿《渔洋精华录》之例，卒卒未果也。”

　　在这一节里更明显的看出他的态度，他与随园论诗意见或者不合一，但是他承认随园的才与气魄，说他没有一点知己之感也并不然，即使他未肯承认随园知诗，如自序中不说及是也。据我想这未必是“不复示人故时罕知之”，但邵无恙的诗的确时运蹭蹬，刊刻不易，流传不广，知道的也很少，真是奇怪。陶凫亭编《全浙诗话》五十四卷，邵无恙只有一条，即是《随园诗话》。商宝意选《越风》三十卷，并没有邵无恙，虽然他们原是相识，《诗钞》稿本卷四有《戏和商宝意先生横陈图》二首，以前后年月考之当在乾隆壬子年，即《名媛杂咏》付梓时也。无恙之祖廷镐著有《姜畦诗集》六卷，邵氏诗中亦常提及，《全浙诗话》亦根据随园记其咏廿四堆的一条，却只题曰“邵姜畦，名未详”。这《姜畦诗集》寒斋亦有收藏，却如此不为世所知，殊不可解。邵氏世以诗名，而祖孙文字之缘同一的悭，岂亦数耶？

　　《镜西阁诗选》陈云伯序云：“梦余先生既殁之二十年为今道光十年。”

　　道光十年庚寅，计二十年前当为庚午，即嘉庆十五年（一八一〇）。又传云卒年六十一。查《梦余诗钞》自序云：“入此岁来，年六十矣。”

　　时为嘉庆己巳（一八〇九），次年为庚午，正与上文所说相合。案推算其生年当在乾隆十五年庚午，即西历一七五〇年也。

　　民国廿五年八月二十日，于北平知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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